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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千传奇》。

民国七年，也就是公元1918年的冬天，19岁的盐商之子张权因未婚妻病逝，离家出走，投身松江禅定寺，打算出家为僧。

禅寺住持为他起法名----大千，但到正式剃度受戒的时候，他提出要不烧戒疤，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得道成佛，无须多此一举。

在和法师辩论了一晚无果之后，这个19岁的年轻人决定一溜了之。虽然不辞而别，他却带走了“大千”的名号。

从此，佛门里少了一个念经的和尚，画史上多了一段风云传奇。

张大千是第一个名扬国际的中国画家，被纽约国际艺术协会授予“当代第一画家”称号，获得这个称号的还有毕加索。他是一流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曾为保护中国古画和日本人斗智斗勇。却也为了赚钱，仿造清代大画家石涛的作品，以假乱真，无人识破。他是一个最会弄钱，也最会花钱的享乐主义者。但却在荒无人烟的莫高窟面壁三年，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敦煌壁画的中国人。

50岁后，他走遍欧亚美洲，漂泊异国30年。宁可在巴西斥巨资建造一个中国园林，以为思乡之苦，但却至死未回大陆。那么张大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传奇故事又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本《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千传奇》来一一解读。

本书由已故知名作家高阳所著，高阳以写历史小说闻名，作品在史料考据的基础上，兼具小说的语言特点，可读性高，深受读者欢迎。有着“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的说法。这本张大千传记，高阳用张大千出家未遂的离奇故事开头，徐徐讲述了这位传奇画家，不按常理出牌的一生。虽然也有演绎的成分，但完整地讲述了他的艺术成就，以及他与女人、兄弟间的恩怨情仇。

书名中的“梅丘”是张大千在国外收集的一块形似家乡地形的石头，而摩耶是他晚年的住处。我们将在书中结构的基础上，按照张大千的人生轨迹来解读这本书。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少年岁月、学画卖画、 面壁敦煌、漂泊海外以及归居摩耶。

我们先从张大千的出生讲起，1899年还是清朝光绪年间，四川盆地中南部的内江城，先是大雨数月，淹了众多良田，接着又滴雨不下，焦了一片沃土。在这片愁云惨雾里，盐商张怀中怀孕的妻子做了一个美梦，她梦见一仙气飘飘的白发老翁携一伶俐可爱的黑猿来到家里，第二天张夫人产下一子，取名张权，也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从小就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性格，身体好、胆子大、脑子活、喜欢出风头。12岁那年，学校闹鬼，同学们都不敢出门，人心惶惶。只有张大千不信，深夜一人手持棍棒，守在校园捉鬼。最后还真让他抓住一个出门偷窃的坏人，并把那人暴打了一顿。

1915年，张大千16岁，在重庆的一所中学读书。暑假的时候，他突发奇想，要徒步回家。他认为这样既可以磨炼心智，又能够观赏沿途风光。当时，整个中国都处于军阀混战中，仅四川一省，从1912年到1933年就发生过400多次冲突。时局不安定，土匪也猖狂起来，到处打家劫舍。

张大千的体育老师刘伯承劝他，沿途土匪太多，不要冒险。这位刘伯承，就是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但张大千认为，自己是穷学生一个，没什么好抢的，和几个同学一起坚持上路了。结果，出发后的第三天，他们就遇到土匪，张大千和一个同学没来得及逃跑，被抓到山寨。

土匪让张大千给家里写信索要赎金，谁知，看到张大千的字后，土匪竟然决定放弃赎金，逼他留在山寨做师爷。和土匪头子熟悉之后，张大千以替自己给家里送信为由，让土匪头子把同学放了回去。直到三个多月之后，这支土匪被当地军队围剿，张大千才得以脱险。这100多天紧张恐惧的山寨生涯，使年仅16岁的张大千对社会、生死，有了更深的认识。能在土匪窝安然度过百日，成功营救同学，也看得出他机敏、义气的性格。

虎口脱险之后，家人觉得要给这个黑猿般野性的少年收收性，于是给她定了门亲事，未婚妻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姐。定亲后，张大千在家人安排下，去日本学习染织技术，计划学得一技之长后，就回国结婚，成家立业。

