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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了识别贾母的真面目，再从其他方面做一些探讨。
《红楼梦》中的卫道人物，对于贾宝玉、林黛玉二人的爱情及婚姻都是不赞成的。贾母对于贾府这一重大问题持何态度呢？有人认为她反对，象后四十回的作者就是如此。有人认为她起先赞成，后来渐趋于反对。这可能是受了后四十回中的贾母形象的影响。从红楼梦前八十回来看，我认为贾母对于宝黛婚姻基本上是赞许的。但由于二人年幼和黛玉的多病，并使她未能明确表态，加之元春有意要选择薛宝钗，也是贾母感到棘手。贾母这种态度，作品中写的很清楚。
第五十七回紫鹃向黛玉说：“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躭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欺负了。”紫鹃原是贾母的侍女，也是最关心黛玉的人，她对贾母对宝黛婚姻态度是知情者。从他这段肺腑之言中，可知宝黛二人成婚的靠山，只能是贾母。
六十六回兴儿对尤三姐姊妹俩说：“若论模样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经有了，只未露形儿，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就再无不准的了。”兴儿的话，不仅说明贾母已有意：选中黛玉为宝玉之妻和当时未“开言”的原因，而且还预示着在宝黛婚姻上必将有一场“准”与“不准”的急风暴雨的斗争。
兴儿说此话，可能是从贾府上下的舆论中听到的，对于这类事关重大的问题，他不敢信口雌黄。所以贾母对宝黛婚姻的态度，作品写得明确，毋庸置疑。但是有人却根据贾母多次称赞宝钗，认为要选择宝钗为宝玉之妻。的确，贾母曾称赞宝钗“稳重和平”、“是想的妥当”，又说“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二十二回、三十四回、三十五回）不过，贾母称赞宝钗，以及她亲自主持为宝钗做生日，这些同为宝玉选妻并无必然的联系。而且，如果贾母真的要选宝钗，为什么在元春通过端午节赏赐礼物，对宝玉婚事作了选取宝钗的暗示之后，贾母却始终不表态呢？如果说这是由于宝玉还未到提亲的年龄，那么，为什么宝琴初到贾府，贾母就询问她的年庚八字，家内景况，似乎是想向薛姨妈提亲，要娶宝琴给宝玉呢？（五十回）而且，当贾母提到此事之后，林黛玉竟毫无反应，若无其事，宝玉也置之不顾，说这“不过是句玩笑话”，而薛姨妈却一反老好人的常态，对此流露出怨意，这究竟是为什么？此后不久，薛姨妈曾伪装要代黛玉说亲，她当着黛玉向宝钗说：“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没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不说？”（五十七回）“我虽没人可给，”字面是说宝琴已许了人家，话里都藏着愤懑。薛姨妈已向王夫人明言：宝钗要嫁有玉的人，王夫人当然同意，姊妹二人已私下为儿女约定了“金玉良缘。”而且，元春娘娘早已作了暗示，要选定宝钗，怎么反而说“我虽无人可给”？这除了向黛玉玩弄骗局之外，就是责备贾母，怨她不该在这桩娘娘已默许的婚事上向她母女泼凉水。她应当给的人，贾母却置若罔闻，偏偏不提；而不能给的人，贾母却佯装不知，偏偏要提。这怎能不使薛姨妈气愤？所以，向宝琴提亲一事，是作者特意安排的一个暗示性的情节，借以表明贾母对所谓“金玉良缘”的否定。
作品中出现宝琴这一人物，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对于表现贾母的思想性格，宝琴有其特殊的作用。贾母的确是很爱宝琴的，她一来，贾母就让住在自己房内，又称赞她“雪下折梅，比画儿上还好。”（五十回）贾母喜爱宝琴，不仅是她长的俊俏，还因为他的性格更投合贾母心意，宝琴是一个带有外国美人风度的封建姑娘，她温柔文静，活泼聪颖，开通洒脱。在《怀古》诗中，她敢于直写红娘和杜丽娘，无所忌讳，受到宝钗的反驳，对于曹操、隋炀帝、杨贵妃等历史人物，也有独特的看法。她跟随父亲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和海外许多地方。在她身上，有新的思想，新的风韵，却未失去固有的封建思想道德。她骂红娘“骨贱身轻”，却又赞扬她“私掖偷携”的功劳。她写的诗，大家认为“自然新巧”，文如其人，这正是她性格的写照。她很像那个真真国的姑娘，在封建思想道德的古老血液中注进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血液。贾母喜爱宝琴，如获至宝，正表现了她思想性格“喜新”的一面。写宝琴，是作者要让读者窥见贾母这个旧人物的思想新橱窗。宝琴被贾母看作是理想的美人，因此，她即使知道已许了人家，也情不自禁，想开开玩笑，以表达爱意，并借此向薛氏母女示意。
