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和霞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孤独童年里仅有的朋友。儿时我们常一起憧憬未来，我们以为我们永远会是最好的朋友。
每天早上通常霞第一个吃完饭，在经过的路上，呼唤一声，其他两个便匆匆几口扒完，背上书包，有说有笑的走到上学的路上，我们就这样走了五六年，初中后依然在同一个班。多少次，放学的时候，我们像被放出笼的鸟儿一样唱着歌一路飞奔，直到胁下的某一块感到疼痛。
这条上小学的路，一半是村民们窗下的小路，一半是一条粗糙的，处处大石头突起的崎岖马路，天晴的时候还好，一旦下一两天雨，路面泥泞不堪，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学校或家去，常常一不小心，身上糊上一大块泥，或者是一脚踩到田里。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过了老屋往前走，连着经过两户人家，有两个年龄相仿的同班男孩，如果我们不小心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会在路上设置障碍，一大蓬带刺的荆棘，或者是架高的大树枝，人躲在一边。在我们小心翼翼路过的时候拿棍棒追过来，或者突然出声吓唬。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挨过打，也许我们在挨打之前已经伶俐地跑掉了。我只记得有一段，我们每次经过的时候胆战心惊，常常只好绕道而行。那是一二年级时候的事，稍大之后都成了朋友。
这两个当年的小男孩，一个不久农转非随家人去了外县，另一个，我听说他或者他的兄弟，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幸运的靠诈骗短信获得一笔千万量级的巨款，不幸的是随之被抓起来了。在老家，这种悲喜剧可能依然每天都在上演。人们还是以类似的方式谋生，是这一带大部分70后，80后甚至部分60，90后的谋生方式--如果他没有幸运的通过念书考出去，或者经由父辈，婚姻等其他方式成为正式的城里人，而他又不想干务农务工等体力活的话，无论男女，这便是最可能最可靠最轻松的谋生方式。在老家，他们大都孝敬父母，挚爱孩子，个别甚至有为人正直，慷慨乐善的好名声。我的一个几乎与我同龄的远房亲戚，计算机大专毕业，十多年前也辞职干起了这个——足见其钱魅之大。
在学校里，无论是课间玩耍还是中午的午休，无论是捡子，跳房子还是跳绳，我们三个总在一起。下午放学回家，我们又相约一起去扯猪草。通常猪草很快就够了--大半篮或者一篮子，之后我们便在晒谷场上画上线，拿出串在一起的田螺壳放在划线间，按规则单脚追着跳来跳去--这便是所谓的跳房子。
春天里，周边的田野和小山谷山包上，到处都有野树莓和野藤莓，我们便在带刺的野莓树丛中穿行，寻找又大又红的野莓。如果谁摘到的野莓很少，我们就匀给她吃。 那时候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个个都是这样，似乎骨子里的勤劳，懂事，知道疼顾父母，甚至爱学习…男孩子们通常要懒一点，大抵也是好孩子。记忆中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依然如此，何时变成了另一种情景，我不得而知。
但三个女孩凑一堆便会有些不一样的故事。队上另一处老屋场，有一颗老桃树，每年结的大桃子总让我们垂涎欲滴。桃熟的季节，我们到那玩儿的时候，这家的女主人--也是同学的母亲，还是霞的堂姨母，论家族里的辈分，我该称她为奶奶，她们二人该称之为曾祖母——但其中不无看得到的混乱，所以我们很少真正按辈分叫她。在我们亲热的招呼中，慈爱的老人每年都会给我们一两个桃子吃--这因此更激起了我们的馋欲。10岁左右的某一年，不知道谁提议，我们决定在某个夜晚都睡到芬的家里，然后趁月黑风高的时候，去偷桃子。这个计划毫无阻碍的实施了。月光下我们能看清楚彼此和树上的桃子，但隔稍远一点便只能看个人影。半夜里，我们穿上长衣长裤出发，那是一棵一人高处开成两叉的桃树，不远处又开成两叉，站上去伸手就可以摘到大量的桃子。回家的时候，脱下的上衣和每个袖子里都塞满了桃子。顾不上洗，主要是怕水声会让大人会发现，我们坐在床上压着声音开心的笑，大嚼战利品，也不知道吃到几点，第2天醒来继续吃…接下来三人整整腹泻了一天。