张大千对染织没有什么兴趣，在日本的学业也乏善可陈，但有一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同学聚会上，张大千同一个日本同学开玩笑说，为什么我们的外语，比你们说的好？日本的同学蔑视地回答：“因为亡国奴的舌头是软的”。张大千非常气愤,发誓从此只说家乡话。他特地雇了个日本人做翻译，虽然每月耗费数百元，也在所不惜。三年后，张大千完成学业回国。但等待他的，却是未婚妻因病去世的噩耗。家里很快又给她说了门亲事，悲愤之下，他离家出走，遁入佛门，于是就有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从佛寺逃走之后，张大千并没有放弃出家的想法，他准备去杭州灵隐寺暂住几日，再作打算。途经西湖渡口，需要四个铜板才可以上船，张大千只有三个。他求艄公发发慈悲渡他过去，哪知艄公开口就骂，斥责穷和尚想赖帐，还扯破了他的僧衣。张大千大怒，和艄公打了一架后扬长而去。他意识到，一分钱难死英雄汉，和尚不能做，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彻底放弃了出家的想法。

就在他有家不能回，有庙不能去的时候，二哥张善子找到了张大千。张家有兄弟十个，张大千排行第八，张大千从小由二哥管教，在众多的哥哥中，张大千最怕的就是他。找到张大千之后，张善子也没别的话，只问道：你自己说，打算如何？张大千回答，既然和尚不当了，自然就能吃荤，杭州的糖醋鱼是最好的。于是，饱餐一顿之后，二哥将张大千带回了四川老家。

这段出家风波就这么过去了，虽然听起来颇为儿戏，却是张大千人生的重要转折。这件事之后，他摆脱了苦闷局促的少年情愁，内心开始走向成熟。而且在佛寺的时候，张大千看到很多寺中收藏的古画，他说，自己对画中的“广大”之意，有了新的领悟。并立志此生，胸襟、气魄、学问、技艺，都要把这两个字奉为宗旨。回到老家后，二哥张善子惊喜地发现，张大千的绘画技术突飞猛进，一问才知道，竟然是他自己看古画琢磨来的，叹为天才，决定把弟弟往绘画的方面培养。张大千本来就不喜欢染织，欣然同意，于是跟随二哥去上海，正式开启了学画、卖画的人生新阶段。

在二哥的安排下，一到上海，张大千就拜前清翰林曾熙、李瑞清二人为师。当时画坛的主流是学习清初大画家石涛，石涛是明代皇族后裔，国破家亡之后，出家当了和尚，他反对当时画坛的守旧习气，提倡笔墨当随时代。石涛的身上既有读书人的气节，又有突破传统的创新意识，和民国初年求新图变的潮流十分吻合。师傅们对石涛推崇备至，于是张大千也从临摹石涛入手，很快成为临摹石涛的高手。

很多人说张大千是绘画天才，但他的练习相当刻苦。他临摹石涛，每幅画至少要画三五遍，直至可以不看原稿能达到分毫不差，才算完成。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画一幅，否则绝不睡觉。除了临摹外，他的桌子上始终放一本石涛的《画论》，每日研读，书都被翻烂了。石涛爱画黄山，张大千就多次去黄山写生，感受石涛作画时的心境。张大千说，从前有人说“三分人事，七分天事”，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才对。

努力升华了天分，张大千临摹石涛的功力越来越高，渐渐地，他笔下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不仅能够以假乱真，简直可以说是石涛再世。画艺精进的张大千，开始用临摹的石涛画卖钱，整个民国画坛几乎没有人能识破。从少帅张学良到收藏家罗振玉、大画家黄宾虹，都买过张大千仿造的石涛画。对于造假，张大千似乎并不惭愧，甚至故意在买主举办的鉴赏会上，拿出造假的草稿和印章，告知买主这幅画不是石涛真迹。

其实张大千并不是不在乎名声，但年少张狂，又急需用钱，让他选择了用造假的方式，谋取暴利。那么这些钱，他用来干嘛了呢？一小部分，他拿去接济贫困的老师李瑞清，绝大部分，则用来买古画。张大千对古画尤其是石涛的作品，有种近乎痴迷的执着，一旦听说哪有石涛真迹，不顾路途远近，一定要去看一看。石涛画很贵，张大千从来不计成本，能买则买。这样的结果就是，虽然造假的收入很高，但他依然常常陷入，收藏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之地的窘迫境地。

