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有“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的态度，我们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加以考虑，但如果我们觉得他们的看法是错的，那就没什么好顾前怕后的。

        艾莲一下子就接受了我的想法。她很容易就同意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们应该互相彻底诚实、直言相谈、彻底地坦荡。这果然有效，我们非常相爱。我们的感情是一种我闻所未闻的。

        在那个夏天之后，我去了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每逢假期我都回家去看望艾莲（艾莲患上了肺结核，而一开始，医生误诊成了当时的绝症，何杰金氏病，只能活两年。）当他们知道其实艾莲得的是肺结核的时候，艾莲说，“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我还有可能好转一些呢！”费曼问，“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吗！”艾莲说，“可是我们就不会很快结婚了呀……”

        你看，当得知艾莲得何杰金氏病，只能让她大约活两年时，我们计划好了一切，当然从她的观点出发。现在她可以活得更长，她倒好像因打乱的计划而烦恼了似的。不过，我很快就向她说通了，这是件好事。自那以后，我们知道两人可以一起面对任何事情。经历了这番，再也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我当时正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被吸收进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数月之后，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就向家里宣布要结婚。

        父亲忧心忡忡。从我呱呱坠地，他就精心培育，希望我成为一个快乐的科学家。他觉得我那时结婚还太早，会耽误我的前程。当父亲听到我要和患肺结核的艾莲结婚，又多了一层担心，怕我会被传染上。

        整个家族，叔叔、阿姨、所有的人都担心之极。他们请来了家庭医生，向我解释结核病是非常危险的，我准会被传染上的。

        我说，“告诉我这病是怎么传播的，总会有办法的。”

        艾莲和我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我们不能接吻，因为口中会有结核菌。

        然后家人开始向我解释说，当初我和艾莲相约毕业后结婚时，还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形，谁都会理解一个不明情况的婚约并不是真正的婚约。

        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他们那种发疯的念头，和艾莲结婚是因为以前我向她保证过，我连想都没那样想过！尽管没有一张证书，没有结婚登记，但是我们相爱甚笃，早已在感情上结婚了。我反问，“要是一个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结核就弃她而去，难道你们会觉得是个合理合情的事吗？”

        诸人中只有我的一个阿姨觉得结婚也不见得是坏事，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对。不过到那时，我早已经尝到过家里给的劝告有那么多错，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毫不费力地拒绝听从他们的劝阻，我行我素，他们怎么讲也没用。艾莲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

        艾莲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在普林斯顿边上的狄克斯镇有一家慈善医院，是由纺织女工的工会支持的。虽然艾莲不是纺织工，他们也照收不误。我那时刚刚毕业，参加了政府的工作，薪金很低。但是这样安排至少能让我照顾她。

        我们决定在去医院的路上结婚。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叫比尔·吾德华德的同学借给我一辆车，我把它改装了一下，把后座放倒，加了一个床垫，像救护车一样。这样，艾莲累的时候可以躺下，虽说她当时的状况并不太糟，可也毕竟几次住院，身体很虚弱。

        我开车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艾莲一家向我们招手告别，我们开车走了。经过皇后区、布鲁克林区、斯坦顿岛，上了摆渡船——那是我们浪漫的结婚游船吧——然后到市政厅去登记。我们慢慢地走上台阶，进入办公室。接待人员很友好，马上办了一切手续。他发现我们没有证婚人，于是立即从旁边的办公室里找来了会计和书记员。按纽约法律，我们正式结婚了。那时刻我和艾莲都幸福无比，牵着手互相冲着笑。那办事员说，“你们正式成为夫妻了，你该吻新娘啦！”于是羞得面红的新郎在新娘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给了每个人一点点小费，谢了又谢，然后开车送艾莲去医院。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都会去看艾莲，艾莲的医生非常好。可每次看见我付给医院一张18元的国库券的时候就很生气，他坚持说我们收入这么少是不用付钱的，可我还是每次都付。

        一次，我在普林斯顿收到了一大盒铅笔，每支上都用烫金字写着，“亲爱的理查德，我爱你！波丝猫。”（我管艾莲叫波丝猫。）

        这倒是蛮甜蜜的，我也很爱她！不过嘛，人总是会不留心把铅笔丢掉的，比如和维格纳教授讨论问题后，就蛮有可能把铅笔扔在他桌上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那时大家的境况都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于是我用小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

        第二天，我就收到艾莲的信，上边写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算个什么事儿呢？”接着说，“难道你不为我爱你而自豪吗？”随后又是，“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烫了金字的铅笔。

