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半，闹钟还没响，但窗外淅淅沥沥嘈杂得很，把我吵醒了。我问这是什么声音？
一旁的先生答，下雨了。是了，气象局通报过这段时间会有暴雨，而我家的窗户一直开着在通风。
八点半，先生做好两份火腿鸡蛋饼，给正在上网课的孩子送一份，然后点着自己的那份问我，怎么样，要不要尝尝？我一看，蛋黄完美地留在摊平的蛋白中心，微凝不散，做了几天早餐果然当刮目相看。
我没有夺食，从洗碗机里拿出饭盒放进背包，再去阳台上把晾着通风的外套穿上，又取了一个新口罩，对折、戴上，捏了捏鼻根捋平，出门。
在电梯间，我拿出一支无笔芯的笔，取下笔帽、按键。
一路通畅。
八点五十，到单位停车场停好车，口罩重新拉上鼻端，下车。两位清洁阿姨在扫地上的积水，通道太宽，两人一左一右同时往中间扫，大竹扫帚和着水擦过地面，发出“刷-刷-刷”的声音，绵密而有韵律，不知道这样的扫帚能不能立起来呢？
保安们给我测了体温，双手喷上酒精。在电梯口，零零散散的同事们或带着一次性手套或拿着纸巾。错峰上班与在家上班的联合，成功解决了电梯的拥堵难题。
饭堂的大门前用隔离带分了入口和出口，取餐台边，每个人从卷筒上扯下一个保鲜袋，无声地往里面装着糕点、粗粮，然后迅速离开，只留下两个光溜溜的纸筒见证着人流量。
我拎着保鲜袋回到办公室，开窗，烧开水，取下口罩，一边开机一边吃早饭。
一进入OA系统，原本空荡荡的待办事宜跳出来整整两页。
不过只隔了二十天，这场景竟有些久违的感觉。看样子，复工几天后工作量开始正常化了。
清洁阿姨敲门，我带上口罩；浇花阿姨敲门，我戴上口罩；同事敲门，我戴上口罩；十二点，我戴上口罩，背上包出门，洗手，取笔，进电梯。
到饭堂门口，我用酒精给双手消过毒，然后拿出饭盒装菜。菜式很好，荤素俱佳，只是和早餐一样，为方便打包外带取消了流食，没有粥也没有汤羹。
开车回家，小区保安给我测过体温后微笑放行。我整理好口罩下车，一边往电梯间走，一边拿出手机按开机密码，再一键开门。这手机是个看脸的家伙，多了个口罩，它就真敢不认我。
到家门口，我从背包里拿出酒精瓶，对着鞋底和双手喷了喷，想了想，又往外套上喷了几下。虽然安全培训说要注意酒精引发起火的问题，但浓度和温度没达到，想来是无事的。
进门换鞋、放下饭盒，再取下口罩和外衣去阳台上挂着通风。
先生已经煮好饭，于是打开饭盒，一家人吃饭。
他叹气说看样子还得在家呆一段时间，因为复工的硬件要求是公司人均口罩量达30个以上，跟同事们商量之后决定先不申请。好在不是生产企业，就在家里做文件是无妨的。
只是被关得实在无聊，他提议，不如联系一下网球教练继续网球课吧？我先说好啊，再一想，还真不行，现在哪里都外人免进，我们进不去人家小区的球场。
吃完饭，和孩子在房里散步消食。她告诉我今天上课时老师的孩子闯入镜头，来要妈妈陪。又说老师们布置的作业量比往常还要多。是啊，老师们也是怕教学效果不好，想用作业来弥补一二。
中午是微信时间，看看在武汉前线的同学是否已打卡报平安，再到亲人群中发发数据与科普，人人都冒泡表示安全。
一点半，准备去上班。我穿上外套，出门，取下笔帽，按键。
电梯门打开，似乎有哪里不对？我忽地反应过来，口罩忘拿了。没有口罩，是不能见人的。
下午两点半，开会。本来可以云开会，不过参会人数少，空间又大，还是可以接受。大家带着口罩含蓄地打着招呼入座。我下意识地检查了一下每个人戴口罩的方式是否正确。
得出的结论是，有人说戴口罩之后颜值变得不重要，其实并不是。
口罩对于脸部丰腴、鼻梁低且宽的面庞显然更为亲切友好，撑开、贴合得极为紧密，而山根高、脸蛋小的人在鼻翼和两腮则总是感觉有些空隙。
我的喉咙骤然间开始疼痛，我咳了一下想止住，然而并没有用。
脑子里飞速地将这些日子的学习成果过了一遍，咽疼是症状之一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我的接触范围有任何可疑吗？好像没有，又好像没有理由百分百确定。
三点半，疼痛没有变化。开完会，我洗手，回到办公室开始喝水。忽然想起上班后这几天都很少喝水，戴上口罩，似乎连喝水的习惯都被改变了。这会不会是导致咽疼的原因呢？
这时，同事打电话说甜品外卖到了，过来吃。我再次戴上口罩，洗手。这家甜品店的小老板前两天把订过餐的客人们拉了一个群，给大家发红包，希望能接单做些生意。微信朋友圈里也有许多小商家们渴望开工的声音。
同学群里显示有很多新信息，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雅俗已经去到有没有底裤的严峻程度。我想晚上得把唐诗宋词找出来重温一遍了，以免用词越来越干涩无趣。虽然“加油”两个字也是有典的，然则确实是用滥了。
六点，雨已停了，夕阳余晖将天空烧亮了一角。回到家，两只猫到门口迎接，这些日子它们每天24小时有人陪伴，倒是越发地心宽体胖了。
七点半，刷锅完毕，又把用过的口罩用烤箱消毒后装进保鲜袋。孩子在做作业，先生开了音响，我抽出一本宋词和IPAD一起摆在腿上，才想起嗓子早已不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