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这本书其实告诉我们，亚当·斯密不是被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之父。

他支持商业社会，他看到了商业社会的积极面，但是他同时对商人做非常不客气的批评，他主张自由贸易，但他坚决反对奴隶贸易的，这都是他。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大篇幅地讲教育，讲了对贫民的教育将使整个社会受益。

富人不需要去考虑，因为富人他们自己会发愁后代的教育问题，他讲了国家、公益社会，公共产品，讲所有这些今天我们认为是必须的问题。

那么到今天这样的时代，流弊开始出现，许多希望也变成失望。当今的中国人有很多焦虑，这些焦虑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说启蒙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要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反省这些问题。

1.大环境背景下，思考财富的特征和底线

焦虑时代确实有不少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事，我们或许可以把握自己，比如说我个人可能感到我可以相当平静地生活，但我们还有亲人、孩子，我们可能也为他们的生活而感到焦虑。

当然有时代的原因，因为在后面200多年，很明显的，各个文明社会都越来越以经济为中心，大家关注的、追求的是经济、物质、财富。

这是一个时代的原因，但是也有本身思想的原因。

从调控上看：

亚当·斯密重视商业社会市场，但也论及了另外的方面，比如说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是否应站在富人一边，还有平等的问题。

亚当·斯密认为主要是来自分工。分工交换，或者分工合作，人类文明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如果说农业文明的分工还不特别明显，那么工业文明的分工就非常细致和明显了。

事实上，人类最大的分工是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这也是理性。

政府如何面对贫富差别，面对穷人在这个社会中，或者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中，如何摆脱他们被鄙视的状态，如何改变他们的无助，这是亚当·斯密关心的。

从市场经济体系看：

在亚当·斯密看来，包括后来讲《大转型》的作者卡尔·波兰尼的思想一样，经济体系是纳入到社会体系，是嵌入到社会体系中的。

所以经济需要被一个更大的形态所控制，这个形态是社会，这个形态的底色是道德。

因此当你超越所有经济行为的时候，有一条底线是不能够触犯的，就是良知，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的利益不是在损人的基础上实现。恶德在经济行为中必须被扼制，所以市场不应该是放任的。

而在整个经济行为，所谓的市场行为中，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彻底歪曲为放任自由。

2.市场靠道德约束，难以衡量

亚当·斯密意识到，市场本身也有一种道德性，可以反对强制、干预，但是任由道德走向高调的话，那肯定不能实现。

人不像动物，人还有精神生活，但现代社会看来很难变成一个像希腊、罗马那样伟大或辉煌的社会。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最痛恨奢侈品。因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对《蜜蜂的寓言》做了极为尖刻的、不留情面的批评。

《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讨论的是一种恶德是否可以被视为公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首先我不认为恶德可以造成公益。

如果世界所有的公益都要基于对贪婪、自私、无耻来实现构成客观上的繁荣，那么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成本是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承受的？

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只有参加恶德的游戏，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呢？

所以道德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很难衡量出来，是没有办法计量的，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此亚当·斯密对所有问题的讨论，是基于他对恶德的否定，基于他不承认恶德的集合，他不承认恶德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一个正义和公益的后果。这是本质问题。

3.同情心是道德的本源和前提

启蒙运动的本质是在讲理性，讲人如何摆脱被各种各样外在的精神桎梏，如何用理性来解决在焦虑时代所有的困境。

亚当·斯密时代的焦虑和今天的焦虑到底有哪些差别？

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从农耕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在亚当·斯密死了之后，才有狂飙性的工业革命的开始。之后的商业社会，是重商主义的时代。

那时候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伦敦遍地是垃圾，到处是污水，泰晤士河脏得一塌糊涂，到处是雾霾。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焦虑是什么焦虑呢？

人们焦虑生存的问题，是不是能活下去的问题。后来才有恩格斯谈到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不是充满诗意的田园般的时代。

当时，所有大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资本正在影响整个英国的走向。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所以他首先写的是《道德情操论》，呼吁人们把同情心放在首位。

没有同情心，人何为人？同情心是一切道德的前提和本原。

我们为什么看到有财富的人，大家对他缺少尊敬呢？

因为越有财富的人越缺少同情心。如果按照钱的数目来建设道德标准。我有1块钱就要捐出来，大家认为1块钱微不足道，但是那是我的全部。

但是他觉得不够。在这个社会，我们怎样用道德来解释经济问题呢，于是他写了《国富论》。

《国富论》的本质是怎么样建立道德的基础和秩序，而不是放任自由。但他还认为不够，所以他强调法律。

回到今天，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我们的焦虑有什么差别？

我们是从后工业社会向数字经济、向信息化改变，这个社会的焦虑不是绝大多数人饥寒交迫的问题，而是所有人被科学、被技术、被一切迅速的改变所推动的时代，是一个怎样学习都跟不上的时代，所以大家焦虑，这是另外一个焦虑。

那么在这样的焦虑下，到底靠什么？我认为现在只能靠理性。

4.我们怎么做？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启蒙就包含了：

第一，我们要呼唤理性。

第二，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相信科学、引导科学，和科学共处，甚至和科学创造的机器人共处。

第三，我们必须把人文主义的东西坚持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焦躁的时代、焦虑的时代，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才能够得到相当的改善。

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问题，甚至相当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仅仅靠启蒙，或者是进步至此的启蒙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第一，启蒙没有解决欲望的问题，甚至对它推波助澜。任何社会，包括古代辉煌的雅典，伟大的罗马，它们都从节制的中道走向到欲望的放纵，结果都毁灭了。

大多数人更希望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这样一个东西，是更强有力在推动，他要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段。

他们也不想损人利己，但是他们会希望物质生活不断增长，想要一天比一天好的物质生活。

许多启蒙学者经常犯一个错误，他们觉得只要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精神社会，走向艺术或者其他的方向。我们看到了这种结果吗？

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地希望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多的欲望得到满足。

人类的历史，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就是奢侈品不断变为必需品的历史。启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对人性的认识有所不足，没有解决欲望节制的问题。

第二，启蒙没有解决团结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包括政治社会，包括美国、欧洲、西方的内部都有分裂乃至对抗，不是逐渐平缓，反而是愈演愈烈。

第三，是最重要的，启蒙没有解决启蒙本身的难题。

他所说的，他觉得应当自立、自爱，他并非倡导损人利己，也不是自私。他对普通人所追求的，包括物质的追求也有相当的宽容、理解，也知道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所以我们也许需要调整启蒙的方向和节奏，也要看到启蒙本身所包含的蒙昧，尤其是对人性的蒙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