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甫的家世与出身

杜甫出生在一个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家庭里。

父系

①杜甫远祖是晋代的杜预，京兆杜陵人，他文（左传注解）武（率军讨伐东吴）双全，无论学问还是事功都有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杜预少子杜耽为晋、凉州刺史 杜耽孙杜逊迁至襄阳，任魏兴太守，是襄阳杜氏始祖……）②曾祖杜依艺，曾作河南巩县县令。（杜甫在这里出生）

③祖父杜审言，一位对五言律诗体裁做有贡献的诗人。（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④父亲，杜闲，奉天县令。他的先祖从杜预以来就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我家世代为官，信守儒家礼教，不是皇亲国戚，也是官宦之后。

杜甫出生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官宦之家，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租税，男丁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享有很多封建特权。

据说远祖杜预“以计代战一当万”，他懂得法律、经济、天算、工程，又是《左转》的研究者，杜甫以是他的子孙而光荣。

杜审言自高自大、说他的文章超过屈原、宋玉，书法胜过王羲之。杜甫也多少受他的影响，壮年时，杜甫在政治上自比稷、契，想致君尧舜上，在文学上把屈原、贾谊、曹植都不放在眼里，不得不说有祖父的遗风。

母系

外祖母时李慎的次子义阳王李琮的女儿，义阳王李琮入狱，他的女儿（外祖母）天天来往狱中送饭；李琮的儿子行远、行芳（杜甫2舅父）愿意替哥哥去死。勤孝、死悌都荟萃在李琮的子女身上。

杜甫的童年杜甫很小的时候，母亲去世，幼时寄养在洛阳二姑母家中。年幼时，姑母的儿子和杜甫同时染上严重的瘟疫，为照顾生病的杜甫，疏忽了自己的儿子，导致儿子夭亡。

杜甫幼时多病，但他生活在一个健康的时代。经济、交通、商业、手工业发达。国家门户户敞开，人民精神自信，接触并吸纳很多外来文化。

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里神韵以及所创造的世界，成为杜甫最早一次难以忘却的经历。

因为生活安定，国富民强，到处流传祥瑞出现的消息。如凤凰。七岁时，杜甫开始写诗，第一首就作了一首咏凤凰的诗。九岁时，他就惯于书写大字，临摹虞世南的书法。

杜甫一个病弱的儿童，他的精神和她的身体也随着他所处的时代健康起来。

小时常驻洛阳，杜甫深受洛阳文化的影响，在他常常上树折取梨枣的年龄，他的诗文就在洛阳崭露头角了。洛阳名士崔尚、魏启心见了杜甫的作品，都为之惊赏，说他的出现无异于班固、杨雄再生。

724年，杜甫被当地的前辈引荐，有机会听到了举世闻名的李龟年的歌声，也对他影响深远。

二、吴越与齐赵的漫游

1.漫游

一个读书人在他青年时往往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漫游时期。这漫游被人渲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正如李白所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事实上，这种远游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所谓“四方之志”不外乎给自己的生活找出路。所以有人在考试以前，就走出家乡,到人文荟萃的都市，用言语或诗文作自我的宣传,结交有权威的人士。如果得到这类人的吹嘘,让社会上先知道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来考试，就比较容易及第了,因为一般考官判断的能力薄弱,他们的取舍往往以投考者的声名为标准。

2.杜甫在公元731年～公元740年（20～29岁）的十年内做过两次长期的漫游，漫游的区域是吴越和齐赵。

①第一次漫游：公元731年～735年（认识中国最美丽的山川美景）

杜甫沿水路（沟通黄河与淮水、淮水与长江的运河），经过淮阴、扬州，渡过长江，到了江南。此后他再也没有重来江南。

漫游江南的原因：

a.从江南乘船可以直达洛阳，这条水路成为运粮的要道，也是唐代统治者生活上最重要的命脉。

b.人事上：杜甫的叔父、姑丈在这一带地方作县尉。

②公元735年：回到巩县故乡，请求县府保送，参加进士考试（在洛阳举行），未取录。

杜甫这年二十四岁，刚从吴越归来,只是饱尝了江南的山水，还没有注意到现实的人生，自己由于勤苦好学能写一些诗文,便觉得不可一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这些古人都不放在眼里。进士落第，对于那时的杜甫并不算什么打击，他在洛阳住了不久，便起始了他第二次的漫游。