张大千一生先后收藏石涛真迹多达500件，见多识广让他成为古画鉴定的高手。他曾自豪地说，徐悲鸿说我是500年来第一人，我不敢当，但我自认是500年来精鉴第一人。意思是说，他对鉴定深有研究，可以称得上是书画鉴定第一人了。

不过这些收藏的古画，也差点让张大千命丧日本人枪下。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张大千没来得及逃走，被日本人软禁。日本人告诉张大千，如果他愿意把收藏的古画拿出来，不仅会释放他，还将建立捐献陈列馆，让他的作品和石涛并列展出。张大千假装同意，对于日本人谎称，画作都在上海，以让妻儿前去取画为由离开北京，并暗中联络朋友将古画偷偷运出。自己则在京城里大宴宾客，佯装志得意满，迷惑日本人。

国画运到上海后，坊间传言张大千因欺骗日本人被枪毙了。上海的学生们给他办了张大千遗作展。日本人给张大千一个月的时间，让他去上海辟谣。一到上海，张大千立即携家人和古画逃去了香港。在被日本人软禁北平一年多后，总算虎口脱险。这一年张大千39岁，生死相迫，仓皇逃难的途中，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并写道：画图留予后人看。这幅画中，张大千坐在松树下，猛烈的强风向左吹，而松树的主干则向右倾斜，表现出画家心中奋力抗争的决心。

1939年底，张大千从香港取道广西、贵州、辗转回到四川。战火纷乱，书画市场低迷，张大千也不愿再冒险出门。他隐居四川青城山，整日流连在山水之间，专心作画。两年里，他画了1000多幅山水画，画意有了很大进步。当时的绘画主要学明清，但张大千认为，中国画还应找到更根源的东西。他想上溯宋元，遍览百家，尤其向往代表隋唐成就的敦煌壁画。

敦煌莫高窟始创于公元四世纪，是隋唐艺术的结晶。现有彩塑两千多身，壁画五万多平方米。张大千下定决心去敦煌一游，就在即将抵达敦煌时，张大千收到二哥张善子病重去世的消息。因为路途遥远，没有见上最后一面，成为张大千一生的遗憾。但亲人的离世，没能让他停下脚步。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和跋涉，1941年6月，张大千第一次踏入敦煌莫高窟。他被洞窟中的壁画惊艳了，决定要尽自己所能地临摹、研究。他说，很多人认为这是民间绘画，我看这是艺术大师的作品。当时的敦煌，戈壁黄沙，渺无人烟，不通水电，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张大千给每个洞窟都编了号，这在中国是第一次。他按照编号，每日清晨进洞临摹，晚间才出，中间只在洞口吃一顿午饭。在石窟临摹壁画和室内作画不同，壁画底部要趴在地上画，顶部则要踩着梯子，仰头勾勒。一幅大的壁画，往往数十天才能临摹完毕。

就这样，本来计划三个月的敦煌之行，逐渐延长至三年。这三年期间，张大千共临摹敦煌壁画276幅。为筹集路费和画资，他变卖了部分古画，还向银行贷款黄金5000两，这些钱直到20年之后才还清。张大千自嘲地说，跑到这里受徒刑，还心甘情愿。来敦煌前，张大千是个对生活品质非常讲究的人。他常把古人用300只羊煮一碗汤的故事挂在口边，表示要吃，就不能怕贵、怕麻烦。他喝茶要用不同的杯子，而且只喝三泡便倒掉。但在敦煌，一年四季蔬菜都难吃到。为了改善伙食，张大千曾带领学生开荒种菜，还专门请人送来藕苗栽种。不过，由于气候条件太差，没有成功。他感到很遗憾，特地画了一幅荷花图，记录到：我本来幻想着，在大漠里造一点江南风光，但如今，采莲歌是没机会唱了，真让我痛心。

然而，就在张大千废寝忘食地临摹敦煌壁画时，外界声讨他的声音却越来越响，有人认为张大千的临摹破坏了敦煌壁画。有一天，张大千收到了一封电报，上面写道：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斥告张君，对于壁画，勿伤污损，勉滋误会。意思是，让他注意点，别弄脏了壁画。短短的几句话，如针一般刺痛了张大千的心，他自认为，是揣着对敦煌壁画无尽的崇拜来临摹的，几年里，对壁画的保护竭尽心力。为供给来敦煌的生活开销，临摹所用的大量矿石颜料和纸笔器材更是散尽家财，负债累累。在自己之前，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不远万里地来这苦寒之地，研究敦煌。现如今，研究刚有些成果，就有人来捣乱。

