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火车,我坐着大巴从烈城一路颠簸到莲花县。脚一落地儿,一股黏腻的下水道臭气就扑面而来。终于,一直翻江倒海的胃腹在臭味的加持下再也控制不住,我“哇”的一下子吐在了马路牙子上。见状,正在帮旅客卸行李的司机瞅了我一眼说:“哥们儿,真给哥面子,没给哥吐车上”。
我吐的眼泪疙瘩都出来了,哪儿还有时间搭理他,抱着怀里的包就小跑着进了街口的一家小卖铺。此时,我感觉我又成了一条鱼,一条渴求水的鱼。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莲花县,虽说是县,但热闹程度却远不及深城旁边的一个镇。
由于晕车,一路过来也没仔细打量这个县城,当我漱完口抬起头才发现,这里过于安静了。
这儿道路不宽,上午应该下过雨,有些被压坏的路面就存着水,一汪接着一汪,跟五大连池似的,连绵不断。路上车没有几辆,行人也稀稀拉拉的,许是太阳太大,他们都蔫头巴脑的,没有生气。这儿也没几座高楼,放眼望去,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建筑,外墙上贴着红的、绿的或者白的马赛克瓷砖,有些禁不住岁月的侵蚀,已经脱落了,就像俄罗斯方块那个游戏里没有填满的方块,它们一点点斑驳,失去了最初的鲜活。
一看表,已是下午两点半,人是铁,饭是钢,刚才我的“钢”都从“铁”胃里吐了出去,那么现在就得找个“炼钢厂”补给下。
沿街走了三四百米,“炼钢厂”一个没看到,倒是卖建材的一家接着一家,一堆一堆的木头方子、砂石还有红砖堆在大院儿里,零零碎碎,杂乱不堪。我略微烦躁。
六月的烈城远没有深城热,但半下午的太阳仍旧很毒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地理气候特殊,街边一流是松树,松树不到半人高,跟圣诞树似的,指望它们遮阳,估计我还得活个百来岁。无奈只能顶着烈日继续往前走,不大一会儿,路过一个推车卖水果的大姐,我跟她打听哪里有吃饭的地儿,她问我买不买水果,我说不买,她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只能摇头苦笑,继续往前。大姐一看我确实不买水果,等我走出老远后还是冲我喊了句:“往前边再走一里地就有饭店”。
小时候,一到三伏天,姥爷就说外边下火了,此时用来形容现在的天气,也很贴切。又走了一会,就在我感觉头发都要烧起来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一家小饭馆。饭馆门脸不大,玻璃窗布满灰垢,上边用红色胶条写着字,胶条已经风化褪色,像那些没完全撕掉的牛皮癣广告,但依稀还能辨认出写的是“炒菜、饺子、冷面”。饭馆的招牌也褪色了,打眼一看写的是“石女饭店”,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关于女人的那些事,但转念想,店主再没文化也不会起这么个店名,于是仔细看去,原来是招牌也风化了,“姐”字里的“且”发白变得模糊,最初应该是“石姐饭店”。
推门进了石姐饭店,店面不大但很狭长。靠着东西墙壁各摆了三张木面桌子,桌面的开裂处塞满了油垢,有苍蝇在上边爬来爬去。想是店家中午打扫过卫生,店里所有的凳子都码放在门口处,红色的塑料凳子,摞的足有一人高。店的最里边有个柜台,柜台后就连着厨房,厨房门上挂着一个粉色塑料珠子穿的门帘,门帘在风扇的嘎吱嘎吱声中,前后摆荡,有点像一个风烛残年的妓女,虽褪去了颜色,但还要执拗的显摆自己的妖娆。饭馆确实有些年头了,不论是外面那些模糊不清的“石女饭店”,还是里面这仿佛喷了一层油的内墙,一切都在诉说着岁月早已从这溜走。
打进门起,我就没看到店家,于是出声喊了句“老板”,刚一出声,一个中年男人猛一下子从柜台里站了起来,原来他是趴在柜台那儿打盹,我没看见。
我问了句能吃饭吗,男人就机械的拿着个菜单走了过来。他趿拉着个拖鞋,光着膀子,脖子上还戴着一个金链子,许是没睡醒,他走起路来就像没上机油的车床,缓慢而顿挫。
没有凳子,我只能局促的杵在桌边,男人把菜单递过来,说了句“照着菜单点和扫桌子上的二维码都行”,就走向门口给我拿凳子。凳子码的太紧实,他扯了半天都没弄下来,嘴里不禁开始骂咧:“什么破B玩意,也敢欺负到你老子头上”,看他有些烦躁,我赶紧走过去按着下边儿的凳子,他这才像拔萝卜一样拔出了一个凳子给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