摘要在观看话剧《生死场》中，二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他与其他农民的身份形象完全不同，台词少而精致，每一次出场读给观众很多的意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物。但是回顾小说《生死场》，就会发现二爷在小说里的戏份很少，被错杀和为赵三说好话几乎不足以成为一个完整的情节。本文试图从话剧和小说里两个“二爷”的形象入手，通过分析二爷形象的变化，结合两个“二爷”的创作时代了解两部《生死场》的艺术特色以及两位作者的个人风格。

关键词生死场 经典改编 田沁鑫 话剧

一．小说和话剧：两个二爷

（一）.小说里的二爷

小说《生死场》中二爷是以“刘二爷”的名称出现，代表村民们的东家，但具体是不是少东家仍然不能确认。从村民们的嘴里可知，他对地租的态度是蛮横的“非加不可”，并且训斥村民“你们还要造反？不滚蛋，你们的草堆就要着火！”。村民们都以“恶棍”、“恶祸”称呼他。

小说里的刘二爷仅仅存在与于村民的口中，直接出场次数很少。与他相关的仅仅有加租、帮赵三说情、收了王婆的钱等少量情节。

二爷在小说中形象极为恶劣，他因为过多剥削被村民们诅咒和谋杀，即使是为赵三说情也马上向赵三要钱毫无人情味，残忍自私至极，在抗日相关的情节里也没有出现过。

（二）.话剧里的二爷

话剧里的二爷则大有改观。在1999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的话剧《生死场》里，这个人物由马书良扮演，这位二爷身穿黑色长袍，戴小黑帽，里穿脸上涂白抹红，说话语速温和慈祥，极具乡绅特色。

1.形象细化

田沁鑫在话剧中对二爷形象进行了再创作。具体化了小说中已有的情节，加租和说好话。在第一幕的蒙太奇中，二爷以加租者的形象登场，强迫赵三加租，而且被赵三说要整死自己的话“乐得眼泪直流，掏出大手帕抹着眼睛”。二爷在众人为“二爷”送葬的时候出现，看到王婆在为人送葬的时候穿红衣服，又一次“乐得眼泪直流，用大手帕抹眼睛”。乐得眼泪直流，用大手帕抹眼睛的二爷形象由此已经在观众中初步树立。

在细化的情节里，二爷为了赵三向警察求情，此处则展现出了他即为精明世故但是又富有人情味的一面。警察与二爷为了赵三的命讨价还价，二爷一口咬定只给五块，并说“这人就值这个价”。关于二爷的价值观的细节非常值得推敲。虽然二爷本身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赎买赵三，并且将赵三的生命用金钱规定为“五块”，但是相比村民们的麻木，他是整个故事里最了解生命价值的人。

剥削者最了解生命的价值，劳动者却处于一片麻木与混沌中，二爷形象的二次创作引出了这个有趣问题。

2.增加情节：追赶胡子、为二里半念信、送赵三酒、首先抗日

在赵三的的回忆中，王婆说到，“秋末，二爷他们嚷着逮胡子”。这个细节说明二爷也承担了一部分维护乡村秩序的责任。

在话剧第五段落的开头，二爷在为二里半念信，顺便表达了对二里半子女的关心，但是马上又因为二里半反映慢、没有表示感激而恼怒起来，赶走了二里半。

由此，二爷形象进一步丰富起来，二爷识字而且为农民念信，并且有意突出自己对村里的了解与体谅以彰显仁义。此时加租的二爷已经让位于“地东地户”的二爷，而这种“地东地户”关系似乎也超过了剥削与被剥削，带有一些人情味。但是下一刻，二爷因为没得到二里半的赞誉就恼怒起来，赶走了二里半。这个情节刻意追求冲突与意外，略显突兀，但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地东地户”关系的不平等与脆弱性。

