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描写的是过去之事，它们具体入微，仿佛触手可及。在巴尔扎克手中小说被披上了一层记录的外衣。

如果将小说追溯到《堂吉诃德》（它作为欧洲小说的鼻祖而存在），那么可以说小说始于虚幻（堂吉诃德的故事并不会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而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以狄更斯、巴尔扎克为代表——则变得真实具体（我们知道小说中人物的形象、着装，甚至可以看到他们胡须中间粘上的白色米粒）。这，是一种偏离，还是一种发扬？时间推移到二十世纪，以卡夫卡为例，他重新将小说抽象，在他那里标示具体事物的时间和空间都变得模糊——谁记得变形记发生在哪一年代哪一条街道？谁记得约瑟夫·K的年龄、身高以及容貌？

中国小说也经历了类似的轨迹。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始于稗官，为“街谈笑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早期的作品，如干宝《搜神记》、佚名《山海经》……所记都是怪谈，可以说是荒诞不经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清朝我们看到蒲松龄还写出了《聊斋志异》这样的小说集。

鲁迅说，小说至唐大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于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意思即说，唐朝时才开始创作（！）小说。这结果首先就是情节更加宛转丰富，细节趋近真实，所写故事也不仅仅是志怪，都和人事关联——但这仍旧是“传奇”（不会发生在真实人物身上，但一旦我们认可故事开始，就会觉得这么讲故事合乎情理），比如唐初的《补江总白猿传》，后来的《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以及著名的《红拂记》。

另一个结果就是小说的篇幅，被大大扩充了。到了宋朝，小说再变，白话小说兴起。自宋以降，长篇的章回小说涌现，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三国演义》《十二楼》《三侠五义》《施公案》《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以及集大成的《金瓶梅》（明）、《红楼梦》（清）。虽然也有《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奇幻之作，但总体上是写实的，类似于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风格。

少数的例外。清朝雍正年间出了一部奇书：辽东人曹去晶写的《姑妄言》，虽然是艳情小说，但是想象奇绝，有变革之象却终于波澜不惊。更接近于卡夫卡的小说吧。另外，光绪年间有《野叟曝言》，据鲁迅说包罗万象，被推崇备至，可惜没读过不知道底细。

我们不得不审视这些变迁，究竟哪一种形式更“像是”小说？当然，小说不必只有一种形式，但我们要找到契合小说本质的那一种。于是，问题变成：什么是小说的本质？即什么是小说？

毋庸说，小说的对象是人，是生存于某一状态中活生生的人。巴尔扎克也好，卡夫卡也好，他们都是在描述人的（生存）状态。前者在历史中铺陈，而后者则在“现时”表现。“现时”一词或许并不准确，但它试图说明作者对时间这一维度的漠视，或者说时间仅仅是表现顺序的一种手段。如果小说家认为生活在“现时”（对应一种生存状态）的人和过去以及未来的人并无本质不同，那么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具体的空间还有什么意义呢？

小说家要真正关心的就是笔下的（生存）状态以及主人公在这种状态下的境遇。当人们试图解读卡夫卡的时候会说，卡夫卡极力详细地描绘细节而使得故事真实。但这只是人们站在观察者的角度下的结论罢了。在卡夫卡写作的时候，他认为笔下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或者说那就是他认识的、要表达的人物状态、境遇——就像巴尔扎克写高老头的胡子是灰色的一样真实。

堂吉诃德也罢，葛朗台也罢，约瑟夫·K也罢，他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就是构建这个世界、丰富这个世界，并保证这个世界能够尽可能千秋万代地长存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在小说中重现北京的街道建筑是徒费笔墨的（它们终有一天会逝去，被一批新的建筑替换）——北京并不重要（它只是某个符号），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以及他们的状态。当然他们生活的建筑、装饰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属于其生存状态的一部分（就像他们自身向外的扩展）。所以说，在卡夫卡的《城堡》中，城堡可以是北京，也可以是伦敦或者纽约——这并不重要。这就是小说——或者说我所理解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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