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笑靥如花的姑娘叫玲妹。

我从来没有机会见过她，这个和我几乎同龄的小姑娘。小学的时候每年的暑假我都会回到乡下，在那里度过漫长而悠闲的夏日。我是被奶奶惯坏了的孩子，每次姑姑婶婶们叫我干点什么活我都懒洋洋地磨洋工，闲暇时就捧着本书，在30几度高温的夏日也不觉得闷热烦躁，反倒觉得姑姑婶婶比在窗下寻食的母鸡还要聒噪。这个时候，玲妹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据说不论什么活计，只需旁人喊她一声，玲妹~~，妹字的声音都不需落地，她就麻溜地冲出来，转个身就收拾好了。

我一直是对她的种种存着深深的怀疑，我懒得不愿意收拾碗筷的时候，她是风一样就能搞定餐后刷碗等一套繁琐程序的超人；我不擅与于七大姑八大姨打交道的时候，她是那个眉眼都带着笑让人没法皱眉头的孩子；我对她的好的种种怀疑随着我从未与她有过正面的接触而日益加深，直到一个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

要生初中，没有了暑假作业，这个夏天变得格外漫长。我回到了这个很熟悉的小乡村，奶奶会带着我挨家挨户的串串门，聊聊天，上了年纪的都要叫奶奶，走了一圈，唯独绕过了玲妹的奶奶家，奶奶还叮嘱我，不要去玲妹奶奶家门前玩，奶奶脸上的悲戚和严肃是我没见过的。

我心里只有不服气，想着总要去玲妹家，见见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终于在有一次，表弟把球踢进了玲妹奶奶家的院子里，我敲开了那扇大木门。出来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我认得，我喊她纪奶奶，和我奶奶差不多的年纪，奶奶还是一大半的黑发，她就几乎没有黑发了。两个眼睛低垂着，眼眶青青的，比同龄的老太要老上十几岁。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吓住了，慌慌张张的说，我捡球。纪奶奶把球地给了我，转过身去抬起了胳膊，感觉像是在擦眼泪。

才仅仅隔了一年，纪奶奶已经和一年前那个满院子花花草草，笑着拉家常的人判若两人。一个像是春天，大地回春，一切欣欣向荣，一个像冬天，孤寂清苦，万物凋零破败。回到奶奶，一头雾水的我问起了奶奶，才知道玲妹这悲惨的一生。

玲妹有个亲哥哥，妈妈却离家出走了，不是妈妈不疼她们，是爸爸把她妈妈打的受不了了，她妈妈只好丢下了年幼的她和哥哥，离了婚嫁到了一个蒙族的村子里，离着奶奶家这个小山庄坐汽车都要转好几次。她爸爸酗酒成性，喝多了就会打她和她哥哥，农村的平房窗户都是很矮的，她爸爸用农村烧火的炉钩子，就是一种铁棍一样的东西打她哥，所以她哥，人们都说有些傻，脑子不是很灵光，小小的玲妹，经常是被爸爸从开着的窗户就扔出去了，摔倒院子里的土地上，虽然不会致命，却总是身上各种瘀伤。爷爷奶奶也不敢多管，她爸爸喝起酒来，谁也不认，居委会也上门劝过几次，她爸爸总是觉得自己生养的打几下有什么关系，而且他发起狠来，就更没有人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人的苦难到底有没有头？我不知道，只知道在她要上小学的时候，她爸爸因为喝酒太多，得了严重的酒精综合症，也没法下田了，也没有收入，亦或是幡然醒悟也未可知，他翻墙进了两兄妹的爷爷奶奶家，把一对孩子扔下来，没有告别，就这么杳无音讯了。

两兄妹的爷爷奶奶家并不富裕，却真心爱护着这两个饱经苦难的孩子，不用挨打了，不用怕爸爸喝酒了，可以带上红领巾了，可以穿白鞋参加运动会了，玲妹像晚春的树丫，葱葱郁郁地开始生机勃勃。她是学校的大队长，是三好学生，是奶奶的小帮手，力所能及的事情从来不用爷爷奶奶帮忙，还总是帮着老人们分担，去地里除草，除虫打药，别人家都是大人，背着一个重重的喷洒农药的塑料桶，带着口罩，从来不会让孩子靠近。农药都是剧毒，带了口罩喷一会，大人都会头昏眼花。小小的玲妹和哥哥却能齐心协力，把这些农活都做好。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他们实在是太吃力了，心疼他们的懂事，却也没有能力照顾好他们。不需要担惊受怕的日子就是最美好的生活吧，两个小小的孩子，也有了一个家。