宝钗的思想性格和贾母很不相投，她守旧自私、虚伪圆滑，一心向往着“好风凭借力，送我青云上”，因此，当贾母逐渐了解了这位“冷美人”之后，变冷淡起来。宝钗也感觉到这种冷淡，于是她便趁着抄检大观园之机，搬出大观园，而且不向贾母等人辞别，可见是带有怨意的。以为贾母曾称赞过薛宝钗，就断定贾母定要选取宝钗为宝玉的配偶，这是为现象所迷惑。如果深入研究贾母的思想性格，就会认识到以性格和模样儿为选亲标准的贾母，是不大可能选取宝钗的。
贾母的性格与薛宝钗显著的区别是：薛要顽固的走青云直上的老路，贾母却要在守旧中求新；薛宝钗坚持“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贾母则是以情为重，追求赏心悦性安乐。这个以怡情悦性为尚的老太婆，总是尽情的追求高雅的情趣，美的精神生活，她思想活跃，感情丰富。虽然她是贾府的老祖宗，居于贾府最高统治的地位，具有一般封建统治者养尊处优，寂寞空虚的特征，但他不像贾赦、贾珍那样追求肉体的欢乐，庸俗的享受，而是以天伦的欢乐，美的情趣去美化生活，充实生活。她经常和儿孙们，姑娘们猜谜行令，欢谈笑语，品赏丝竹，流连风月，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美和快乐。
贾母对于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是要维护的，但她在维护中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像贾政、王夫人、薛宝钗等人那样僵硬不化。她曾说：“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这样（指说说笑笑）横竖礼体不错就罢，没的倒叫他从神儿似的做什么？”（三十八回）她认为，对于封建礼教，只要大节不错就可以了，不能让那些繁文缛节把人束缚得不敢说，不敢笑，如泥塑木雕，或者躲躲闪闪，鬼头鬼脑的。她喜欢凤姐，原因之一，就是凤姐常和她说说笑笑，显得一家人亲亲热热，欢乐融洽。贾府的集会，只要有贾母在场，就热闹了，就活跃了，有了生气。
（五十回）写众姊妹，在芦雪亭赏雪赋诗，贾母一去就说：“好俊梅花！你们也会乐，我来着了。”又说：“你们仍旧坐下，说笑我听。”又命李纨：“你也坐下，就如同我们没来的一样才好，不然，我就去了。”她唯恐那烦琐的礼节破坏了这自然和乐的气氛，明令姊妹们不要拘守她。她自身也以平等态度相处，不摆长者的架子，姑娘们见了她无拘无束，谈笑自如，但又不失礼体，显示出和谐的家庭之乐。这是贾母倡导的一种新的封建家庭生活，比起那冷冰冰的封建礼教所严酷束缚的家庭生活来，无疑是一种创新。大观园儿女，有血有泪，也有一定自由的乐趣。这乐趣往往是贾母给她们带来的。没有贾母在礼教上的局部“松绑”，她们是不敢那样任性玩乐的。
（二十二回）所写的灯谜晚会，因贾政在场，姊妹们“虽是家常取乐，反见拘束不乐，”显得冷冷清清。待贾母撵走了贾政，便说：“你们乐一乐罢”，“一语未了，只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信口批评。”接着，黛玉也发话批评宝玉，凤姐又讥笑宝玉，宝玉便扯着凤姐厮缠，气氛立刻活跃。（人文本）这段对比，既表现了封建礼教扼杀生机的反动性，也显示出贾母同大观园儿女自由生活的密切关系。尽管这次灯谜会不在大观园内，但也可以表明大观园儿女那么一点点言谈娱乐的自由，则是贾母赐予的。难怪贾母很喜爱大观园，特命惜春绘制行乐图似的大观园图，原来这是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国的贵族妇人所理想的新的生活样式，是这位老太婆的创新。这种生活，现在看来，不过是地主阶级的闲情逸趣罢了，然而在当时当人们还不能想象出新生活的图景的时候，作者把贾母的理想生活描写出来，可以说是向生活在黑夜沉沉，万马齐喑时代的人们，徵启通向光明的窗扉。
这位老太婆的创新精神不只是如此。
对于男女婚姻，她还提出了异于世俗的见解。清虚观的张道士为宝玉提亲，贾母对他说：“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得。”（二十九回）封建地主阶级向来是以根基门第为联姻的第一条件，而贾母竟然不看根基富贵，只看性格模样。他不把联姻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是着眼于人的自身，这也带有人文主义的因素。虽然她反对自由恋爱，不以双方的爱情为结婚的基础，但已显示出她的婚姻观正由封建婚姻向自由婚姻迈步的端倪，因为他已把人作为联姻的主体，而不是当作附属物。贾母这种婚姻观，同莎翁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表现的人文主义爱情理想，已有近似之处。
在艺术欣赏与创作方面，也表现出她的创造性。元宵夜宴中，贾母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只用琴，不用管箫笙笛。这种翻新，使薛姨妈不禁赞叹。
（五十四回）中秋节赏月时，贾母因见月至中天，比先越发精彩可爱，便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因命人将十番上女孩子传来，贾母道：“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这种艺术设计，果然产生了感人至深的效果。笛声传来，越显得明月清风，天空地静，令人烦心顿失，万虑齐除。（七十六回）