二爷为二里半念信的情节结束之后，二爷便遭遇了日本侵略者，并且严厉拒绝了他们白吃白住的要求，最后在抵抗中被日本人打死。

这是一个荒诞的情节，代表统治阶级的二爷为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东家威望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要求，但是却被日本人打死。这与二爷之前说过的“日本要打来了，恐怕就我这么仁义了”相吻合，也与同时在台上的二里半对有钱人平日放炮的感慨相对比，组成了强烈的荒诞和讽刺。

二．两个二爷形象的探究

（一）原作中二爷形象：生死场上的幽灵

由于原作中与二爷相关的并不多，是地主阶级的象征，很少有正面描写，多半以类似幽灵的形象模糊地出现在整个故事之中，盘旋在各色人物的头上，进一步加剧村民的苦难，成为“生死场”上一个个生死循环的重要起因。

①小说情节推动的动因。

小说《生死场》里经常提到人们的饥饿、被剥削和反抗。这些都与徘徊在东北大地上空的二爷们直接相关。小说中有与话剧相同的村民反抗加租的情节，还有地主的直接剥削使得王婆赵三家失去了耕牛，赵三与平儿被迫亲自耕地，赵三最后不得不放弃种田以编织鸡笼为生。

②单纯的统治阶级符号

小说中提到的地主阶级及其险恶。地主阶级虽然只是影子，但是是人们苦难的根源。除了粗暴的收租之外并没有在抗日等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更没有像话剧生死场一样为不识字村民念信，也没有提供封建礼教之外的庇护。村民们与地主阶级的利益直接相关，但是地主一般不介入村民们的日常生活。

（二）.二爷形象的丰富：庇护者与“抗日”先驱

从小说到话剧，二爷形象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从一个模糊的凶恶的影子转为了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人物形象。以二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变成了整个“生死场”之上的一个庇护者。

1.统治阶级意象的丰富

二爷象征着财富、力量，也象征着统治阶级。他是整个村子的拥有者。所以，在二爷面前，全村最厉害的赵三和最狠的王婆都不得不在他面前让步，赵三在谋杀二爷失败之后向求饶，王婆对于谋杀二爷失败十分痛心，但是仅仅责备丈夫的软弱，而不敢对仇人二爷有任何的正面反抗。

此外，杀死“二爷”之后，众人的第一反映也值得注意，他们想尊赵三为新的二爷。稳固的社会结构和“生生死死”一样已经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2.“仁义”性格的填充

除了统治阶级的象征性之外，二爷这个角色本身也很有特色。他常说自己“仁义”，并且经常提起“地东地户”之间的关系。

二爷身上的“人情”和“仁义”在原作中完全体现，推测可能由于编导田沁鑫生长于北京，受到了北京文化“仁义”“人情”等因素的影响。

3.庇护者形象和“抗日”元素的增加

在以二爷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庇护下，整个村庄的生生死死有着自己独立封闭的循环，象征着日军侵华之前的中国大地。人们对一切生死都是麻木甚至恶毒的，月英生育、月英死亡、金枝孕育着新的生命、王婆自杀、王婆复活，这些生死循环都发生在二爷们所庇护的大地上。二爷自己也说过自己对于这一切的庇护，“大姑娘家怀了私孩子，要是在南边，大人孩子都没命；在北边，在我这儿，你们还能逍遥自在”。

作为庇护者的二爷，从原作中的生死循环的起因变成了“生生死死”重要组成部分，在赵三杀人的环节，人们刚刚为死去的“二爷”送别，二爷就完好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众人惊呆，只有二爷在乐，“那盏为二爷挂的彩灯也充满了喜色”。此时，“死亡与生命向着农民开足了玩笑”。

话剧安排二爷的结局是为“抗日”而死也有深意，这样的安排“令剧中前半部分表现的阶级矛盾完全消隐，将民族矛盾推至前台”。二爷为了自己最朴素的利益与日本侵略者发生了冲突，并且绝不妥协，最后被日本人杀死，单从抗日这里来看，二爷的民族意识早于众人，并且绝不妥协，虽然死得讽刺，但也足以抵消自己在加租时的残忍奸诈，上升为一个民族英雄。

