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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Bloomberg Bussinessweek繁体版2017年7月26日第124期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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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大中国史》至46%。
从隋炀帝东征失败以后,高句丽就格外骄傲;联合百济,屡侵新罗,新罗无法,只得求救于中国。唐太宗初时,也无意于为它出兵;到公元 642 年,高句丽大臣泉盖苏文弑其主高建武(建号荣留王,是婴阳王的兄弟。立其侄宝藏王高藏)。太宗以为有隙可乘,想趁此恢复辽东,就出兵以伐高句丽(《唐书》载太宗谓臣下:“今天下大定,惟辽东未宾……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可见得这一次用兵的动机,不全是为新罗)。太宗的用兵,自然和隋炀帝不同;然而这时候,中国用兵于高句丽,有种种不利之点;所以以太宗的神武,也犯了个“顿兵于坚城之下”的毛病,不能得志。太宗以公元 645 年二月出兵。四月,渡辽河,克辽东;进攻安市(在如今盖县境);破高句丽援兵十五万于城下。然而安市城小而坚,攻之遂不能克。九月,以辽左早寒,遂班师。这一次,虽然没打败仗;然而兵威的挫折和实际的损失,是不待言而可知的。太宗深以为悔。
御驾亲征,手下的人把这件事看得太隆重了,用兵就不觉过于持重,不能应机,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反不如偏师远斗的利害。公元 660 年,高宗因高句丽、百济攻新罗益急,遣苏定方自成山(在如今山东的文登市)渡海攻百济,破其都城。百济王义慈降,百济人立其弟丰,求救于高句丽、日本。公元 663 年,刘仁轨大破日本兵于白江口(如今的锦江)。丰奔高句丽。百济亡。公元 666 年,泉盖苏文死。三子争权,国内乱。明年,高宗遣李伐高句丽。公元 668 年,也把它灭掉。于是朝鲜半岛,只剩了新罗一国。唐朝在平壤设了个安东都护府,以统治高句丽、百济的地方。这时候,中国对东方的声威大振,日本和中国的交通,在此时也称极盛。
以上所说的,是东西北三方面的情形。还有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方诸国的交涉,也得大略说一说。中国的海岸线,是很长的。闽、浙、广东(当时且兼有越南的一部分)等省,曲折尤富。南方的国民,在海上所做的事业也不少。可惜中国历代,都注意于陆而不注意于海;就是盛强的时候,国力也只向西北一方面发展。这许多冒险的国民,做了国家的前驱;不但没有国力做他的后盾,使他们的事业发扬光大;连他们的姓名事迹,也都在若有若无之间了。
要晓得科举制度的由来,就要先晓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制,起于魏文帝时。这时候,“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民错杂详覆无所”。尚书陈群,就于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评其本地的人物,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书用人时,凭以复核。这种制度的可行,原因为后汉时代,清议极重,乡评特为有力之故(史称:“晋武帝时,虽风教颓失,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沉废。郄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然而乡评的有力,是一种风俗,风俗是要随时势改变的。九品中正,是一种制度,比较的总觉流于硬性。于是就生出种种弊病来。扼要些说,便是:一、中正的权力太大,而又并无赏罚之防。就不免有徇私、趋势、畏祸、私报恩仇等事情。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尽识;即使尽识,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坏。就使能知他的好坏,也不应当以一个人的话为标准。况且中正至多能晓得这个人的品行德望,至于当官的才能历练,是全然不知道的。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在社会上,本没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个阶级里的人,受这阶级的制裁,当然最为严重,谁能够真正破除情面呢?于是所选举的,总不外乎这一阶级里的人,就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历代选举的制度,纵或小有改革,然大体总是相同。九品中正的制度,南至梁、陈,北至周、齐,都是有的,直到隋开皇中方罢。这种制度,与两晋南北朝的门阀阶级,是很有关系的。“隋唐以后科举”的前身,便是两汉时的郡国选举。原来郡国选举的制度,到两晋以后,也弊坏得不堪了(东晋初年,为了抚慰远方的人士起见,州郡所举的孝廉、秀才,都不试就用。后来实在弄得不堪了,于是要试之以经。秀才、孝廉,就都不敢进京。到京的,也都装病不考。于是宽限五年,令其补习)。九品中正的制度既不可行,于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试。既然凭考试为去取,就索性“毋庸郡国选举,而令他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加以考试,合格的再把他送进京去应考”。就变成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了。唐以后的科举,最重的是进士科。这一科,是起于炀帝大业中的(当时还是试的策)。这件事,《隋书》不载(只见于《唐书》所载杨绾疏中)。大约当时还不甚看重他。“唐制,取士之科……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然而取之最多的,只有进士、明经两科。进士试“诗”、“赋”、“论”、“策”,明经试“帖经”、“墨义”。这时候,崇尚文词的风气已成。明经所作的帖经墨义,又是毫无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它。