③第二次漫游：公元736年～740年（打猎和唱歌）

杜甫后来用两句诗形容他这次漫游的情形: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

杜甫能以裘马清狂主要的条件是他的父亲当时在兖州做司马。

在此期间他写出来他的诗集里最早的诗：《登兖洲城楼》和《望岳》。

三、与李白的会和

七四一年，杜甫结束了十年漫游，在洛阳和偃师中间偏北的首阳山下尸乡亭附近开辟了几间窑洞，作为他的住所，这就是他后来常常怀念的“尸乡土室”和土娄庄。他时而住在首阳山下的窑洞里，时而长期留在洛阳。也就是在洛阳，杜甫与李白相遇，当年李白已经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这时杜甫的诗刚刚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而李白已经完成了不少的名篇。这两位唐代最伟大的诗人的会和与此后结成的友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唐代数十年社会的富庶与交通的发达在诗歌里渐渐养成一种浪漫的风格。游侠生活就成为诗歌里的一个新的主题。求仙也成为一时的风气。游侠与求仙，在李白的一生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生活是浪漫的，又是与人民隔离的、个人主义的。他的诗歌比起当时一般歌功颂德、讨得统治集团的欢心的诗是一个大进步、大解放。但这个进步和解放只停留在个人的浪漫主义的阶段上。

在杜甫的诗集里我们很少读到关于游侠与求仙的诗，这两种生活他都很隔阂；可是只有在和李白在一起的这个阶段里，他被李白的风采吸住了，他收到了他的影响，他看见了游侠，他也亲自去求仙访道。这在他的一生里是一段插曲。

那段时期。杜甫与李白约定一起到梁州一带采折瑶草，渡过黄河，来到王屋山参拜道士华盖君。在秋季，他们和高适遇在一起，他们一起呼鹰逐兔，在酒楼畅谈痛饮，一同度过了一个浪漫而放荡的秋天。不久，三人分别，高适南游楚地，李白追求自己的求仙问道，而杜甫在这里拜访了北海太守李邕。

李邕因为自己的书法、文章和广泛的交游，在文艺界享有极大的名声。他居住的巷子也常常被来访者拥塞得水泄不通。李白曾经写诗给李邕发牢骚“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杜甫却在李邕那里感受到无上的光荣，李邕与高傲的王瀚（以《凉州词》闻名）都忘记了自己的盛名与高年。要与杜甫论文，与杜甫结邻。

杜甫与李邕度过一个快意的夏天后，到了兖州，又一次在秋日与李白重逢，他写出了这样四句诗赠给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随后又与李白一起求仙问道。友情又增进了许多。这个时候李白虽然已经有了不少代表性的作品，可是杜甫对他的认识也还不够。这是两位诗人最后的会合，不久，杜甫西去长安，李白也准备重游江东，临别时李白送给杜甫一首诗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从此石门路上的金樽没有能够“重开”，这两个诗人就永久分手了。后来的李白在旅程中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诗作中，可是一往情深的杜甫，后来无论是在长安的书斋，或在秦州的客舍，都有思念李白的诗写出来，而且思念的情绪一次比一次迫切，对李白的诗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在长安时说“白也诗无敌”，在秦州时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成都时说他“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再也不说他的诗只像阴铿了。

四、长安十年：

唐代的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京城，到了天宝时期发展达到极点。

746年，杜甫来到长安，想谋得一个官职。他的眼光没有局限在这些耀眼的事物上，他还看到了统治集团的腐化和人民的痛苦。

这时的政治日趋腐化，唐玄宗终日沉溺声色，骄奢无度，把一切政权都交给了“口有蜜腹有剑”、嫉妒贤才的中书令李林甫。

747年，唐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也参加了考试。但是李林甫摆布阴谋，应征的举人没有一人及第。

杜甫为了维持生计，低声下气充作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除此之外，他还找了个副业，在山野采撷或在阶前种植药物，换取“药价”。

751年，玄宗举行了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三大盛典，于是杜甫趁机写成三篇《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李林甫又从中作祟，考试后永无下文。