在文学创作上，贾母主张写实和翻新，反对脱离实际的捏造和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公式化。他对《凤求鸾》之类的才子佳人作品评说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味。”“他何尝知道那仕宦读书大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仕宦读书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五十四回）这些话虽然主旨是在反对自由恋爱，但也表现出她是一个有头脑，有创见的人物。
贾母的创新表现在处事上，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引起了和凤姐、平儿的撕闹。他又气又愧，便“倚酒三分醉”，逞威风，故意装作要杀凤姐。贾母对贾琏的下流行为，本来是深恶痛绝的，事后曾痛骂贾琏是“下流东西”，“成日家偷鸡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可是，当凤姐跑来要贾母保护，贾琏也仗着酒醉赶来撕闹的时候，贾母为了平息事端，且对凤姐说：“什么要紧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呢？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又说责任在自己，明日要贾琏向凤姐赔不是，现在可别去臊着他。（四十四回）贾母深知贾琏此时正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便以醉装疯，破罐子破摔，以图鬼混过关。此时，如果责骂他，便会火上添油，说不定他会真的杀起人来，所以贾母只是劝解凤姐，并把贾琏下流行为尽力轻描淡写，给她留一条下台的路，足见贾母处事的精明灵活。
偷鸡摸狗，在贾府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然而这种常事，封建统治者的一般人物，是绝对不愿承认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的，而贾母呢，竟然敢于公开揭露这种丑相，可见她的不同凡响了。她的坦率和魄力，让人不敢相信她是一个封建家长。
王夫人背着贾母驱逐了晴雯，又私自将袭人纳为宝玉之妾，这本是一种目无贾母的行为，因为晴雯、袭人都是贾母遣派给宝玉的，对她们的发处，按理都需事先禀告贾母。但王夫人做贼心虚，不敢事先禀告，便来个先斩后奏。她捏造谎言，美化袭人，无诬陷晴雯，使贾母也奈何不得。在此，生米已成熟饭之际，贾母如何处置呢？他处理的方式甚为奇特，既不责备，也不苟合，而是貌合神离，褒贬齐下。对于晴雯，贾母说：“但晴雯这丫头，我看她甚好，怎么就这样起来？我的意思，这些丫头，那模样儿，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的。谁知变了！”（七十八回）她对晴雯印象极好，评价极高，一再发出怀疑和慨叹，在赞誉和疑叹中暗责这位假善人“怎么就这样起来？”语意双关，是王夫人局促不知所措，只得又胡乱编造一通，以自我解嘲。对于袭人，贾母笑道：“原来这样，如此更好了！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我只说是‘没嘴的葫芦’。既然你深知，岂有大错的？”（七十八回）她把袭人比作‘没嘴的葫芦’，含义可谓深矣。这个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贾母可能知道，她本来不愿纳袭人为宝玉之妾，但王夫人已背着她这样干了，现在向她禀告，不过是虚假敬重罢了！只要细加琢磨，便可悟出她对晴雯、袭人的爱恶同王夫人其实相反。那么，他们对于林黛玉，薛宝钗的态度自然也可以由此透露机密了。此处也是为以后史、王在宝玉婚事上的对立设下伏线。
由此可以看出，贾母的灵活性并不违背她的原则性。她不是真的和王夫人同辙，只是善于在矛盾交织的网络中随机应变罢了。在贾府中，一些重大事故，如果违背了这位老太太的原则，她是绝不退步的。贾赦要娶鸳鸯为妾，抢走贾母最贴心的侍女，贾母勃然大怒，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见四十七回）贾府中一些有头面的仆人开设赌局，贾母严厉处置，各杖责几十大板，驱逐出去。虽然其中有迎春的乳母，又有黛玉、宝钗、探春等姑娘的求情，仍不赦免，因为这是关涉藏奸引盗，危及贾府安全的大事，她决不灵活。（见七十三回）
