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作为京剧大师被世人称颂，他在演戏事业上,自身功底雄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风靡全国。

他总结戏剧经验，综合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创造出醇厚流丽唱腔，形成独树一帜的戏剧流派：梅派。在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上大胆创新改革，被称为梅派大师。

他多次去海外演出，为欧美、日本等国观众演唱经典曲目，为中国艺术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也是有资格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爱国人士。在日本侵华后，日伪政府企图利用他的地位收买人心，他罢演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气节。

后来在上海、香港唱演爱国戏曲，鼓舞人心。

解放后，他作为文化代表参加新中国文代会，为国家领导人演出《霸王别姬》，毛主席出席并观看了演出，对他大加赞赏。

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而当时也有一个被称为“天桥梅兰芳”的姑娘，前途不可限量的，后成为梅兰芳的二夫人，为成全梅兰芳事业退居幕后，她就是伟人背后的女人福芝芳。

乱世中的定位：清醒抉择，智慧取舍

福芝芳作为名满天下的“伶界大王”——梅兰芳的爱人，因对梅兰芳事业襄助有功，得以与梅兰芳合影，才被当时的报刊《北洋画报》频频登报发文，而被人们熟识。

真正对于她本人生活和性情的记载并不多，寥寥数语均见于他人回忆录里。

其中，她儿子梅葆琛写的《怀念父亲梅兰芳》中第七篇《母亲福芝芳夫人》中有较大篇幅。

文中这样简单描述她的身世：

“我母亲福芝芳是满族人，生于1905年，出身贫寒，幼年丧父，依靠母亲福苏思削卖牙签艰难度日。母女俩人相依为命，从小就喜爱京剧，长大后我外祖母就让她拜吴菱仙先生为师，学唱青衣……”

厉震林教授在他的《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一书里指出：如何成为名伶？

一种是：由农民、工仆、商人等投身伶界，经过刻苦学艺，也有机会成为名伶，但大部分伶人一辈子只做配角、跑跑龙套，甚至经常搭不上班；

第二种是：由伶人家族或“泛家族”来培养，成才道路要相对平坦一些，成才率高得多。名伶家族之间联姻“强强联合”，子孙秉承上辈人的智力、体力、精力，甚至超越前辈。

福芝芳是前者，梅兰芳是后者。

当时社会动荡，政权跌宕起伏，百姓们人心惶惶，家族之间抱团取暖。福芝芳家只有她与母亲，两人伶仃漂泊相依为命，恰好福芝芳热爱唱戏，投身于戏曲行业，未尝不是为母女两人找一条生存之路。

母亲在幕后为其费心铺路，她为不辜负母亲苦心孤诣，在台后辛勤苦练。

唐鲁孙在《故都梨园三大名妈》一文中说：

“当年北平第一号名妈是福芝芳妈妈。在福芝芳初露头角时，有一批大学生组织一个留芳小集天天到剧场，福大奶奶对这批大学生照顾得非常周到，因此，报纸上天天可以看到为福芝芳捧场的诗词文章，福芝芳就慢慢混成角儿了”。

福芝芳当时有“天桥梅兰芳”之称，固然有母亲的功劳，但她本人若无真材实料，也不会名噪一时，被人追捧。

只是想要成为名伶，道路更为艰辛。当时的女性被相夫教子思想裹挟着，认为结婚生子才是必然之路。

而另一边，梅兰芳两个孩子被天花夺走性命，原配夫人王明华做过绝育手术，梅家人和梅派拥趸者担忧梅兰芳后继无人，强烈建议其再娶一人。

梅派人士相看福芝芳后，评价她：“长得不错，唱得不错，能生孩子。”打听后发现是梅兰芳师傅吴菱仙后来的子弟，由师傅牵线促成婚约。

在同意梅兰芳的求婚之前，盛京将军张六桥家大公子张舒铎对福芝芳也颇为倾心。福芝芳每学会一出新戏，张舒铎都要在酒楼设一堂会提前捧场。

但福芝芳对嫁入政权家族，有着清晰的认知，务实的她知晓受门第之见影响，嫁入张将军家不现实。

在戏曲事业发展上亦是如此，戏曲演唱要很强的技艺性，想成为“红角”，必须要有特色、有绝活，而这种核心竞争力一般传内不传外。非戏曲家族出身的福芝芳，没有伶人家族引导，即便有母亲左右逢源、周旋应对、大肆宣扬，成为名角之路也颇为艰辛曲折。

嫁给梅兰芳做平妻是她当时的最好选择。

种种明智抉择，说明年轻的福芝芳是有智慧之人，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大多数人如无根浮萍随波飘荡，而她却对自身有着清晰的定位，勇于取舍，为人生做出重要决策。