754年，杜甫又接连进了两篇赋，同时，还投诗给了他不尊重的权要，请他们援引。这时的杜甫，为了求得官职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755年，杜甫在长安已整整九年，他被任河西县尉，但他拒绝了这个任命，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杜甫回奉先探视妻子，但他刚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未满周岁的幼儿饿死了。

等他再回到长安没多久，安禄山就打到洛阳，他在长安沦陷前的一个月离开了长安。

五、流亡

从755年十一月到763年正月，持续了整整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使唐代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社会贫困一天比一天加深。面对此情此景，杜甫把自己的爱国爱民精神悉数融入了诗中。也是从此时开始，唐代的诗歌便有一部分走上了现实主义的质朴的道路。

756年5月，杜甫带领家人从奉先来到白水，借住于舅父崔顼（xū）的高斋中。此时白水以南的潼关由哥舒翰率兵扼守，杜甫对其相当信任。却不料此时的哥舒翰早已疾病缠身，身心俱疲，士兵们也是食不果腹。果不其然，6月哥舒翰出关反击溃败，潼关失守，白水沦陷，杜甫便开始了流亡生活。

这次逃亡过于仓促，杜甫一家人经历了重重磨难，终于到达了同家洼友人孙宰的家中。他在此地休息了几天，把家安置在了鄜（fū）州城北的羌村。由于长期的霪雨，附近三川山洪暴发，远方的兵灾，眼前的洪水，杜甫听到的是万家被难的哭声。

杜甫逃亡期间，太子李亨即位灵武，杜甫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8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此时，胡人势力已膨胀到北方，杜甫北上路上被俘至长安。

后来肃宗派房琯率兵收复两京，不料三路人马悉数覆灭，胡人凯旋，在长安痛饮高歌，人民失望痛苦，杜甫在长安亲眼见到此景，作诗《悲陈陶》、《悲青坂》。

杜甫困居长安期间，除去为国家焦愁，也时常怀念他的家属。《月夜》《春望》等诗便作于此时。

757年年初，安禄山去世，肃宗南迁凤翔，杜甫借此机会出逃凤翔，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恰逢宰相房琯被贬为太子少师，杜甫看到了房琯的少年盛名，却忽视了他的崇尚虚名、好发议论、不切实际，不顾生死上疏援救房琯，激怒肃宗。

杜甫受任左拾遗期间，恪尽职守，履行讽谏、举荐贤能的职责，但也因此得罪了肃宗，8月便命他离开凤翔，回鄜州探亲。回家路上杜甫对所见到的人民生活的凄凉感到唏嘘，写成名篇《北征》。

六、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

如果说第六章流亡重点交代了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所经历的战乱流离与短期任职，那么本章则重点展现了杜甫在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

“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杜甫被俘长安后，历尽艰辛，投奔凤翔，拜见肃宗。也正因此举，肃宗任杜甫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从757年十一月到758年六月，是杜甫在长安最后一次居留。他与贾至、王维、岑参等人并肩出入，过着闲散的官吏生活。平静的官僚生活将他的眼界限制在皇帝周围，终日伺察龙颜，留下些许唱和诗和朝谒诗。但这些诗在杜甫的诗集里毫无光彩，只显得轻飘而悠扬，没有重量。此时的他，大抵正如标题所言，不过是一个侍奉皇帝的小心谨慎的官吏。

肃宗还京后，跟随在侧的房琯因崇尚虚名、好发议论、结党营私、不理政务渐渐被肃宗嫌恶，左迁太子少师。杜甫上疏援救房琯，但措辞激烈触怒肃宗，被贬华州。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长安。离开长安时，他心境凄凉，觉得自己好像被遗弃，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离开了皇帝周围的“氤氲香气”，他从那方狭窄的天地里解放出来了！他可以接近战乱中的人民，认清时代的苦难，他可以走向人民，回到人民诗人的岗位上。

之后，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探亲。途中，他与诗人孟云卿相遇，同是现实主义诗人的他们宴饮终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唐的诗人，推动了诗歌的进步与发展。回到洛阳时，杜甫看到故园花鸟依旧，但人烟断绝，一片荒芜。触景生情，他创作出大量真情实感的五言诗。一首《洗兵车》，成为其中的“压卷”。诗中，一方面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称赞贤良之臣的不懈努力，坚信胜利终将到来，一方面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痛斥那些无功受禄的官僚，揭露朝廷的种种缺陷。