        在工作日，我会常常收到她的来信。有时她会弄一个拼字游戏，剪散了装成一袋子寄来。这时，军队的邮检便会给我一个警告单“请告诫尊夫人这里没有时间玩游戏！”我从来没有告诉艾莲，因为我很乐意与她玩游戏，尽管有时把我陷入令人发笑而又窘迫的局面。

        在五月的一天，洛斯阿拉摩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进了报纸，成百成千遍地都是。打开报纸，上边印着巨大醒目的字样“举国上下欢庆理查德·费曼的生日啦！”艾莲在和整个世界做游戏，她有许多时间去琢磨，看杂志，然后订这订那，她总是变些新花样。（她大概从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麦特波力斯那儿得了不少帮助吧。）艾莲身在她小小的屋子里，心却在世界上。写着不着边际的信，寄来各式各样的东西。

        一次她寄来一本做炊具广告的书，里边的炊具全硕大无比——大概是供监狱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使用的吧。从风扇、炉钩，到大盆大盘，应有尽有。我暗想，“见鬼，这有什么用？”这使我想起早先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她寄给我一本大船的广告，上边是战舰、远洋轮之类。我去信说，“你打什么主意呢？”她回信说，“我在想，等我们结婚时，可以买条船。”我写道，“你疯了？！也太不着边际了吧！”

        不几天，又有一本广告寄到我这儿。这回是富人们用的那些十几米长的游艇、帆船。她的夹条上写，“既然你无意买上次广告书里的大船，或许我们可以买这样的。”

        我去信，“听着，你还是不切实际！”

        不久，另一本广告又来了，是卖各种小汽艇的。

        我写道，“太贵啦！”

        最后，我接到她的条子，“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理查德，你一直在说不。”原来，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条旧的手摇木船出卖，标价15美元，艾莲想买下来，以便夏天时我俩可以泛舟。

        唉，经过这么多折腾，谁还能说“不”呢？

        正当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广告的用意时，第二本又到了，做的广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几天之后，又来一本，是家庭炊具。当我周六去看她的时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她邮购了一个18英寸的小烤炉。她说，“我想咱们可以烤牛排呢！”“胡扯，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屋里烤牛排呢，烟啊火啊了的。”“啊不！”她说，“你只要把炉子支在外边的草地上，每周日就可以烤牛排了。”那个医院正对着贯穿美国的66号公路。“不行，我是说那么多的汽车、卡车，来来往往，行人走来走去，我怎么可能大模大样地在草地上烤牛排。”艾莲说，“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她开始用这个来“折磨”我了。“好吧。”她说，一边拉开了桌屉，我们可以互相让步。“你不必戴大厨师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她晃着那种真正职业大厨师用的帽子、手套。然后她说，“把围裙穿上试试。”围裙打开，上面赫然印着，“烤肉大王”之类傻乎乎的字样。“行了行了，”我吓慌了，“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于是那以后的周六周日，我就只好到66号公路边去烤牛排了。

        另一件事是关于圣诞卡。在我刚到洛斯阿拉莫斯才几个星期后的一天，艾莲说，“我想，应该给你的同事们送圣诞卡，你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那些卡片都很精致，可里边写的是圣诞快乐，署名是理查德和波斯猫。我抗议说，“这怎么能送给费米和贝特，我都不认识他们呢！”“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结果自然是卡片都送出去了。第二年圣诞又来了，那个时候我和费米、贝特都熟了，还去过他们家，和他们的孩子玩，关系很友好。一天，艾莲用很正经的语调对我说，“理查德，你尚未问及有关今年圣诞卡的安排。”我可着慌了，说，“哎，让我瞧瞧。”卡片写着，“圣诞、新年快乐，”署名是理查德和艾莲.费曼。我说很好很好，这对每个人都合适。她说，“哦不，这对费米、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适。”果然她拿出另一个盒子了，她取出其中一个，上面的祝辞是一样的，可署名变成了费曼博士及费曼太太。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他们都大笑起来，这回怎么正儿八经的了迪克（理查德的昵称）他们都大笑起来，觉得很开心，因为艾莲倒了这么多鬼，我却毫无办法。