就有“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的谚语。不是天资愚鲁,不会作诗赋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经。就把天下人的聪明才力,都消磨到“声病”上去。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袭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说:“中国承平的时候,可以算是没有兵。虽然有唤做兵的一种人,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如以壮观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这句话最通。秦汉时代,承袭着战国时的余风,全国还有些尚武的风气;东汉而后,就渐渐显出无兵的样子了(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四节)。从五胡乱华起,到南北朝末止,却可以算得一个长期战争,其中东西魏(周、齐)对立的时候,竞争尤其剧烈,所以产出一种略为整齐的兵制。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于后周的。其制是籍民以为兵,但是拣其魁健才力的,并不是全数叫他当兵。——而蠲其租调。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领军的谓之开府;一大将军统两开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共为六军。总数不满五万人(隋朝也沿袭其制,置十二卫将军)。唐制:折冲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训练。其兵的编制:是十人为火,火有长。五十人为队,队有正。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有兵籍的人,年二十而为兵,六十而免。平时居于田亩,教练皆以农隙。有事就出去从征;事讫,依旧各还其乡。据《唐书 · 兵志》说: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关内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势颇强。当时宿卫,也是靠府兵轮值的,谓之“番上”。但是到高宗、武后时,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渐坏,至于宿卫不给。宰相张说,就请募兵宿卫,谓之“扩骑”。玄宗时,这种宿卫的兵,也是有名无实,诸府又完全空虚,内地竟无一兵,而边兵却日重。所以安禄山一反,竟无从抵御了。
唐初用府兵的时候,有所征伐,都是临时命将;战事既罢,兵归其府,将上其印,所以没有拥兵的人。其戍边的兵,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都有使。总管他们的谓之道,道有大总管(后来改为大都督,但行军时仍曰大总管)。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谓之节度使。但还没有用它做官名。睿宗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用贺拔延嗣做凉州节度,这是以节度名官之始。玄宗天宝初,于沿边置十节度经略使(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北庭〈治庭州,今新疆乌鲁木齐市〉、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朔方〈治灵州,今甘肃贺兰县〉、河东〈治太原,今山西阳曲县〉、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市境内〉、平卢〈治营州,今为河北承德市〉、陇右〈治鄯州,今甘肃西宁市〉、剑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九节度,岭南〈治广州,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一经略使),边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乱后,讨贼有功之将,和贼将来降的,都授以节度使(或沿其旧官)。于是节钺遍于内地,而“尾大不掉”之势以成。
然而制唐朝死命的,实在还不是藩镇之兵,而倒是所谓“禁军”。禁军的起源是跟高祖起义于太原的兵,事定而后,愿留宿卫的,共有三万人。于是处以渭北闲田,谓之“元从禁军”。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后亦与于“番上”。太宗时,在元从禁军中,选善射者百人,以从田猎,谓之百骑。武后改为千骑。睿宗又改为万骑,分为左右。玄宗用这一支兵平韦氏之乱,改名左右龙武军。又有太宗所置的飞骑,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谓之“北衙六军”。与诸卫的兵,号为南衙的相对待。中叶以后,又有所谓“神策军”。其缘起:因天宝时,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的磨环川,即于其地置军,谓之神策。以成如璆为节度使。安禄山反,成如璆派军中的将,唤做卫伯玉的,带千人入援。与观军容使鱼朝恩(宦者)共屯陕州。神策军的地方,旋为吐蕃所陷,于是即以卫伯玉所带的兵为神策军。和陕州节度使郭英,俱屯于陕。公元 763 年,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鱼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陕州的兵来扈卫。当时都号为神策军。后来伯玉罢官,神策军归郭英兼带。郭英又入为仆射,这一支兵,就入于鱼朝恩手里。是为宦官专管神策军之始。鱼朝恩后来入都,便把这一支兵,带到京城里,依旧自己统带着。然而还不过是一支屯驻京城里的外兵,并不算做禁军。公元 765 年,吐蕃又入寇。鱼朝恩以这一支兵,入屯苑中。于是声光大好,出于北衙军之上。德宗从奉天还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颇委任宦官,专叫他统带禁军。这时候,边兵的饷,不能按时发给;而神策兵饷糈优厚。于是边将在外戍守的,多请遥隶神策。神策军数,遂至十五万。