回到故园的第二年，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也在此时从洛阳返回华州。离开天子脚下，离开皇帝的“天颜”，杜甫才真正看到了民生凋敝、外族侵凌的“大唐”。这一路上充斥着紊乱与不安，他所接触的皆是老翁老妪、征夫怨妇，他看到的尽是在官吏残酷驱使下无处申诉的痛苦。杜甫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人民的悲剧凝结成不朽的史诗—“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此刻的他，大概也真如标题所言，真正，走向了人民。

七、陇右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一举攻陷长安城，因战争致使人民流离失所，就连玄宗皇帝也被迫逃往四川。756年，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为肃宗皇帝。困居长安的杜甫想方设法逃出长安投奔到皇帝的行宫凤翔，被授为从八品的官员——左拾遗。杜甫在朝为官3个月，就因直言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759年七月他被迫辞去职位，在受到秦州友人赞公及从侄杜佐的邀请后，“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之一)，携带妻子弘农杨氏、儿子宗雄、宗武，小弟杜占，跟随西去逃命的流民，离开凤翔，翻越陇山，开始了他一生中一次最艰难的陇右之行。

杜甫携家徒步翻越关山进入陇右，他路经张家川龙山镇以后就到秦安县的陇城，再经过陇城到达秦安，这才从秦安到达秦州。

历史在公元759年是个拐点，经历了社会动荡后杜甫更加贫穷潦倒，辗转在陇右投亲访友的一年时光里，生计濒临绝境，但是他手中的笔依然充满了对苍生和万物的无限深情。杜甫共创作了118首诗歌，这些作品在他流传下来的1400多首诗中显得更加熠熠夺目，纵观诗歌内容作品更加成熟。

《秦州杂诗》和《同谷七歌》里的诗篇，一字一句汇集起来的感触和涌动，不由得让人触景生情，内心为之一撼。

这时他也写了一些怀念友人的诗。他写诗寄给薛据和毕曜、高适和岑参、孟云卿的诗友张彪、与房瑁同党的贾至和严武。其中最为杰出的当然是怀念李白的几篇。

杜甫在秦州期间因解决不了生计问题,走投无路时，人文自然景观富集的秦州最终没有留住诗圣，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大事，杜甫在收到同谷“佳主人”的书信邀请后，携家眷于10月初离开秦州南赴同谷(今成县)，去追寻心中的“乐土”。

杜甫在同谷，住了一个月左右，衣食问题仍未得解决。他对同谷山川怀有好感，但是和《发秦州》时的心情有所不同。从诗人留于后世的《同谷七歌》等诗句来看，杜甫在同谷的遭遇更加凄惨，在经历了“短衣衫雪，岁拾橡栗”的饥寒后，“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十二月初一从同谷再次出发(《发同谷》)，举家慕名前往想象中“充肠多薯芋，崖蜜亦易求”(《发秦州》)的同谷县栗亭，即今徽县栗川乡一带。

杜甫在秦州生活困窘，衣食不能自给，听说同谷可居，于是离开秦州到了同谷。

杜甫在初冬十月从秦州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左右，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入蜀，年底到了成都。

这两段路程都十分艰苦，他给每一段路写了十二首纪行诗，成为两组，每组都有首有尾。

从这些纪行诗里边，我们看见诗人除去在饥寒里坚持外，还得与凶险的山川搏斗，走一步克服一步的艰难。

他写这些诗，不只用了他的眼，更不只用了他的想象，最重要的是用了他的两只脚；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杜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其中没有空幻的高与奇，只有实际的惊和险。

在陇右生活的五个多月中,杜甫为我们留下了117首诗,不但数量甚丰,而且有些篇章在艺术上标志着杜诗的最高成就。

而在杜甫的一生，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这年他四十八岁。

八、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一章描绘了杜甫在坎坷生涯中难得的安稳生活，诗风有歌咏自然的轻快，也有悲悯人民的沉重。

759年岁末到达蜀地成都，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找到一块空地，经过亲戚朋友的帮助。两三个月的修葺，浣花草堂终于落成，这个小小的简陋之所，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

