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尺，必须有度。
三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朋友再亲近，分寸也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
即使彼此之间关系再好，也需把握好一个度。
人和人之间相处时，边界感模糊不清，只会给他人造成困扰和不便。
日本著名作家西泽保彦曾说：“所谓正常的人际关系，便是要和他人相处时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春晚小品《实诚人》，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魏积安和黄晓娟夫妻俩赶着饭后去看演出。
这时，郭冬临饰演的小石，没打招呼就忽然来到家里，还留下吃晚饭。
吃晚饭时也是擅自打开了餐桌上的酒，慢慢悠悠喝起来，一点不拿自己当外人。
眼见着演出时间快到了，夫妻俩很着急。
黄晓娟先是试探他：“你早些回去，不然一路上不安全。”
见他还不走，只能硬着头皮直说：“我有急事，春节音乐会马上要开演了。”
郭冬临依然没眼力见，说她有急事可以先走，魏积安在家里就可以了。
魏积安又不好意思赶他走，万般无奈地对爱人说：“要不你先走吧，我这有急事走不开啊！”
识相的都能看出，所谓“有急事”指的便是郭冬临。
想不到郭冬临把票从魏积安手上抢过来，说：“你有事就忙你的，我没事啊！这演出票挺贵的，不能浪费。”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没分寸感。
生活中，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极少来往的亲戚朋友，一开口并不是托你做事，便是借点钱。
合租的舍友，老是不经过允许就进你的房间，上你的床，开你的柜子，用你的东西。
没分寸感，是人际关系中的大忌。
曾国藩曾说：“与人相处，疏疏落落。”
人与人交往最好的关系，并不是不分彼此，反而是熟不逾矩。
很认同网络上的一句话：
“当一个人缺乏界限感时，习惯性把自己的事情拜托他人，也习惯性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强行跨入他人的界限。”
作家萧红是鲁迅先生的粉丝，她逃难到上海时，鲁迅先生给了她许多关心和帮助。
这本是鲁迅先生的一个诚意，萧红却三天两头往鲁迅先生家跑，诉说情绪，一待便是大半天。
那时鲁迅先生正承受疾患。
萧红的出现，让许广平增添了许多事，除了照料鲁迅先生，还得分时间精力陪伴萧红。
后来，萧红在追忆鲁迅的文章中，毫不吝啬地夸赞了许广平：
“她红着眼睛故作坚强，细心地照料着他，交电费，做饭，织毛衣，看孩子，去大卖场买处理的生活用品，陪客，把重要的稿件都念给他听..”
但许广平的文章里，能感受到她并不欢迎萧红常来：
“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尤其是提到萧红 前往日本之时，她用了一句：“她（萧红）终于 去日本了..”
没边界感的人，他们在侵犯了他人的空间和时间时，往往不自知。
始终保持清晰的边界感，明白对自己的事情和情绪负责，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涵养。
傅首尔曾经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
她说她照着母亲定制的“完美人生”走到现在，最高兴的是她妈，却并不是她。
许多父母都和傅首尔的母亲一样，习惯“以爱之名”过分干预子女的生活。
相处有度，过则为灾。
任何好的关系，全是带有边界感的。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便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
读初中时，对于到底该学文科还是学理科，杨绛觉得很迷茫，老师给她的建议是学理科。
当她去征询父亲的建议时，父亲却跟她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选择什么。”
杨绛觉得父亲太纵容自己了，父亲却说：
“感兴趣的便是性之所近，才是自己最适宜的。不要太在意外界的评价，你应该选择你喜欢的和有兴趣的。”
最终，杨绛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了学习文科。
而父亲这种适当指引孩子，但又不越界的教育方式默默地影响了杨绛。
当她为人父母后，她也给孩子充足的空间和尊重，让他们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这使我想到杨澜曾经说过的那样的话：
“我和我的孩子们有一个约定，从他们上初中开始，我进他们的房间要先敲门。”
由此可见，不管是多亲近的人，都会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保护好自己的界限，不侵犯他人的界限，是任何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不让其他人过多干预自己的生活，是一种聪慧。
不过多干预他人的生活，是一种修养。
在《教养的关系花园》一书里，毕淑敏说过那样的话：
“要学会和我们的父母亲密无间，倾听而不唯命是从；和我们所爱的人唇齿相依，紧密而不混淆；和我们的孩子亦师亦友，慈爱而不包办；和我们的朋友，相知而不逾界。”
与人相处，关系太远，容易生疏；关系太近，容易生厌。
最好的关系，是亲密地保持距离。
亲疏有度，才能够久处不累；远近相安，才能够相互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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