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坟在几里之外的一块地旁，守着一根电线杆，春天在草长莺飞里张望，冬天在悄寂雪地里叹气。年关将近的时候，总要去烧点纸钱，把吃的东西绕着坟撒一圈儿，钱都烧成灰被风吹远了，小鸟纷纷寻着觅食，把糕点和米粒儿填了肚子。但爸爸说那些东西都被爷爷带去过年了，那时我只看他如何认真地讲那些哄小孩儿的话，长大了才慢慢明白，那不是欺骗，而是虔诚，上坟也不仅仅是习俗，而是一种寄托，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要有希望，要常相聚。
爷爷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大概只有奶奶在将纸钱一沓沓装进袋子里，或者将米汤灌进罐子里的时候会想起他那张没过三十岁的脸。但尽管陌生，我还是明白他和我的血缘关系，就是如果他没有躺在冰冷的土地里，也会像其他人的爷爷一样，给我编花环，教我唱儿歌，不过我童年的乐趣并没有因此而缺失，相反被奶奶翻倍的补给，也是长大后，我才明白她是个多么厉害的女人。
那时上坟，爸总让我和哥哥对着那个长满草的土堆叫爷爷拿钱过年，但我们都叫不出口，只是看着熊熊燃烧的火，体验人生最初的羞怯与尴尬，对着一个最亲又最陌生的人，儿时的我们还不会调整感情去应付那种场面。
期待过年，但又不是完全喜欢过年，来客人的时候，我们躲在没人的屋里逗那只猫，那时我爸还没要求我具备端茶送水的能力，只说是要懂礼貌，来了人要问好。可除了最亲的几个姑姑之外，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只是露出自以为礼貌的笑，爸捏着我的脖子，也是笑着对亲戚们说，孩子不懂事，不会问人。在亲戚也们说些客气的话给我台阶下后，溜之大吉是最好的选择，那是小时候最讨厌的过年场景了。
过年期间的半个月里，爸有一半时间是醉的，那时他很爱喝酒，在开场前，或是酒上了头后，他总是把我和哥哥从屋子里揪出去敬酒，我们像做了错事一样，排在桌子前听他发落，有时候遇到难缠的人要求说祝福的话，我憋红了脸只能等着妈来救，也庆幸自己是女孩子。我哥就不一样了，爸以为他应该继承自己在酒场上呼风唤雨的威风，所以着重培养他，我们俩从小腼腆，而我哥更甚，那时我常在一群喝醉的人中间看他的笑话，看他脸憋得比我红，完了还要嘲笑上几句。
拜年的风气还在，小孩子们穿的整整齐齐，去三爷爷四奶奶家的中堂画前跪着磕几个头，等着发压岁钱，那时候没有红包，是直接塞钱，完了还要在口袋里装几把好吃的。但我和哥哥很少参与那样的仪式，大年初一早上，大多是待在家看头天晚上没看完的晚会。
总有那么几个生得伶俐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和大人聊天，行事圆滑而周全，成为我们的教材，爸生气的时候，老比着那些孩子说我们没出息，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那些八面玲珑衬托得我发育不全的人。
再大一些的时候，爸开始让哥接触并参与一些类似祭财神、送灶爷的活，我成了唯一一个不参与过年仪式的人。哥长大了，可以帮忙贴对联，也能从容地敬别人酒了，而我唯一的进步是能在上坟的时候叫几声爷爷，在火光前想，死了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怕不怕那个叫“年”的怪兽。
到现在，年的意义只剩下团聚与分别，它是个很好的节点。当大人们喝醉了横七竖八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已不是当初那个小心翼翼的孩子，关于年的期待和惧怕也被其他的东西取代。
爸不像以前那么爱喝酒了，但过年还是不能没有酒，那是属于他的仪式。而当我也有了几个固定的朋友，几场不能少的聚会，大家在啤酒和音乐声里玩笑或互相祝福的时候，我才明白，那清澈敞亮的干杯声，才是真正诉诸情感的东西。
所以才说：都在酒里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