草堂岁月大概是杜甫比较愉快的一个时期了，天府之国，物产富饶，民风淳朴，在三月能写出“微风燕子斜”，在五月能写下“枇杷对对香”；在白天“仰面贪看鸟”，在晚上听春雨“随风潜入夜”。眼前有佳景，身边有挚友，在蜀地当官的高适和严武，常来草堂做客。之前长安十年和流亡时期的诗人，在成都终于能喘上一口气了。但杜甫没有因此而忘记了苦难，苦难也没有因此远离诗人，他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真正的高尚之士才能发出的呼喊。在自己风雨飘摇之际，愿舍身为天下求安稳，这不正是几百年后范仲淹在岳阳楼上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表述吗？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好友严武仅在成都呆了不到一年，就被召回京城，这一年，杜甫已经是51岁的白头翁了，他担心一别永别，便执意送到绵州，不想却遭遇成都叛乱，妻子分散，音讯断绝，他不得已再次流亡。安史之乱还残留一丝气息，恐怖和动乱仍在，这个五十一岁的诗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前往梓州，他独自一人，在东川的山中行走，一路走，一路写下这战乱，以诗的形式书写历史，反倒比史书更真实更深刻。

九、再度流亡

        公元761-764年，蜀中甚至国内局面混乱，杜甫为了维持眼前的生活，再度开始了流亡。杜甫在这时期，衣食无着，生计完全依靠那些“边头公卿”。这些使君、县令只知道杜甫能诗能文，懂得一些药理，用到他时，便“肥酒大肉”相邀，让他陪宴写诗。因此他酒肉之外，并没有真挚的情谊，所以没有一个地方能允许他作久住的打算。他一方面怀念成都的草堂，一方面又做东游的计划。

        762年秋成都事变，杜甫从绵州仓皇跑到梓州，晚秋时一度到成都，把妻子接单梓州并得知草堂没有遭到破坏。这年十一月杜甫还曾南游射洪通泉，怀着向往的心情去往射洪县访问陈子昂的故居。

        763年晚春杜甫从梓州送朋友到绵州，又从绵州到汉州，可是房琯已经离开汉州往长安去了。房琯走到阆州，因病不能前进，死在僧舍里。杜甫又在九月从梓州赶到阆州，吊唁这位与他的政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同乡知己。祭完房琯，得知女儿生病，回到梓州。

        763年十一月杜甫计划到江南去，由于杜甫的小心侍奉，梓州刺史章彝替他筹划了旅费。除了为他饯行外，还把梓中的特产桃竹杖赠给他。

          764年初春杜甫携带妻子到阆州，以便从阆水入西汉水至渝州东下。这时由于严武的推荐，政府召杜甫为京兆功曹，他因东游计划已定，只好拒绝。但当他向各方面寄诗辞行，正要起身时，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他听到这个消息“殊方又喜故人来”，成都草堂又在他心中增加了分量，致使他立即放弃既定的行程，走到房琯坟前和旧友诀别后。在暮春三月，他率领妻子回到成都。

十、再回草堂，开始幕府生活

严武第一次入蜀时，就邀请过杜甫入幕府，但被杜甫婉拒，“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第一次是杜甫先来成都，并非是来投靠严武，而再次回成都，则摆明了是由于严武归来的原因。因此，严武再入蜀后，邀请杜甫，杜甫便不好拒绝。而一旦成为严武的下属后，疏散的田园生活便结束了，杜甫又成了昔日华州任上整日迫于处理文书的小官吏。

广德二年（764）三月，杜甫入严武幕府。严武上书，表奏杜甫为节度使参谋、校检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杜甫由此又被称为杜工部。节度使参谋归节度使管理、任命、给俸，校检工部员外郎属于荣誉官职，不是真的去工部做事，属于从六品上。唐制，五品以上赐绯衣、鱼袋。故对杜甫赐绯、鱼袋属于恩上加恩。严武为杜甫奏请官职，一方面是出于私交愿意提携杜甫，另一方面也是彼时的幕府风气——各节度使为了笼络人才，竞相为属下加官。朝廷不耗费任何资费，授予这类空职，也算顺水人情。

尽管“加官晋爵”，杜甫的幕府生活却不顺畅。当年秋天，杜甫即后悔入幕，“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与同事多有不协，“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每日上班多辛劳，“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自在，“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感觉如鸟入樊笼，“信然龟触网，直作鸟窥笼”，思念江湖山薮。