无奈之下，张大千决定离开敦煌。他将搜集的资料，送给了官方派来的研究人员，带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途中，他举办了临摹壁画展，引发轰动。大学者陈寅恪撰文说，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工，是我们民族艺术上别具一格的新境界。著名画家叶浅予说，张大千一个人，完成了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在灾难深重，民族文化倾颓的年代里，他在敦煌，寻回了中国文化的一点自信。

敦煌之后，张大千的绘画造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胸中的见识远超同时代画家。他的画风开始走出石涛，走出明清，有了隋唐时代的雍容自信。作品中，也多了对人物的描绘和更丰富的色彩。与此同时，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展，邀约不断。

1949年，张大千50岁，定居四川，大陆和台湾都希望他能够留下，张大千未作答复。12月，以在印度办画展为由，张大千在夫人及小女儿的陪同下，前往印度。临行前，他嘱咐儿子和学生们，要多走动，我去去就回。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

之后近30年，张大千走遍欧洲、亚洲、南美洲、北美洲。但故乡的山水，却只能在梦里相见。对张大千来说，何去何从，主要是考虑三个条件，一是时局安定，二要经济繁华，三要自由热闹。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人愿意花大价钱买画，随心所欲地花钱享乐，也不会引起非议。一番思虑之后，1952年，张大千决定前往南美洲定居。他带了数百箱行李，甚至包括黑白猿猴六只，波斯猫八只，名犬四只。但据说这些箱子其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张大千装气派的小伎俩，目的是引起国外舆论的注意。果不其然，这阵仗场面，使他到南美不久，就获得了阿根廷贝隆夫人的接见，一炮而红。

在南美洲生活了一年后，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附近，买了块200亩的地，花费巨资建了个园子。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园林，他拔了地里原来的玫瑰，改栽梅花、牡丹、松树，种了一大片竹林。林畔挖了池塘，造了假山、闲庭和长廊。他给园子取名八德园，找到一块形似故乡地图的大石头，作镇园之宝，并在石上题字“梅丘”。丘有墓碑之意，梅花是最有中国特色的花。他说自己死后，就要葬在这石头之下，也算是魂归故里。

建八德园的钱，是张大千买卖古画赚来的。虽身在异国， 但他在台北、香港、东京都有眼线。一旦发现古画，一通电讯，张大千立刻搭飞机前来鉴定。他眼力准，名气又高，一买一卖之间获利甚丰。

1956年，张大千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地点是卢浮宫东画廊。与此同时呢，卢浮宫的西画廊展览的是西方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作品。主办方精心设计了这场东西方巅峰艺术的对台戏，使张大千获好评如潮。西方评论家称，唯有毕加索堪与它比拟，毕加索代表着西方现代绘画的最高水准。为此，张大千想见一见毕加索。消息送到毕加索那里，毕加索欣然同意。那天张大千穿了一身中式长袍，足蹬布鞋，到达毕加索在巴黎的住所。习惯上身赤裸、只穿短裤的毕加索，则刻意穿了长裤皮鞋，打了领带出门迎接张大千。毕加索给张大千看了自己临摹的五大本中国画，并说，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会晤之后，毕加索送张大千一幅西班牙穆神。两天后，张大千回赠双竹图。之后，毕加索又为张大千画了十多幅肖像，而张大千回赠两支毛笔。这不是普通的毛笔，是张大千从巴西牧场，从五千多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的八支牛耳毛笔， 寓意执牛耳。送了毕加索两支，表达他对毕加索画坛领袖地位的认同。

在八德园住了17年之后，71岁的张大千决定移居美国，原因是美国有更好的医疗环境。从60岁起，张大千的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两眼逐渐看不清东西，这对一个画家而言是致命的。尤其是张大千，漂泊海外，平时大手大脚花钱惯了，没有多少积蓄。一切吃穿用都全靠不停地作画卖画。眼疾，使张大千渐渐画不了精细的工笔画。他不断尝试新的画法，最终发明了泼墨画，即把墨汁、颜料泼在纸上，然后急速牵动纸上下晃移，使墨和彩自然流布，最后再用比勾勒，点染成画。泼墨画开辟了张大千艺术的新天地，他的泼墨画巨幅《荷花通景屏》，被美国人以14万美元收购，是当时国画卖出的最高价。