婚姻既要信念坚定，又要不断地提升自我

梅兰芳作为行业翘楚，被人仰慕是常有之事，我想戏曲新人福芝芳也不例外。

梅兰芳与她结婚之前，在戏班里有青梅竹马的恋人——名角刘喜奎。梨园名角相恋，当然会被传得沸沸扬扬。

或许这也让她更明确自身优势：自己只是能生，才得以与梅兰芳结缘。

她做好为人妻的本分，在短短13年里给梅兰芳生了9个孩，不幸前三个孩子均夭折，这对福芝芳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她敬佩原配王明华对梅兰芳事业的付出，怜悯她做了绝育手术，又失去两个孩子的悲惨处境，因此对原配敬重又引以为戒。

生下第一个孩子直接让人抱给王明华抚养，让她有承欢膝下之人，是为仁慈有感恩之心，亦是做事有分寸，分得清孰轻孰重，稳定内宅，坐稳平妻之位。

另一方面，由于年少家贫未读书不识字，她便让梅兰芳聘请家庭教师教自己读书识字。她深知想要长久陪伴梅兰芳身旁，助力他的事业，提升自我才是关键手段。

她坚持读书学习四年，提升艺术品味，学做贤妻良母照顾一家老少。直到后来能陪着梅兰芳编排新戏，担任起他的经纪人。

福芝芳一般上午读书，下午同邻居学习编织毛线技巧，她心灵手巧，很快就学会了，平常孩子们穿的毛衣毛裤都是她精心编织的。

据《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记载：（按）梅夫人福芝芳说：“大爷早年排时装戏，除了自己选料找裁缝做的以外，也兼穿元配夫人的衣服，后来就常穿我的衣服，目的为了节约。”

解放后梅家回北京，北方冬季寒冷，梅兰芳60岁后体型也发了福，购买的现成羊毛衫裤也紧穿着不舒服。

福芝芳和她20多年的贴身保姆俞彩文一起给梅兰芳编织了粗毛线、细毛线、深色、浅色的毛衣、毛裤和毛背心。

生活上全面接管照顾衣食住行，家里财政大权也要牢牢掌握。

她发现家里收入大部分由梅兰芳的挚友——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管理，她在母亲协助下一一收回财政大权，梅兰芳的三位事业搭档冯耿光、齐如山、李释戡逐渐失去对梅事业的掌控，就想方设法撮合孟小冬与梅兰芳，于是福芝芳开启了与孟小冬将近5年的竞争。

大胆铲除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梅兰芳瞒着福芝芳，在冯耿光公馆里安置孟小冬，在梅党的见证下与孟小冬成婚。

《北洋画报》上有曾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将娶孟小冬之梅兰芳”，另一张是“将嫁梅兰芳之孟小冬”，两人都穿女装，非常有趣。殊不知会阅读看报的二夫人福芝芳内心是如何地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她心知不能轻举妄动。

1928年，福芝芳结婚近7年，而梅孟两人仍恩爱两不疑。

孟小冬的一个疯狂仰慕者想要刺杀梅兰芳无果，福芝芳为梅党分析利弊，提醒他们出于梅兰芳生命安危考虑，梅孟两人不能继续在一起，虽没有立即让两人分手，却也让梅兰芳看到了福芝芳的宽容忍耐和委屈求全。

随后孟小冬在《北洋画报》上看到一则消息：

梅兰芳此次来津出演，仍寓利顺德饭店。但挈其妾福芝芳同行，则系初次。福已截发。 

原来是福芝芳趁梅对自己有内疚感时，提出陪他去外地参加演出。

从只字不识到熟知，并深度参与演出流程，经过了6年多的蛰伏，终于初见成效。

1929年梅兰芳赴美出演，福芝芳与孟小冬都想陪同。

在此之前已带孟小冬去过香港了，为保持两个女人间的平衡，这次赴美梅打算带福芝芳去，也是福芝芳一直争取的结果。

孟小冬不同意，她劝梅兰芳的理由是：

福芝芳正怀孕，去美国路途遥远时间漫长，在异国他乡，孕妇自身不方便，还要分心安排人照顾，怕会影响整个演出。 

福芝芳作为识大体的贤内助，也怕影响到演出进程，但她不能让孟小冬得逞。考虑再三做了一个决定，表示可以牺牲肚里的孩子也要同去照顾。

两人竞争的结果是谁也不用去了，想必此时梅兰芳内心已是疲惫不堪，事业版图在不断扩大，但家庭后方纷乱不断。

梅兰芳在家族里兼挑两房，既是伯母也是母亲，伯母过世丧礼隆重。孟小冬趁机去参加丧礼，以此为要挟入梅家门，这就触犯了福芝芳的底线，以前在外室名不正言不顺，闹得再满城风雨也动摇不了她地位，此刻不做出决断恐怕就要引狼入室了。

她当着众人之面逼梅兰芳做决定：“这个门，她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肚子里这个和家里的两个，和她拼了。”

