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are still faint glimmers of civilization left in this barbaric slaughterhouse that was once known as humanity.
在野蛮的屠宰场上,还是有些文明的微光存在,就是人性。
——Monsieur Gustave
作为一个资深业余电影爱好者,或许很难用文字形容看完《布达佩斯大饭店》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最初的确是冲着卡司下载该片,但在看完后,演员、音效、画面、故事、节奏,无一不印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当然,还包括一点疑问。
《布达佩斯》的故事并不难懂,但大概是节奏过于欢快喜悦的缘故,第一次看的时候Monsieur Gustave的性格让我很难辨别他所有的行为是出于真心还是作者在反讽,对女顾客的赞扬、两度带Zero坐火车时的挺身而出、包括听到Zero是难民时的道歉都让我无法相信其中不带有任何商人的世故习惯,更让人奇怪的是影片结尾出现了”Inspired by the writings of Stefan Zweig”的字样,我虽然读书少,但好歹听过这位作家的大名并且读过他浩瀚巨著中的两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人类群星闪耀时》,实在不觉得电影中哪里出现了茨威格的影子。
当然,有疑问的并不只是我一个,由于《布达佩斯大饭店》并不是茨威格某本著作的改编,而其人气卡司与优秀品质又在那个时期引发大量关注,因而在影片结尾茨威格的名字在书影迷之间引起很大的讨论,大神们纷纷开始戴上眼镜坐在书桌前手捧茨威格大师N本著作,在电脑键盘上哒哒地敲击他们的分析。
因为弱弱地看到大神们在豆瓣和知乎上谈论《布达佩斯大饭店》与茨威格的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昨日的世界》,我便把这本书在愿望清单上置了顶。
《昨日的世界》是一本半自传体,之所以说是半自传,是因为虽然是茨威格所写的自己的一生,但其主线是欧洲的发展,其中还交错了许多朋友的前世今生,因而并不能算是一本地道纯粹的自传。
但也正是这种不地道不纯粹才带给我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开阔,在我看过的为数不多的战争题材电影中,以小见大的确是个很常见的手法,但无论是以soldier为主人公以生命为主题的恢弘巨制(《拯救大兵瑞恩》),还是以被迫害者为主角以幸福和爱为切入点的人性光环(《美丽人生》),都只是一个故事,我是说,都只是细腻的叙述和笼统的心理描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作家亲历战争时代的叙述,这种前所未有的探索体验竟让我在一片哀叹中有些得意忘形了。
然而愈是得意忘形,便愈是能显现出茨威格文字引领人的神奇魔力,愈是被引领,也愈能跟着他的笔触而起伏不定。
合上书,我开始反思在《昨日的世界》里有没有找到《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影子。
是有的。在时代上,《布达佩斯大饭店》前后有三段时间,一个女孩去给一名死去的作家献花,作家的自述(还带画外音)的开场及十几年前作家去布达佩斯大饭店见到了老年Zero,以及Zero讲述他还是一名Lobby boy时的成长经历——最后那段故事是全影的重点,发生在1932年,虽然并不是《昨日的世界》里着墨最多的时间(一战前后),但其战时欧洲的紧张、同远离尘嚣纸醉金迷的大饭店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非常契合茨威格在最后的自传里所写的欧洲时而繁华时而战乱时而缓解时而崩溃的局势,茨威格对于自己当年深陷繁荣谎言的错误判断也进行了坦诚告白。
但我始终不太认同网上所说的Monsieur Gustave的原形就是茨威格本人,事实上,我更倾向于将茨威格解读为Zero,一方面是因为其叙述者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同Zero一样,茨威格能走到最后也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而Monsieur Gustave,我更倾向于将其看作一种多人合体,一个旧时风趣精致、又充满文艺情结的欧洲绅士。
这样的文人绅士在茨威格的书中随处可见,他们有着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对战争的反感与厌恶,茨威格不吝笔墨地赞美了这群独立思考的艺术家,尽管他们也许辨不清战争的正误——事实上战争时代舆论监管太厉害,没有哪个普通人能判断正误——但他们对人性始终饱含悲悯,对自己的生活有着本真的坚持。
譬如描写里尔克的时候茨威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身边的什物总是少得不能再少,但在一只花瓶或在一只碗里始终开着鲜花”。在二刷电影看到Monsieur Gustave越狱之后责问Zero为什么没带来他最爱的香水的时候,我又想到那个桥段,整个人都顿悟了,啊,原来Monsieur Gustave并不是矫情,也不是装X,那只是他对自己精致生活的一种坚持,也许是很笨拙的坚持。
理顺了这个点之后,一切关于Monsieur Gustave的性格疑问都顺理成章了起来,也确信听到Zero是难民时的道歉和两度坐火车时的挺身而出也必然是出于高贵的灵魂指引,绝不可能是虚情假意的反讽。
明明以前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时就知道韦斯·安德森这家伙就是个愉快的直肠子,反讽戏谑这种手法一点也不适合他,真不知道自己之前看电影时在纠结个啥。
《布达佩斯大饭店》和《昨日的世界》尽管一个风格雀跃一个浸满血泪,但都是对旧时欧洲的挽歌,他们一同怀念着一去不复返的绅士品格。于是二刷电影后我彻底迷上了Monsieur Gustave,就如同之后看加缪的《鼠疫》,我彻底为塔鲁沦陷。
相比于茨威格,加缪或许并不是个感性而称职的作家,也或许是他还没到茨威格那纠结反思的年龄就已经命丧车轮;然而同茨威格一样,加缪对于这世道的荒诞和人性的宽容都有着自己的情结。
《鼠疫》的主角叫里厄,一个平凡坚持在岗位上的小医生,在鼠疫肆虐的时期里,他只是待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工作、治病救人,里厄个叫塔鲁的朋友,他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检察官、宣判过许多人的死刑而对人如何避免让他人死亡的课题耿耿于怀,仿佛生来就有着英雄主义的热血,对自己对抗鼠疫的事业全情投入。
然而塔鲁并不像Monsieur Gustave那样自信满满,他常觉得人人都是鼠疫患者,都在或多或少地造成他人的死亡,而为了避免杀人,塔鲁一直在寻求一条安宁之路。
他曾说,“当然,应该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事实上,人们遇到的真正的医生很少,而且可能也很难遇到。所以,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的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能设法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就是说,获得安宁。”
最后,塔鲁摆动着腿,用脚轻轻地敲着平台。经过一阵沉默之后,里厄挺了挺身子,问塔鲁是否知道有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
“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塔鲁对人性始终有着自己的怀疑,这或许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圣人的由衷的悲悯情怀。
最后,对英雄主义毫无兴趣的里厄选择暂时抛弃鼠疫局势的困扰,与奔着圣人之道而去的塔鲁一同洗了海水澡,这样理念不同但目标一致的惺惺相惜总让我想起茨威格与罗曼罗兰在战火纷飞、处处监控的时代坐在咖啡店里畅谈人生与艺术。
There are still faint glimmers of civilization left in this barbaric slaughterhouse that was once known as humanity,代表Monsieur Gustave将这句话送给塔鲁、茨威格和他的朋友们,也再合适不过。
(原文写于2014.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