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百多年前，在“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初唐文坛，王勃一出场就光芒四射。
六岁善做文章，九岁读了大儒颜师古注解的《汉书》，就敢写《指瑕》十卷纠正其失误。十四岁上书右相刘祥道，对治国理政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十六岁，对台策及第，拜为朝散郎，轰动一时。
盛世才子，荣华正好。怎怨得父亲王福畤毫不掩饰的骄傲。名儒韩思彦调侃：“武子有马癖，君有誉儿癖，王家癖何多耶？”但看了王勃兄弟的文章，他点了点头：“生子若是，可夸也。”
《世说新语》中，谢安、谢玄把人才比作宝树，殿中侍御史杜易简就把王勃兄弟称为“王氏三珠树”。杜易简“博学有高名”，是“诗圣”杜甫的伯祖父。
这些，王勃自然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多年之后，在流传千古的《滕王阁序》里，他郑重地写下“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但在当时，这个豪情万丈的少年，还不肯那么谦虚，他想的是“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
王勃出身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世家，王家先祖“乃武乃文，或公或侯”，后迁居绛州龙门，“礼乐咸若，诗书具草。”从王勃起上溯八世，均有著述行于世。祖父王通开创 “河汾之学”，有“王孔子”之称，著有《续书》《中说》等，杜如晦、房玄龄、魏征等隋末唐初名臣皆出自其门下。叔祖王绩一生三仕三隐，清高自持，是享誉四方的诗人。王勃从小“厉精激愤，宵吟昼咏”，能诗擅赋，被誉为神童、才子，他 “文章迈捷，下笔则成”，面对延续至初唐的绮靡诗风，“思革其弊”，强调作诗要写胸中情感，受到当时文坛领袖薛元超的大力支持，产生了广泛影响，“时誉斯归”，名声大振。
“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唐初科举制度的推行，求贤举荐诏令的颁布，使朝廷选官用人逐渐挣脱门第出身的束缚，加上宫廷台阁里“起自布衣蔚为卿相”的重臣，对渴望功名的王勃，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召唤。而且，一切看起来唾手可得。朝散郎虽只是一个从七品的文散官，有职无权，但对年仅十六岁的王勃，济世安邦的远大抱负有了实现的平台，足可夸耀。《新唐书王勃传》载，“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
沛王，即著名的章怀太子李贤，聪敏俊秀、礼贤下士，深得高宗喜爱和群臣拥戴。沛王府的修撰，也就是整理整理文件，写写诗歌文章。王勃如鱼得水，踌躇满志。他“奉教”撰《平台秘略》，从孝行、贞修、艺文、忠武、善政、尊师、褒客、幼俊、规讽、慎终等十个方面，将前代藩王行事之优劣是非，汇编成集，加以论赞，以明鉴戒。书就，沛王“爱重之”，赐帛五十匹。在沛王府，王勃与文朋诗友纵情诗酒，意气风流，度过了一生最明媚的时光。
面对几乎是触手可及的锦绣前程，王勃如何能不春风得意。他的好朋友杜少府将去蜀州，王勃挥笔而就送别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江淹《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本是一个痛苦惆怅的主题，可是，王勃这首送别诗却自信豪迈，有一种开阔博大的气象。今日离别，是为了开辟一方更广阔的天地。对你我这样相知相通的知己来说，天涯也不过咫尺，何必学那些歧路沾巾的小儿女态？杜少府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但灞桥杨柳下，王勃为他送别的一刻，却定格成一副永恒的画面，蕴藉着同情、期许、鼓励和昂扬，抚慰着无数离人，激励着无数志士。胡应麟《诗薮呐编》说：“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启盛、中唐妙境。”
成也文章败也文章。王勃无论如何料想不到，一篇少年们争强好胜的游戏文字，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在唐朝，斗鸡之风盛行，连太宗、玄宗都喜爱这种游乐，669年的一天，沛王李贤和弟弟李显也相约斗鸡，两个王府的官员们自然要前来观看，呐喊助威。王勃仿照两军对垒时的军事檄文，写了篇洋洋洒洒的《檄英王鸡》，结果惹得高宗皇帝大怒：“是且交构。”下诏废除王勃官职，当天斥出沛王府。