但艺术上的新天地，还是抚不平他的乡愁。定居美国的张大千画了一幅自画像，提名《乞食图》。画中的老人须发皆白，托杖持钵，沿街乞食。他是驰名世界的大画家，但乞食图中自嘲的意味，却流露出一个漂泊者的悲凉心境。他说，吾今真老矣，腰痛两眼昏，异域甘流落，乡心未忍言。这幅画后来被张大千送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并被博物院磨刻到了石碑上，在台北张大千故居就可以看到。

国外数十年，张大千按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活着，穿古装，留长须，讲四川话，在园子里种竹子、梅花，他的画三分之一都是四川的青城山。让张大千的思乡之情，再无法克制的是红颜知己李秋君的去世。张大千年轻时，去上海学画，最初就住在李秋君家。二人情投意合，可是张大千已经娶妻。秋君出身名门，家里十分看重名声，绝对不可能让女儿做妾。秋君横了心，不嫁就不嫁。终身跟随张大千，没有结婚。张大千在上海时，秋君陪在身边照顾起居。张大千云游四方时，秋君便帮他打理家务。学生们行拜师礼，张大千说，拜秋君和拜我是一样的。张大千和秋君同年，50岁时，二人一起过生日，并合制了一枚印章，刻写了四个字“百岁千秋”。“千”是张大千，“秋”是秋君。他们约定，百年之后，要埋葬在一起。但是，这个约定没有实现。之后不久，张大千走出异国，秋君一个人留在上海，两人至死未能再见。1971年，秋君在上海病逝，张大千收到噩耗长跪不起，几日几夜不能进食。他说自己要为秋君服新丧三年，开始常常念叨，我的秋君再也见不到了，秋君是一个人啊！

1976年，在海外漂泊了近30年的张大千，决定回台湾定居。回到台湾之后，张大千的眼疾竟逐渐好转。画画多了，卖得也越发好了。但一些传言也流行起来，人们说他老了，画不动了，很多作品都是学生代笔。张大千没有回应流言，而是宣布创作巨幅山水画《庐山图》，并请亲友前来见证。

此时，张大千已经八十多岁，心脏病、糖尿病缠身。而且他从未去过庐山，选择这个题材，一是表明自己宝刀未老，创作能力犹存，二是年事已高，他深知这幅画可能就是绝笔，要拼尽性命，再现一次心中的祖国山河。这幅庐山图，张大千构思了一年，之后又画了一年。画画过程中，他常口含心脏病药丸，拿着画笔，晕倒在画前。抢救回来之后，继续作画。亲友劝他停下，但张大千说，还乡无事恋乡深。我是无论如何都要画的，你们谁也别拦我。

1983年1月，这幅画终于完成，在台北展出。画长10.8米，高1.8米。画上的庐山，又像庐山，又依稀可见青城山、黄山、峨眉山的影子。两个月后，也就是1983年3月8日早上，张大千命人拿来已出版的13本画集，一一题词，准备送给大陆的老朋友，看他精神不佳，夫人劝他改日再写。张大千说，此时不写，以后再无机会了。在写到第12本画集的时候，张大千晕倒再也没有醒来。去世的时候，84岁。

本书作者高阳说，张大千其人，好名，好热闹，好挥霍，好美食和美人，俗世何止千万。但他在绘画上的天分和努力，让他的作品超越明清绘画，直达隋唐艺术的雍容自信。在文化倾颓的近代中国，可谓绝无仅有。而且，他在国际上取得的崇高名声，更是西方主导的现代美术史上最精彩的一页。在台湾的日子里，张大千给自己住所取名“摩耶精舍”。“摩耶”是佛教的词汇，意思是幻象梦境。他把巴西八德园里的那块叫梅丘的石头运了回来，依然希望埋骨为丘下。或许对他来说，台湾终究不算故乡。他说自己平生结梦青城山，不知道在《庐山图》的飘渺烟云中，他是否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