这位老太太还颇有点正气。对长势为恶者毫不留情，对贫苦小民则十分怜惜。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王熙凤等把她当作玩物。贾母虽然也想让姥姥讲些新鲜事儿，为她解闷，但却丝毫没有鄙夷之情。她领着姥姥四处游玩，喜爱什么就赠送什么。姥姥跌倒了，众人哈哈大笑，以为乐事，贾母则关心地让丫鬟按摩。凤姐、鸳鸯故意捉弄刘姥姥，逗着众人取乐，受到贾母的责备。清虚观打蘸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被凤姐打了一个嘴巴，吓得到处乱撞。贾母闻知，忙说：“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哪里见的这个势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忙叫贾珍带去，给了钱买果子吃。（二十九回）这些细节描写，逼真的描绘出一个慈祥而善良的老太婆的形象。
这样一个慈祥善良、坦率纯真、富有情感、敢于求新的老太婆，却要选择自私、势利、虚伪，冷酷的理学信徒薛宝钗为孙媳，这倒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竟把贾母写为破坏“木石前盟”，成就“金玉良缘”的主使者，实与曹雪芹原意大相径庭。按照前八十回所写的情节脉络来考察，破坏宝黛爱情与婚姻的罪魁祸首，乃是元春和王夫人，而不是林黛玉的唯一靠山贾母。元春赏赐礼品的暗示，实际上，等于已钦定“金玉良缘”。王夫人抄检大观园逐晴雯，纳袭人，紧锣密鼓，都是向着林黛玉开刀。贾宝玉杜撰《芙蓉女儿诗》已分明预示黛玉即将遭受如同晴雯所受的迫害。这一切，都渲染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可知八十回后，即将顺着这些情节发展的趋势，写出王夫人等人在元春支持下，掀起置黛玉死地的恶浪狂澜。
将贾母写成破坏宝黛爱情的凶手，不仅违背了作品前八十回故事情节发展的趋势，也破坏了贾母这一典型形象。《红楼梦》中塑造贾母这一人物形象，不仅是为描写宝玉、黛玉这些叛逆者提供必不可缺的客观环境，也是曹雪芹有意呈列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人物画廊中的一个特异的人物形象。贾府的贵族及其奴仆，有的顽固卫道，有的大胆叛逆，有的图谋振兴旧业，有的荒淫无耻，恣意欢乐，有的巧取豪夺，有的消极避世，有的逆来顺受……他们都是具有某种突出特点和各自性格体系的人物，属于单一型的人物形象。唯独贾母不同，她是属于特殊类型的人物形象。贾母属于多方面，多层次的人物形像。她的性格不是某一方面突出，其他方面从属这一突出面，而是几个方面并列的联系，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每一方面又具有自身的层次。他是封建宗法家庭的家长，又是地主阶级中比较清醒，比较开明的人物。她具有封建社会传统的伦理观念，又具有属于资本主义萌芽范畴的新思想；她关心人，尊重人，注意从某些方面解除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发展人的正当情欲。它具有创新的一面，又有守旧的一面，对于主、奴之间的界限和父母包办婚姻制度等等旧制度，她是不允许打破的。
她在生活态度上充满矛盾，在理性上她要维护旧秩序，但在感情上又不全爱它。她知道贾府的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消极失望，然而却以老庄哲学的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去求得解脱，显得乐观豁达。
在新潮流，新思想的刺激下，她的聪明才智，使她不甘心苟且偷安，跃跃欲试，显露出一些创新的锐气。她的思想，既有儒家的，又有佛老的，也受着明清之际反对宋明理学的新思想的影响。李贽的“童心说”，王夫之的“人欲即天理”，戴震的“体民之情，遂民之欲”，都可以在贾母身上找到熏染的痕迹。她是一个坦率纯真、慈祥善良、爱说爱笑、和悦平近、思想活跃、精明多智、富有人情味的老太婆，又是一个威严不可侵犯、凛若寒霜、深藏莫测的封建家长。她是一个多种性格的人物。
贾母这一典型形象，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新旧交替的社会特征。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各种社会变化，都在她身上打上烙印。曹雪芹塑造这一典型形象，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史，也显示着新物、新思想的孕育和萌生。从贾母到贾宝玉、林黛玉，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新思想初期发展的轨迹。
贾母这种多方面多层次的人物性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中国古典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名著，其中还未曾发现有如贾母这样多方面多层次的人物性格。这种文学史上典型人物的“新星”却遭到歪曲和损坏、实在令人惋惜！
(文中的《红楼梦》引文，凡未注明版本者，均引自“脂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