我和芬年龄相差少，而霞小一岁，不知是否因为年龄原因，或是因为我和芬两家挨的更近，又或者我们以为我们血缘更近...总之三人中，我和芬似乎又是一个更亲近的小帮派。有一次，不知道霞怎么惹怒我们或者其中一个，我们决定惩罚她。两人摘了一大捧又大又红的蛇莓，据说是蛇吃的食物，人是不能吃的，我们把它送给霞，看着她吃下去。转开身，两人便得意地等着看她的笑话，结果她好好的。 不过孩童的报复心已得到足够的满足。
三人中，霞的家境稍好，为人也最大方。记得有一次假期里她去父亲工作的城市呆了很多天，回来给我俩每人都带了几份礼物，只记得一份是饼干，我伯母见了，似带醋意的说，“霞宝对你们多好！去外地都想着你们。”
我们什么也没说，我心虚的想，伯母是不是对我们背地里的小动作有所觉察呢。我后来才想到以伯母的性格，她如果知道的话，是不会不告诉霞，所以她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在农村，挨得近的两户人家没有没打闹过的。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父亲与霞的母亲吵起来，霞的母亲属于那种比较厉害的女人，骂起人来根本就不管你是什么长辈，而我父亲呢，脾气暴躁，又有家长的作风，在家里也是动手惯了的，看到霞的母亲目无尊长，骂个不停，作为长辈的强烈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竟动手打她，霞的母亲不甘示弱，出手也狠，上来就抠我父亲的下仁--父亲当时是这么向我们说的，身为男人的父亲捞不到便宜，两人大概就此罢手了。因为之后父亲的下仁没出现什么严重问题，霞的母亲看起来也正常。每次当大人吵架打闹的时候，身为好友的我们通常会稍稍疏远一两天，很快我们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们从不讨论大人的是非。
和芬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除了土地和晒谷坪的界线之类，最严重的一次是芬家的鸡啄没了我家的菜苗，父亲要求她家关住鸡，大概是没有理会，于是父亲就在菜地里放了拌农药的食料，并向周围的住家大声宣示，把鸡关起来，否则鸡毒死了就不要怪别人，云云。——这是当地人在遇到此类矛盾时惯常的做法，等到菜苗长大了，鸡再啄也就问题不大。芬的母亲或不在家，或是认为父亲不会真的这么干，我无从得知；但接下来我发现我家几只小鸡在家门口死了，然后便发现我家旁自家种了洋姜的一小片地里被人撒了农药饭粒儿。我非常愤怒，父亲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甚至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那时我认为——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感到，在老屋场这三族人的格局中，父亲身边没有兄弟，比远房侄子们又老，无论数量还是年龄上都处于很大于劣势，经常是事多气长，但终究忍气吞声。接下来很久，虽然我们一如既往，我一直都很想问问芬，你知道这事吗？不过后来我力图说服自己：父亲做的事近乎光明正大，所以我们都知道，但她母亲不可能事先把这样的事告诉孩子们的，同时也便在心里原谅了她，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
大人其实也差不多，通常到过年的时候，一起出天行（年幼的时候，共用一个大厅堂的同族人，会在大年初一的四五点钟一起放爆竹，拜先祖，称之为出天行，此俗现已趋消亡），晚辈来叫一声，就算是和解了；有时事情比较大，晚辈就迟迟不来叫这一声，于是这梁子就一直结着，直到一方迟早软下来。近族的乡邻，从来没有长久的情谊，也从没有无从化解的仇恨，想必这相爱相恨，已是一代又一代。血缘而来的亲情，地域而来的成长之谊，一直都在。
芬和霞在初中毕业后都上了中专，我则继续上高中大学。直到我上大学，我和芬一直保持通信，每次我回家，我俩也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路费对我不是一笔小钱。芬早早毕业后，我还在上大学，期间向她借过200块钱，当时可做我两个月的生活费用。我以为这事跟大人没有关系，两三年后，我大学毕业问母亲，因为我当时做家教挣了几百块钱，母亲说钱早还了，是她妈妈来要回去的。
乡村的大人们似乎从来不在意其小孩之间的友谊--主要是女人，她们的生命中似乎看不到友谊的痕迹，只有妯娌，姑嫂，族亲及邻居女人间的茶余饭后与说长道短。而等我长大成人后，却发现都市里到处都是无需朋友却又无比孤独的男人。
霞初中毕业后不久农转非，一家人去了外地，虽在邻县，不算多远，但当我们再次相见的时候，已是人到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