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
文/司马喆
周末，回了一趟老家。到了村后，听说老民办教师何雅才身体欠安，便决定去探望一下。安照乡邻称谓和辈份，我尊称他为大伯。
在他家闲聊时，谈到了现在学生们的中考和高招，何大伯说：“如果不是当年的高考，谁知道我现在会怎么样呢？”
大伯和我提起当年的高考，眼里依旧是别样的色彩。就这样，在我们爷俩一句句交谈中，时光仿佛又回到了1977年的冬季。
那一年，可谓举世瞩目，因为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了。
这对于年纪已23岁的大伯来说，是一次难得的“跳出农门”机遇，错过了，也许就不会有了。
大伯是村里的代课教师，尽管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但由于一直在教孩子们读书，肚子里还是有墨水的，村里老老少少也很尊敬他。即使这样，由于对自己周围的环境过于熟悉，大伯始终有颗不太安分的心，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当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报纸上出现之后，大伯攥着报纸的双手真有点颤抖了，心也骤然间跳得快了，他似乎看到了希望在向他招手。接下来，他和村子里的同学重新拿起课本，投入到了紧张的复习之中。要教育好孩子们，还要按计划复习课程，那一段时间，大伯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每天都是在早上五点起床，在寒气中，叽里呱啦背诵诗文；晚上零点之前没有睡过觉，在昏黄的油灯下，写啊算啊，期间还感冒了两次，两个月下来体重也减轻了10斤，让祖母心疼不已。
“11月19日，我报上了名。”大伯对这个日子太熟悉了，因为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报了名，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考个稀里哗啦，连乡亲们面也不好见。就这样，大伯一直以亢奋的状态支撑着复习模式。
12月6日，是高考的前一天，大伯才算真正放松了一天。因为考试是在市里的一所中学，当天一早，他和一起要参加高考的同学骑上借来的自行车跑了100多里地到了新乡市里，并住在我们的亲戚家。下午看考场，晚上吃了亲戚做的油饼，便又拿起语文书复习，躺着床上和同学猜想作文题会是什么，就这样在兴奋的状态下，慢慢进入了梦乡。
高考真正开始了，大伯报考的是文科，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历史地理；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考场很严肃，四周插了各色旗子，场子上有公安人员和解放军战士，考生们按顺序站在指定的方格里等待，听从指令排着队一个一个在楼门口接受解放军检查准考证后才可进去。
考试的铃声响了，天地之间一切都静了下来，考场上只能听到翻阅卷纸的“簌簌”声响。
那次的作文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大伯对这个作文题材很是熟悉，几乎是一气呵成，自我的感觉良好。感觉不好的是第二天的数学，大伯上学时数学成绩就不是太出色。当数学卷纸摆在自己面前时，大伯手心里的汗直冒，即使一直不停做题，但到交卷的时候，还有一道15分的题没有答出来。
高考结束了，生活又回归到了以往的节奏。大伯仿佛卸下了担子，再也不用夜以继日的埋头在书堆里了，只是他的心里一直还惦记着自己的高考，但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直到来年的月中旬，那位市里的亲戚捎信说，大伯的大学通知书到了，一家人简直乐疯了，大伯可是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也算“光宗耀祖”了一回。可知道，当年的录取简直是百里挑一，比古代人中举还要厉害。
大伯被省里的一所师范院校录取后，在那里读了三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邻市的一家中学教书，后来到政府部门工作，直到退休赋闲在家。
“是那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大伯说。窗外的阳光静静洒在他的脸上，显得肃穆和庄严。
告别了大伯，走出他的老宅。踱步在故乡的街巷，思索着大伯最后的那句话，一种愁畅袭上心头：一个县，现在初三毕业生差不多有12800多人，一中、三中等最多从高低录取不是4300人。全县将有8500多初中生上不了普高。连普高都上不了的，那考大学还会有希望吗？恐怕永永远远也不会有了。
一个个肥皂泡都会在阳光下爆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