        艾莲的身体越来越弱，她父亲从纽约来看她。在二战期间，坐这样的长途旅行是很花钱的，但他知道艾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他打电话到洛斯阿拉莫斯，“你最好马上来。”我预先早就和我的一个朋友克劳斯·富克斯安排好了，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借他的车尽快开到医院。我开车上路，让两个人搭上车，以防万一需要帮忙。果不其然，我们开到圣塔菲的时候，一个车胎爆了，搭车的和我一起换了备用胎。可当我们开出圣塔菲的时候，备用胎又爆了，正巧附近有个修车铺，我记得我在耐心地等待修车师傅先修排在我前面的车，可那两个搭车的知道情况紧急，便跑去向修车师傅解释，他立刻先把我们的车胎补好了。我们决定不等他补备用胎了，因为那会有更多的延误。我们又上路了，我有些后悔方才太急于赶路，都没对修车师傅说几句感谢的话。在离医院大约50公里的地方，又一个车胎爆了。我们只好把车仍在路边，搭车去医院，然后再打电话给拖车公司。

        我在医院见到艾莲的父亲，他在那有几天了。他说，“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回家去了”他太难过了，径直走了。

        我最后见到艾莲的时候，她已非常虚弱，神志也有些迷糊了。她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的，大多数时候直瞪瞪地注视前方，偶尔会环视周围一下，呼吸艰难。有时她的呼吸会突然停止，好像在咽下什么东西似的，然后又开始呼吸。如此延续了好几个小时。

        我出去走了一会儿。我觉得很奇怪，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己的感觉并不像平时人们讲的那样悲痛欲绝。也许我在骗自己？当时我自然不会心情很好，可也并没有特别地悲伤，大概是我们很久以来早已明白，这一天终会来到。

        这一切很难解释。假如有长生不老的火星人来地球，看见我们这些叫作人类的动物，明知死亡不可避免，却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大概火星人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心理问题——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况下活着。可是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活着，我们在死的预期下欢笑、玩乐、生活。

        对于我和艾莲来说，和一般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他们有五十年，而我们只有五年。这只是一个量的不同——根本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觉得“别人能有五十年，比我们更幸福”，那倒是会有区别。可我们并不这么想。人实在没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无比，去抱怨“为什么我这么背运？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究竟我做了什么会招来这报应？”——如此种种。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理解现实，理解整个现实，那么上述的抱怨便毫无意义。所有发生的、存在的都是无法预期无法改变的，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罢了。

        我和艾莲有过多么快乐的几年！

        我回到她病房，心里想象着此时她身体里发生的那些生理变化：肺功能衰竭导致氧气不能充分进入血液，脑缺氧便会神志迷糊，心脏微弱，反过来又让呼吸更困难。我一直预计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时候会有突然间的总崩溃。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呼吸愈弱，直至停止——不过在那以前，还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

        值班护士证实艾莲确实亡故了，然后就走了，因为我想单独和艾莲在一起。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俯身在她额头上吻了最后一次。我惊奇地发现，她的头发的气味还是和以前一样！过了一阵想想，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头发的气味没有理由会改变。可在当时，这对我是个小小的惊诧：在我想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了，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第二天我去丧葬场。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几个从艾莲手上摘下的戒指，问我，“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

        “这是什么……不，不用再看了！”我嚷道，“我刚才看过她！”

        “是的，可现在她被化妆过了。”

        丧葬场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已经空却的躯壳涂脂抹粉呢？我不想再见艾莲，那会让我更难受。

        我打电话从拖车公司那儿要回了车，把艾莲的遗物收拾好放在后座上，让一个人搭上车，往洛斯阿拉莫斯开。还没到10公里，啪！又一个车胎爆了！我开始破口诅咒起来。搭车的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哎，只不过是一个车胎爆了是吧”“没错！可是一只一只又一只......”我们换上备用胎，以很慢的速度开回了洛斯阿拉莫斯，也没去修那只坏胎。我不知该怎么面对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们。我不想让别人都阴沉着脸问我艾莲的故去。有一个人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她死了，你的工作进展怎样？”他们一下就明白过来，我不想把悲伤传染开来。只有一个人来表示哀悼，我后来才知道，他在我回去的时候并不在工作地。

        一天晚上，我梦见艾莲，我马上说，“不，不，你不能到梦里来！你已经不再活着了！”

        过了些天，我又梦见艾莲。我又说，“你不能到梦里来！”

        “呵，不，”她说，“我骗你了。其实我是对你厌烦了，才策划了这一切，以便我可以脱身。可现在我又喜欢你了，所以就回来了。”我的意识和自己在闹别扭。总有一天我们能够会解释，为什么在梦里她会依然活着！

        那时，我准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我一颗眼泪也没掉。直到一个多月后，我在橡树城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想，“艾莲一定会喜欢的……”顿时不能自已，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