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杜甫正式辞职回浣花溪草堂，不久便获高适辞世的凶信。三年前，王维去世；两年前，房琯驾鹤；一年前，郑虔逝于台州、苏源明饿毙于长安；李白生死未卜，杳无音信，怅然回顾，真是“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杜甫自感老迈羸弱，“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故乡远在他方，“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四月，严武暴卒。成都没有什么再值得留恋的，也无人可依托，杜甫留下一直跟他“一岁四行役”从洛阳到华州、到秦州、到同谷、入成都的幼弟杜占看守草堂，带领家人准备通过水路返乡。杜甫自从760年春在浣花溪畔建筑草堂到这时只有五年半的岁月，再减去梓州、阆州的一年又九个月，他在草堂的居留还不满四年，但他却使这一片地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

十一、夔府孤城

766年-768年，夔州。

柏茂琳任夔州刺都督，给杜甫许多帮助。他在东瀼溪租的公田耕种（东屯柑林）。柏茂琳将西瀼溪的四十亩柑林赠给他（瀼溪草屋）。

杜甫用竹筒引山泉，养鸡，立鸡栅，下了一番布置的功夫。

夔州是山城，杜甫用惊险的文字描画它们。他歌咏山川和人民，还有充裕的时间回忆他的青年时代。

此时，他的诗也有一些变化。长安时代以来，他极力避免庸俗；在草堂的生活较为清闲，对美丽的自然界信口成章，将一部分精力用在雕琢自句，音律上。

此时，耕种着公田，培植着柑林，他的生活可以维持了，但并没有忽略周围穷苦的声音。

杜甫在夔州，身体时好时坏，两年内写下四百三十多篇诗，占全集的七分之二，是一个丰富的创作时期。但由于生活的限制，在内容和思想上比起过去的作品都略有逊色。

杜甫渴望国家统一。代宗生日，节度使入朝祝寿，他一时兴奋，写诗。同闻所收礼物都是从百姓手中搜刮的，他再写诗。批评朝廷对吐蕃的政策。杜甫还不忘穷苦百姓。他写诗劝告居住在瀼溪草屋的吴某，善待草屋边无食无儿的邻居。

十二、悲剧的结局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生活虽然可以维持，也不想久住。收到弟弟杜观的来信后，更增加了他出峡的念头。行前，他将柑林赠给吴某。

原本要留居繁华的荆州数日再北归长安或沿江东下。但刚到荆州，商州兵马叛变，商於地区陷入混乱状态，加上吐蕃进攻凤翔，长安受到威胁，于是放弃北归。但江东的弟弟和姑母久无消息，只得留在荆州。本想得到朋友的帮助，实际却十分有限，生活一天比一天恶劣，身体也一天天更为衰老，在幕府中受尽冷淡。

晚秋时，迁居公安。杜甫此时已是无路可走，诗歌也到最后一个阶段。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放弃诗人的责任，反映人民的生活。

公安不久也发生变乱，随后他从岳州乘船到衡阳。本想投靠衡州刺史韦之晋，不料韦已改任，不久死去。

他离开衡州，来到潭州，船成了他的家。他残废多病，有时靠摆设药摊维生。苏涣拜访，诵诗。后俩人一起逃出潭州。杜甫不但钦佩他的诗，还惊叹他的为人。在杜甫晚年，与之周旋的都是一些庸俗的官吏，苏涣的出现至少可以给他一些爽朗的感觉。

潭州病变，他不得不携带妻子南下，又到了衡州，计划南下郴州，投奔舅父。遇见江水大涨，无法前进，只得北上，预备回长安。但贫穷与疾病使他没有走出湘江的能力。

770年，死于湘江舟中，家人无力安葬，厝在岳州。813年，孙子杜嗣业搬运到偃师，葬在杜审言墓旁。

杜甫是一个官僚家庭出身、受儒家影响很深的人，他在当时不可能怀疑封建体系，对皇帝的存在意义也不会有疑问。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中，他对于皇帝，时而讽喻，时而抱有无限希望，时而感到极大失望。怀着伤感的心情，他始终不曾逃避现实，直到死亡的前夕他还念念不忘国家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