二爷的死结束了话剧的阶级话语，转而使民族话语正开始。田沁鑫的导演阐述中并没有提到太多关于二爷的内容，但是整个话剧的结构推动二爷从单纯的地主变成了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和英雄个性的人物。

三．对于二爷形象改变的反思

（一）.小说与戏剧的差别

萧红小说中关于二爷的描写是完全服务于主题的。虽然萧红属于左翼，但是她的作品的超越了政治话语，《生死场》的文学价值成为了其流传并被重新发现的主要原因。

小说《生死场》的语言灵动细腻，在日常的生活中挖掘生死的宏大主题，适当保持了与“左翼”的联系与距离。

话剧《生死场》对二爷形象的改变，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戏剧体裁的需要。如果不强化二爷的形象，那么阶级话语在整个作品中将完全淡化，戏剧也会与民族矛盾平衡的因素，流于琐碎，在艺术性方面有很大的损失。

二爷的形象细化之后，人物关系更加紧张复杂，戏剧的主要段落和事件都更加紧张，适宜于舞台表演。所有的人物可以按照属性被划分为简单的几组，所有的矛盾都可以由这几组人物之间和内部的冲突组成，整个戏剧的结构非常清楚。

加入“二爷送酒”和“抗日”的情节之后，原著里的其他情节在短时间内发生也更有说服力。如：赵三因为二爷的关照在短时间内发生转变，王婆则因为难以忍受丈夫在二爷面前的堕落的自杀。

所以，强化二爷的形象是文学在改编戏剧时的一种“非如此不可”。

（二）.民族话语的强弱：受时代影响的不同体制内外的差别

90年代是新思潮解放的年代，人们对于历史和政治有了新的认识，艺术作品需要通过新的方式来表达时代转换时对历史的新的认识和反思。二爷形象从“恶”地主变成了“庇护者”、“抗日先驱”，二爷的形象从单纯的“恶”变为了人情乡绅，这也是90年代对历史的新的认识的体现。

田沁鑫的《生死场》得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大力支持，田沁鑫本人也谈到得到了院长赵亮的大力支持，虽然田沁鑫在谈到自己创作说道试图用人们最后是在胡说八道来解释话剧最后显示的抗日号召，但是这也可视为她“间接承认了她在创作中不得不向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体制的使命妥协”。

（三）.萧红与田沁鑫

萧红曾经说过，“作家不属于阶级，属于人类，过去和将来，作家永远都要向着人类的愚昧”，她的《生死场》里抗日占的部分很少，阶级斗争的部分多于抗日，但是依然不多。大部分时候她都在用淡淡的笔墨描写着“生死场”上的平凡人的生死。所以，在民族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年代，萧红并不被当时的主流话语权所接受。

田沁鑫则有所不同，她“生于 60 年代末，未曾经历物质极度匮乏的生存困境，且刚刚走过事业的低谷期，进入国家院团的编制”，《生死场》是她在体制内部创作的作品，难免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主旋律”的色彩。

除了出身背景的不同之外，两者同为女性但是从性别主义分析，两人进入为男性所把持的话语体系的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萧红的进入男性话语体系的途径偏向（而不全然是）‘用不言或异常语言来言说’，田沁鑫的途径偏向（而不全然是）‘作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体系’”。

尽管二人在出身背景和创作偏好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话剧《生死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被公认为是保留了小说《生死场》灵魂的剧作。这种成功改编是时代对于田沁鑫的回应，也是对于萧红的回应，不仅以文化现象被记住，也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

四.总结

从二爷到二爷，这是改变过程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案例，但是细究其中也可以窥见两位作者，两种体裁，两个时代。

改编无常法，时代和背景的差异并不是阻碍；改编有常法，以追求艺术为目的创作，视野能够涵盖自己的时代乃至超越自己时代，这样的作品才有真正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