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仰字宙依据的阴阳之道,亦为“圆道”。 太极图的黑白回互,更鲜明地标示出阴阳二气作“圆”的流转。圆是相对于缺而言的,圆就是不缺,不缺谓之圆满,故圆有“满”意。我们通常所说的“圆满”一语,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其中也可看出中国人重视艺术生命的一份用心。姚鼐说,“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海愚诗钞序》)《南史·王筠傳》載沈約引謝朓語:“好詩流美圓轉如彈丸。” 好诗須真情流露,生氣蓬勃,以圓爲形之至善極美者,以其完整不可分割也。诗的“圆道”,是说诗抒发的感情充沛圆满,意境层次感丰富,气韵跌宕,一唱三叹。
诗的“圆道”,要求把握好“物无一”无文和“物一无文”的辩证关系。一是把握好“一”和“一切”,有限和无限的关系。艺术有一种自觉的超越意识,要极广大,极精微,自有限而观无限,由当下而观永恒。既关心“一”,认为“山川即道”、“山水即天理”、“山水以形媚道”,万事万物均是道的化身,故“目击而道存”、“寓目理自陈”;但更关心“一切”,因为一切都是自在圆足的生命整体,不待他物而自建、自成。钱钟书认为,刘熙载提出“一”和“不一”相互辅助而写成文章,是十分精妙的道理。这与古希腊人所说的“一贯于万殊”正是一个意思。
诗的“圆道”,拓展的是“象外象”,“味外味”。诗以形象的艺术显示出人们生活的和想象的世界,传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画中白色,即是空白。聪明的画师往往总是在空白处用心。成功的空白,能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白”不是实象的荡然,而是以诗意的空白留出可供回旋的地带,造成一种飞动的境界,期待读者自觉地以思维与想象参与诗作意义的再创造活动。《易经》 坤卦六三阴居阳位,“以阴包阳”,阴阳相间,杂而成文。坤地虽美,含藏不显露于外,即是“含章”。诗不求“形似”,也不贵详尽,意在言外、宕出远神才是诗人的着力处。 《二十四诗品雄浑》中有“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话。清人杨延芝解释道:“超以象外,至大不可限制;得其环中,理之圆足混成无加如太极然。”艺术理论强调: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一尘可得无量大千,所谓“只有一片树叶,不知多少秋声”,“只画一两楹点缀冥汉间”。恒河沙数无量,一微尘可得无限沙数,等等。
形之与神,形之与影,“象外象”,“味外味”的不同的表现方法。钱钟书《谈艺录》,夫"言外之意",说诗之常,然有含蓄与寄托之辩。诗中言之而未尽,欲吐复吞,有待引申,俾能圆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一事也。诗中未尝言,別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又一事也。前者顺势利导,亦即蕴于言中,后者辅诗齐行,必须求之文外。含蓄比喻形之与神,寄托则类形之与影。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二八《诗话》说言外含意,举"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及"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两联,"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於言外乎?"说到寄托,当寄物言志,能于寄托中以求真情意。并引古人言,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钱钟书也以《诗经·狡童》为例。"寄托"也者,"狡童"指郑昭公,"子"指祭中擅政;贤人被挤,不官无禄,故曰"我不能餐息"。
二是 事物没有差异就没有“文”的诞生,把握好“物无一”无文和“物一无文”的关系。情感单一,直来直去,缺乏曲致,不能称“圆”。姚鼐说,“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 。“物无一”无文,统一是文章真正的主宰,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东西贯穿其中,各个有差异的部分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更应当明白的是“物一无文”, 刘熙载《文概》“《易·系传》:‘物相杂故曰文。’…‘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乂’为文。’《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客观事物复杂多变,主从关系到也复杂多变。在表达情意时,虽有主次之分、正负之别、隐显之异、先后之差、轻重之殊,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常常是客笔主意,或主笔客意,“ 篇意前后摩荡,则精神自出。如《豳风·东山》诗,种种景物,种种情思,其摩荡祗在“徂”、“归”二字耳。”
昔人诗中有用“是”“非”、“有”“无”等字作对者,此为遮表法。表谓如此,遮谓不如彼,二字本出禅家。“是”、“有”即表,“非”、“无”即遮。或前遮後表,或前表後遮。如唐代著名诗僧 灵澈(746-816)的《东林寺酬韦丹刺史》“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先表),林下何曾见一人(后遮)。”诗人结合自己的日常见闻,对于官场中明明是贪恋功名禄位,却以清高自诩的口是心非、盗名欺世的虚伪行径,表示不屑,予以尖锐的讽刺。
三是诗的章法板滞,缺乏“顿挫”也不能称圆。圆道的流转,也渗透于诗歌的章法结构之中。古人说好诗流转如弹丸。“顿挫”是词的起句发端之后,为避免以下承接的平铺直叙,而转入“逆笔”的写,力求收取纤徐曲折、跌宕生姿之效。“太白七绝,天才超逸,而神韵随之。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如此迅捷,则轻舟之过万山不待言矣。中间却用‘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句垫之(逆笔),无此句则直而无味,有此句,走处仍留,急语须缓,可悟用笔之妙。”(施补华《岘佣说诗》)诗中如顺接,船行如乘奔御风,就不免单调,而且一直下来,直泻无余。现在第三句用两岸猿声来作旁衬,起了衬垫作用,来缓和语势,使全篇有起伏,不再直泻无余了。这样一写,气韵跌宕,一唱三叹,丰富了意境的层次感。
钱锺书先生亦曾谈到中国古代诗歌的谋篇布局为“矫避平板”,好用“丫叉法”(或“回鸾舞风”法)。如他引的诗例,“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草;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孔雀东南飞》)“我有一心人,同乡不异县,异县不成隔,同乡更脉脉。”(王僧《为人伤见不见》)“因送别鹤操,赠之双鲤鱼;鲤鱼在金盘,别鹤哀有余。”(常建《送楚十少府》)一句入题,二句顺接,三句逆接,四句又顺接,首尾相顾,可谓此起彼伏,一气婉转。由此呈回环往复之态。钱先生随后概括道:“弯眉近承钩,以其曲,团扇遥应镜,以其圆,正是叉法。”丫叉法的“曲”与“圆”,乃圆道流转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