“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治民经国的宏图大志尚未展开就戛然而止。未经世事磨砺的少年，可以为沛王精心编撰处事方略，却无法安然度过自己的宦海风波。无论“神童”“才子”的金缕衣多么耀眼炫目，王勃毕竟只是一介书生，只看见了比前朝宽松开明的政治环境，却未曾留意皇权争夺中的父子相残、兄弟操戈仍是高宗不能触碰的伤疤。朝廷对王府属官的选拔十分严格，而且规定其任期不得超过四年，就是为了防止结党生变，怎能容忍皇子之间这种构陷攻讦的游戏？
伤心之地难久留。669年五月，王勃从长安出发，“观景物於蜀”。 此时的王勃，“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杨炯说他“每有一文，海内惊瞻。”《唐才子传》中说：“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虽已去官为民，但故友诗朋还有慕名求文的热闹，都给了王勃极大的安慰，壮丽山河、繁华市井、苍茫大漠一一入怀，仕途穷通之慨、抑郁不平之气、韶华易逝之感一一入笔，留下了大量的优秀诗篇。
在著名的《春思赋》序文中，王勃感慨自己“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才子的名望还在，斐然的文采依然，但那又怎么样呢？王勃的志向并不在此，他心中顽强滋长的，是“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对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经纬天地，器局可以蓄泄江河，七星可以气冲，八风可以调合”。然而“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光阴易逝，岁月无情，“会当一举绝风尘，翠盖朱轩临上春”的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踽踽独行在河岳山川，靠朋友接济和写碑铭生活，对于志存高远的王勃而言是悲哀的。他在《慈竹赋》序中写道：“我蓬转於岷徼，遂萍流於江汜。分兄弟於两乡，隔晨昏於万里。抚贞容而骨愧，伏嘉号而心死。”自己和亲人们相隔两地，空有才华而报国无门，既不能大展宏图，又不能让亲人幸福安康，字字皆是漂泊的苦闷、无助。遇到累世通家的挚友薛华，王勃肺腑相倾，已不复当年长安送别杜少府时的洒脱豪情，“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穷途惟有泪，还望独潸然。”壮志未酬的幽怨迷茫一览无余。“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归”， 王勃早已归心似箭，可何处才是他的归途？哪里的青山明月，才可安放他的疲惫？
672年，王勃经地方官举荐，被补授虢州参军。他是满怀希望走马上任的，在当年写给弟弟的《送劫赴太学序》中有：“至於振骨鲠，立风标，服贤圣之言，怀远大之举，盖有之矣，未之见也。可以深慕哉！”怀远大之举的王勃，甘心去虢州当一个抄抄写写的参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时唐高宗居住在东都洛阳，王勃希望能有机会重新引起高宗的重视。谁能想到，673 年冬，王勃藏匿了一个犯罪的官奴曹达，结果曹达死了，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被王勃所杀，也有人说王勃是被同僚陷害，唯一能确定的是，王勃被判死刑。
一个等待被处决的死囚，会做些什么呢？杨炯在《王勃集序》中告诉我们：“长卿坐废于时，富贵比于浮云，光阴逾于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生死一线间，王勃不仅完成了祖父王通《续书》所阙十六篇的补阙，刊成二十五卷，还撰写了《周易发挥》五卷、《合论》十篇及《唐家千岁历》等，同时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