自关以西,各处的镇将,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势力,强不可制。昭宗时,想改用宗室诸王代他,始终没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挟着神策军里几个镇将的力量,以胁制天子,诛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着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系的镇将李茂贞,把宦官尽数诛夷,而唐亦以亡。这都是后来的话,参看第三篇第二章第四节,自然明白(禁军的始末,《唐书 · 兵志》不详,见《文献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总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镇的兵,不过十分之三;禁军倒有十分之七。
从南北朝到唐,其间还有一大变,便是门阀阶级的破除。三代以前的社会,原是一种阶级制。看第一篇第九章第三节,便可以知道。春秋战国之际,虽说经过一次大变迁,毕竟这种阶级制的余波,是不能扫除净尽的。读史的人,都说九品中正之制,弄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然而做中正官的人,并不曾全操选举之权。不过朝廷要用人时,把他所品评的等第,来复核复核罢了。选举之权,毕竟还在州郡手里。郡国选举之制,不是魏晋以后才有的。以前虽没有九品中正之制,难道郡国选举,都是十分公正,不带一点阶级臭味的吗?(梁武帝时,沈约上疏,说:“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庠序棋布,传经授受,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可见汉朝的选举,自比魏晋以后公平;然而说毫无阶级臭味,是绝办不到的)这是绝不然的。不过不像魏晋南北朝这种盛法罢了。两晋南北朝时候,门阀阶级之严,是由于:一、有九品中正之制,替它维持。二、则这时候,五胡乱华,汉人和胡人,血统上不免混淆。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标门第,以自矜异。三、则当晋室渡江之初,文明的重心,还在北方;北方的大族,初南迁的时候,也还有高自位置的思想;以后就成了一种风气。所谓大族,必须要标明了一个“郡望”,以明其本出何郡,就是魏晋以前,阶级制度并没有消除尽净的证据。倘使你在本籍,本没有特异于人之处,迁徙之后,又何必要特标出一个郡望来呢?这种阶级制度,是到唐中叶以后,才渐次破坏,经过了五代,然后消除净尽的。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要算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最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郡国选举的时代,无论你怎样公正,无论怎样地注重于才德,这郡国所“荐举”或“拔擢试用”的人,总不得真正到社会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固然也有例外的,然而总是例外。直到郡国选举的制度,变做了投牒自举(这时候,形式上固然还说是乡贡,然而既凭考试,这乡贡便是有名无实的话)。被举的人(举人)和举他的人(州郡),其间才不发生关系。无论什么人,向州郡投牒自列,州郡就不能不考试他;考试合格了,便不能不举他。把全国的人,都聚到京城里去考试,和他的本乡,相离得很远;考试防弊的制度,又一天严密似一天(在唐朝,还没有“糊名”、“易书”、“禁怀挟”等种种制度。考官还得以采取誉望;就和士子交通,也不干禁例的。但是从唐到清,考试的制度,是一天天往严密的一条路上走的;这是考试制度的进化);应考的人,和考他的人,也再不得发生关系。这样,全国的寒畯,才真和有特权的阶级,立于平等竞争的地位。所以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实在有破除阶级的大功,不可湮没的。向来读史的人,都说投牒自举,是个最坏的制度。其意,不过说这是“干进无耻”。其实不然。参与政治,是国民的一种义务,不单是权利。有服官的能力,因而被选举,因而服官,这是国民应享的权利,也就是国民应尽的义务。郡国选举和征辟的时代,有了才德,固然可以被选举、被征辟的。倘使人家不来选你、征你、辟你,便如何?若在隋唐以后,便可以怀牒自列。所以唐以后的科举制,是给予国民以一种重大的公权。——实际上应试的人,志愿如何,另是一说。从法理上论,这一层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从汉到唐,和从宋到清,其间的历史,有一个不大相同之点。便是“从汉到唐,中国是征服异族的;从宋到清,中国是给异族征服的”。五胡虽然是异族,然而入居内地久了,其实只算得中国的编氓。他们除据有中国的土地外,都是别无根据地的。所以和中国割据的群雄无异。到辽金元却不然。辽是自己有土地的,燕云十六州,不过构成辽国的一部分。金朝虽然据有中国之半,然而当世宗、章宗手里,都很惓惓于女真旧俗,很注重于上京旧地的。元朝更不必说了。所以前此扰乱中国的,不过是“从塞外入居中国的蛮族”乘着中国政治的腐败,起来扰乱。这时候,却是以一个国家侵入的。就是“中国前此,不曾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和别一了”。从契丹割据燕云十六州起,到元顺帝退出中国的一年为止,其间凡四百二十四年(公元 946—1369 年)。明太祖起而恢复中原二百七十五年。清朝人又入据之者二百六十八年(从顺治元年,即公元 1644 年起,到宣统三年止),所以这时代,中国有十分之七,在异族统治的状态之下。然而其初就是由几个军人内讧,把异族勾引进来的。这时代,中国所以辗转受累,始终不能强盛,也都是直接间接受军人的害。读到下文,自然明白。军阀和国家的关系,可谓大了。然而还有一班人,说立国于现在的世界,军备是不能没有的。因而颇怀疑于现在的军人,不能全去。我却拿什么话同他说呢?立国于世界,军备原是不能全去的,然而须要晓得,军备有种种的不同。若依然是“从今以前的军人”,可说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莫说保护国家,国家本没有外侮,有这班人,就引起来了;外侮本可以抵御,有这班人,就无从抵御了。这不是一时愤激之谈,请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