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年战争后历代北欧的战争都已经对瑞典没有任何益处，尤其是大北方战争。采矿业成了瑞典的命根子，在18世纪早期大部分时间占出口额约75％，瑞典政府为了跟进欧洲各国的步伐开办许许多多的经理部门，并且开辟多条新航线，其中带给瑞典最大利益的贸易就是遥远的对华贸易，说到对华贸易我们就要提另一个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the swedish india company）简称soic
其实他的实际名称是瑞典—中国公司（毕竟能和印度有多少关系呢），在1731年瑞典的哥德堡成立（可他们在皇宫办公）。从1724年瑞典政府为了保护自己航海贸易发布了《航海法》东印度公司就正式酝酿了，自然在当时任何西方人对东方的香料和茶叶非常感兴趣，瑞典为了茶叶和香蕉从哥德堡出发到中国唯一对外国开放贸易的港口—广州，从此！瑞典东印度公司跟这个中国港口连上巨大的关系，由于我大清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就算去广州也得接受大清方面的条件：只现金贸易、不准设立公司代理行、价格必须由中国方面确定，就连行动也要受到中国严格管理。
不过从瑞典东印度公司建立时就坎坎坷坷，被英法荷怀疑他们也想在亚洲贸易分一杯羹，他们敌视任何竞争者，哪怕弱小的竞争者也不给活路，于是公司向瑞典要了一些为期15年的特权，其中如下：
该公司有权于好望角以东的地区贸易和航行
所有出入境须于哥德堡以外
瑞典国家可向每艘船收取100瑞典圆
货物须于抵达哥德堡时拍卖
该公司可使用的船舰数量并无限制，惟船只必须于瑞典制造和组装
船只须悬挂瑞典旗帜，并拥有瑞典船只取可证
该公司有权发行股票为贸易船只融资
该公司所需之货物及仓库，可于瑞典海关免税
该公司之干事于瑞典海军军官拥有相等职权
该公司之船员也免除于瑞典军队的服役
该公司有权自卫
该公司须保密注资者和持股人的身份
最后一个权力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瑞典人是怕外国人图瑞典在华的财富，交易记录会销毁以隐藏贸易，他们可不想步入奥地利的奥斯坦德公司的bad end
苏格兰人科林·坎贝尔成立瑞典东印度公司后被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授予爵士后1732年2月9号，也就是雍正十年随从悬挂蓝白旗的第一艘船“弗里德里克瑞典国王号”一百名船员，船长乔治·赫尔曼进行远航，去那神秘的东方。穿越好望角到达广州后，目的是用葡萄酒和银制品交换丝绸、茶叶和瓷器，回去的路上经过印尼时由于荷兰人怀疑他们悬挂瑞典旗帜将他们扣留，前文说了那时是不允许瑞典从亚洲分一杯羹的，虽然被获释但浪费了太长时间，途中有许多船员因为坏血病而死，加上风向不利，在1733年8月27号才回到哥德堡，虽然路途不太顺利，但利益丰收，共赚了90 万瑞典圆，百分之二十五用做股息，坎贝尔的信誉和经验在瑞典大放光芒，在日记写道：“如果船再大一倍，我完全可以用我的信誉，在欧洲和中国筹集我的资金，不用付任何钱就能得到中国货，至少可以得到足够的茶叶回去，而我只需要付中国人票据，约定由到达广州第一艘欧洲船按息付款”。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一次中国贸易绝对是非常成功的
在广州地区贸易的瑞典人由于好奇心一直暗中观察·JPG，但被中国官员警告不可以看更多东西，反映了两个世界的冲突，连著名的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的两个肉便……徒弟也访问了中国，并将中国农业著作翻译欧洲各国语言。
在1748年之前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员和官员可以在中国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货物占或许总产值，回国可以自行销售，货物被称为“pacotill”，这是西班牙语借用的词，一般情况下这些货物总产值四分之一但有时高达百分之四十二，因而，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748年取消这项规定，而代之的是按照不同等级的官员船员发给他们不同的固定红利，董事和大班从返程中可以获得很高的纯利收入，即使是二等大班也能挣到12500银元，相当于一名船员从19个月航行中得到红利的八十四倍！
尽管如此这有限的报酬仍是船员冒着危险航行东方的原因，平均计算，在1731到1749年间返程要用698天，在1786到1806年间减为512天，由于航海经验的成熟和船只改进提高了航海能力，但死亡率很不一样，一次航行就有百分之十二的人死于坏血病，能有多少人能回到家讲述在中国的故事？
船只回到哥德堡后货物由董事管理并发布拍卖广告，主要是福建的武夷茶。从1739到1766年间公司进口茶叶16500吨，在瑞典只有上层人士和中产阶级份子才可以享用茶叶。而茶叶在瑞典消费只是小部分，瓷器的进口也很不错，消费者是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瓷器市场很大，占据购入货品价值5％，估计公司共输入5千万件瓷器。棉纺也很重要，不过当时瑞典已经有几家丝织业，出于商品利益他们总是对中国制造的棉纺抱怨
在其运作期间1731─1821，瑞典东印度公司共远航132次。期间共有8只船损伤或沉没，当中最著名的是哥德堡号的意外。远航的回报通常是投入资金的25%至30%，但也曾高达60%。这全赖商人和船长的功劳；商人须商定大量有利的交易，而船长须确保船只安全往来中国和瑞典。船身大约长50米，而船上除载有货物外，船员也带了25至30枝枪自卫。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后一艘远航船回到哥德堡，虽然其特权有效至1821年，但它于1813年便终止运作，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拿破仑战争让公司利润大幅度减少和本国官僚财阀的争夺
十八世纪瑞典新兴资产阶级份子的崛起，和对华贸易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还有一点可以确定，对华贸易使瑞典铁出口开始兴旺起来，中国的货物也使瑞典中产阶级产生了一定影响，瑞典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就是因此而成的。在瑞典东印度公司中他们也有反对者，把从中国的进口货物说对本国纺织业的威胁，构成对瑞典手工业工人的竞争，但是无可争辩的是从中国贸易中除了货物利润，从装卸、运输和供应都大大刺激瑞典经济的发展，使平民生活大大有保障，更用于救济穷人，远航的公司商人们拿出24000瑞典银元去修建医院和各种慈善机构
最后的最后说一句对瑞典坏话，1761年即清乾隆二十六年，因为瑞典东印度公司有一条商船在中国东沙岛沉没，而委任了两名瑞典人格历尔和格鲁伯，作为广州大班，留守广州，处理善后。1767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另一个大班雅各布·哈尔，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金奈港，向他们两个人发来了150多箱鸦片。格鲁伯和格历尔接收来自印度的鸦片，将其走私入境，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