日子就是这样吧，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玲妹的妈妈知道了他们的爸爸杳无音讯后，托人捎了信，她虽然已经再婚了，还是愿意儿女暑假时候去妈妈那里，一来减少老人的负担，二来也能让孩子和后爸熟悉熟悉，以后上了初中就接走去念书了。

以后每年的暑假，都是玲妹和哥哥最高兴的时候，可以见到妈妈了。那个蒙族的小村庄里，说是村庄，只是一些牧民，还有几乎汉族人家，相互住的不算近也不远，离小村庄最近的小镇有卫生院有学校，一应俱全，然而坐上拖拉车也要俩个多小时才能到。

山里有山杏，暑假时，山杏成熟，用一根长杆子，把山杏打下来，然后再捡起来收集到一起，通过踩山杏，再暴晒，最后就会得到山杏核。这是一味药材，也能通过处理以后做成饮料，山杏是大山里除了蘑菇以外，村民们创收的手段。

懂事的玲妹跟着妈妈捡山杏，提着个小篮子，把掉落在草丛里的山杏拾起，这是一个一点都不复杂的劳动，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就在玲妹扒开草丛的一瞬间，一条蛇跃起，对着她的胳膊就咬了一口。

闻声而来的妈妈带着玲妹回了家，懂事的玲妹说妈妈不要紧，妈妈你别担心，妈妈我没事。被咬的地方有点肿，妈妈还是不太放心，套了马车，走了一下午，到了镇上的卫生院。旁晚的时候，玲妹已经开始发烧，整条胳膊都肿了，大夫给做了简单的处理，告诉妈妈，卫生院没有治疗蛇毒的血清，让他们往大地方送。

听到消息的继父和哥哥借了一辆拖拉机，在第二天出发了，经过了一晚上，玲妹的手指头肿的都要透明了。来到了距离小镇几个小时的大镇子，那里有能开刀做大手术的医生和设备，入院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毒蛇在北方，尤其是这个边疆小镇并不常见，老人们都记不起有谁被毒蛇咬过。解蛇毒的血清并不是常备的，看着这个小姑娘，泪水洗面的妈妈，医院里立马开始和南方的医院联系，棘手的在于，玲妹根本没有看清咬她的蛇长的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是什么蛇。

这时候的玲妹睁着美丽的大眼睛，她已经虚弱的没法说话了，血清从南方送过来还要时间，但是此时，她已经没有时间了，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泪，一直盯着母亲和哥哥看，她可能只想再多看几眼妈妈和哥哥，她还有好多话，她还有遗憾，爷爷奶奶都不在身边，她见不到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眼里的泪水满满的，她说不了话了，她真的不想让妈妈担心了，妈妈的血压已经忽低忽高靠着药强挺着，如果可以，妈妈愿意换这条命给她这苦命的女儿，她这从小就尝尽世间苦难的孩子。哥哥看着妹妹，眼泪一直一直掉，他不怎么会说话，每日低着头，他的妹妹是他苦难日子的唯一一抹色彩，是他的太阳，现在，太阳要下山了。

玲妹走了，小学毕业的她，那么优秀却永远也升不上初中了。高血压的爷爷奶奶半年以后才知道，姑姑们实在瞒不下去了，老人放佛心灵感应一般，心悸的根本无法入睡，最后不顾女儿们的劝阻执意要去那个蒙族的小镇子，看一眼他们的孙女。他们不相信，最听话最懂事的玲妹会学习忙得都不回来看爷爷奶奶。眼见着瞒不下去了，姑姑们告诉了老人这个噩耗，两个身体健康的老人一夕白头，身形佝偻，奶奶更是见着同龄的女孩就要想起自己那最可爱的玲妹，要哭上几个钟头，慢慢的眼睛也不行了。

后来，哥哥留在了那个蒙族的镇子里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和妹妹一起长大的小村庄。哥哥力气大的惊人，一手能提50斤的水桶，左右开工，仿佛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却几乎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