梅兰芳信福芝芳有这魄力，他经历了太多次丧子之痛，实在不愿冒着失去孩子的风险，他让孟小冬先回去。

此后，梅孟两人又经历半年纠葛，最终“冬皇之恋”以孟小冬做杜月笙姨太太收尾。

《杜月笙大传》中记录了冯耿光劝梅、孟分离的理由。

他说：

“孟小冬为人心高气傲，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则随和大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与‘服侍人’相比，为梅郎一生的幸福考虑，就不妨舍孟小冬而留福芝芳。” 

这评价可以充分看出福芝芳为事业委曲求全，能忍则忍，不惧他人流言蜚语，越战越勇。对待事业成果和利益要坚决捍卫主权，发挥自己优势。

与竞争对手较量时，毫不犹豫地果断出击，聪明又果敢。

家事、朋友事、国事：事事上心

纵观福芝芳的一生，被世人所知，主要源于与梅兰芳的合影，几乎都是陪伴梅兰芳去各地演出时的记录，可看出她时刻牢记以梅兰芳事业为己任，在梅大师的艺术生涯中承担重要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危在旦夕，梅兰芳全家搬到上海，乱世中事业受到极大影响，他的编剧齐如山此次没有跟随，照顾一家老小同时，福芝芳还需协助演出事宜。

梅兰芳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了创编新戏《抗金兵》，以古鉴今，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福芝芳坚定地支持丈夫的爱国之心。

1941年日本军部让梅兰芳给他们庆祝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的演出。为拒绝此行，梅兰芳采取表弟秦叔忍建议，注射霍乱防疫针迫使自己高烧卧床不起，福芝芳悉心照料。

为防日军和汪伪政府骚扰，梅兰芳从此蓄须明志，闭门谢客绝不登台，也断了家中经济来源。

1942年他们从香港返回上海后，生活陷入困境，要靠变卖家具、古玩和字画维持生计，甚至去银行贷款度日，后实在支撑不下去，福芝芳不得不回北平卖掉宅子，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梅兰芳剃须重返舞台。

1932年到1943年，十多年颠沛流离，惊慌失措，生计艰难维系的日子，福芝芳一直陪伴左右。

其深明大义支持丈夫抗日的精神，贫困潦倒节约度日的坚定心志，确实值得书写。

福芝芳也热心助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帮助不少业界同行。

梅兰芳好友马连良因主演《海瑞罢官》而被迫害致死，“文革”尚未结束，没有条件按回族习惯土葬，在福芝芳关照下，马连良的骨灰被安葬于万花山梅兰芳墓东面高岗。

散文名家吴泰昌在散文集《心如朗月》里说：梅先生与阿英先生是挚友，“文革”时期梅夫人对落难的阿英生活上多加关照。他头一次踏进梅宅，就是为了代取梅夫人送给病重阿英的一盒西洋参。

“文革”期间，帮助他人同时，梅宅也未能幸免。全家老小均被“扫地出门”。福芝芳身处逆境，始终忍辱应变，精心保护梅兰芳生前所遗留下来的部分有价值的剧本、曲谱、服饰文稿等，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梨园史料。

他去世后，1962年，福芝芳将他一生收藏的古玩字画以及剧本孤本一共三万多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据冰心先生说法：五十年代中期，她和梅兰芳都是人大代表的时候，梅先生说：他和福芝芳女士结婚时，林纾（琴南）老先生曾送他们一条横幅写着“芝兰之室”。

梅兰芳谢世后，张伯驹去看望福芝芳，也写一联：“并气同芳，入室芝兰成眷属；还珠合镜，升天梅福是神仙。”

或许刚成婚时的福芝芳不认识也看不懂该横幅意思，不过她用一生时间及行动来证明，她是与梅兰芳一样品行高洁知行合一之人。几十年陪伴照顾，与他同甘共苦共创事业，不仅得到了梅兰芳朋友们的赞赏，连梅兰芳自己也越发感激与不舍。

50年代末，他对福芝芳说：“我想我死后最好就下葬在这里吧（王明华所葬之处万花山）。”福芝芳回答：“您老百年后还不是被请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梅兰芳担忧地说：“我如进了八宝山，你怎么办呢？”

福芝芳这一生以梅兰芳和她的事业为重，兼顾内外，未尝不是满足了自己的事业心。

写在最后

梅兰芳年轻时的恋人刘喜奎，曾经对梅兰芳说:“在艺术上，我预料你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演员，如果社会允许，我也将成为这样的演员……”。

福芝芳未尝没有刘喜奎这样的想法，但她意识到当时时代下，女性发展事业的局限性，果断放弃自己事业，辅助梅兰芳成就一番事业。

她对自我有清晰认知，认定目标后想尽办法奋力前行，不畏艰难提升自我能力，遇到障碍果断清除，全了自己的事业心，丈夫的家国大义和朋友情义。

她不能冲锋陷阵，唯有曲线救国。在后方用智慧和能力攀登事业顶峰，实现了人生的梦想。

作者：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