后来，王勃遇大赦出狱。劫后余生，他却高兴不起来，父亲王福畤受他牵连，被贬到比江南瘴疠之地更为偏远的交趾当县令，从小至孝的王勃深为愧疚。在《上百里昌言疏》中他痛心地写下：“勃闻古人有言，明君不能畜无用之臣，慈父不能爱无用之子，何则？以其无益于国而累于家也。呜呼!如勃尚何言哉。辱亲可谓深矣。”他曾带给父亲的无比骄傲，如今都成为自责的利箭，直戳人心。他向父亲呈上旨在论析县令为政之道的《百里昌言》书一部，并在长安和龙门老家筹措经费，准备赴交趾省父。“勃家大人，天下独行者也，性恶储敛，家无担石。自延国谴，远宰边隅。常愿全雅志于暮齿，扬素风于下邑，而道复里遥，资粮窘鲜，秩寡钟釜，债盈数万。”大唐才子流光溢彩的一支笔，写尽了债台高筑、无以自给的困窘。
675年春，王勃南下交趾途经南昌，恰遇滕王阁重建竣工，都督阎公大宴宾客。宴会上，大家饮酒作诗，收集起来，前面还要写一篇序文。相传，都督事先已让他的女婿准备了一篇序文，以便在这次盛会中显露夸耀自己的文才。所以，满座高朋都善解人意地推却了写序的邀请，唯有王勃当仁不让，“对客操觚，顷刻而就”。阎都督原本颇为不满，众人也窃笑其不知天高地厚，但当王勃兴酣落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满座皆惊，阎都督更是直呼：“天下竟有如此奇才！”“从此洪都风月，江山无价”。
“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珠玑络绎的《滕王阁序》，将王勃的名字永久地与滕王阁联系在一起。千百年来，有人喜欢它，是因它的华美，有人喜欢它，是因它的沉痛。但几乎每个人，都能从那文采飞扬情理兼容的文字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当王勃如常地坐在浩荡的热闹中央，谁也不知道他内心已历尽奔波之苦，充满隔岸看花的孤独。世界不是他的，但他自有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他不再需要含蓄委婉腾挪跌宕，不再需要计量取舍守愚藏拙，此时此刻，天地间只有他自己，“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那渴望用世的抱负、壮志难酬的悲伤、穷且益坚的志向、岁月流离的挣扎，喷薄而出，如江河一泻千里，焕发出动人的光彩和力量。
经历了种种矛盾、冲突、磨难甚至生死，王勃终于还是以“一介书生”自谓，但他何曾甘心做这一介书生啊。十四岁上书刘祥道时，他说，“勃者，眇小之一书生”，那时候，他是“有气存乎心耳”，所以，“未尝降身摧气，逡巡於列相之门；窃誉干时，匍匐於群公之室。”十多年过去，他怀着对未来的期许，对人生的自信，不断地伏阙上书诣阙献颂，但最终，谋取卿相干时济世的理想只是梦想，纸上屠龙的书生气，也永远徒然地停留在纸上。
676年秋，结束了在交趾的省亲，王勃取道南海乘船北上时遇到台风，溺水惊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恐是天仙谪人世，只合人间十三岁。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白居易的“简简吟”，吟的何尝不是王勃光昌华美颠沛流离的一生？《新唐书·王勃传》说他“倚才陵籍，为僚吏共嫉。”他才高位卑的人生际遇与此不无关系，但仕途上的步履惟艰，当有着更为浓重的时代印记。“先器识而后文艺”是唐初举贤任能的重要标准，王勃处事疏阔，鄙世傲物，政治上并不成熟。何况高宗之后，武则天为巩固自己的政权，“附己为爱，苟一言之不顺，则赤族以难逃”。沛王李贤是她的亲生儿子，"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只因正议大夫明崇俨密称“状类太宗”，引起武则天的疑忌，最终被逼令自杀。王勃的大哥王勮一度官任天官侍郎，二哥王勔官至泾州刺史，弟弟王助官至监察御史，但被揭发有谋反嫌疑，697年，都问成死罪加以族诛。
如果王勃看到后来的一幕幕惨剧，会是怎样的伤心欲绝？但一介书生，怕也无可奈何吧。所幸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甘以文章之末技掩立身之大闲的书生，知道在万笏朝天、笙歌燕舞之后是怎样的黯然神伤就足够了。他漂泊一生苦苦追寻而不得的生命价值，被晚他60多年的大诗人杜甫一眼看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龙文虎脊皆君驭”的倾世之才，要用来开创“气凌云汉,字挟风霜”的初唐气象，要为半个世纪之后的盛唐之音奏响序曲，也要为我们辛苦遭逢的某一种心情埋下伏笔，以便狭路相逢的今天，那些无人可诉的寂寞和热泪，会随着他的笔墨直滚滚地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