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我有两点不同的看法，一是，个人情感语气表达有点过；二是，全篇称呼为“东坡”，我以为这样的表达不妥。“苏东坡”不仅是苏轼后期的一个名字，更是心境上的新生，是人生的蜕变。从此以后，苏轼已逝，而有东坡。后人对苏东坡的景仰，也多是后期的东坡，那个旷达、豪迈、乐天知命的苏东坡。（后来我想了想，这本书是作者英文首作，后来翻译的，可能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晰主线，免得多个名字让外国读者混淆。所以全篇都用苏东坡一名。）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它“杀死”了苏轼，催生了苏生坡。

注：苏东坡的由来：

“乌台诗案”中险遭丢命的苏轼，被从轻发落，去了黄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高考名地：黄冈。虽还是官员，但没有具体公务，也没有工资，生活是窘迫的。好在一位友人为他求了一块地，免费给他耕种度日。此时，苏轼这位一代文豪，为了生活，成了真正的农民。在心境中，屡遭贬谪，加上“乌台诗案”中差点丢了性命，于是从老庄中寻求慰藉。从外到内，苏轼已发生了一场彻底的自我思想革命，于是，苏轼以这块地为名，自名“东坡”，这之后，有了苏东坡。

【前情】

青年苏轼，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带着超人气流量入京，才气纵横，惊动朝野。这样的盛名，也为他后期的颠沛，埋下了隐患。

初入仕途的苏轼，和王安石一样，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他写了一篇完整的论文《进策》，表达了自己成熟的政治主张，而他的主张也不是凭空意气，和他的前辈苏洵、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有着很大的关联。

苏轼的政论思想重在政体，主张渐变。而王安石重在经济和军事，改革激进。也因“激进”导致用人不察，使得变法出现巨大问题，动摇国家政体。当时，一些想要走捷径的年轻人投机，趁变法往上爬并得到王安石的重用，致使朝廷出现很多“沐猴而冠”之流。

后面的事实，也证明了苏轼的担忧不无道理。

1079年，苏轼出任湖州(江浙一带)为官。这个鱼米之乡，由于灾害频发，民不聊生，城镇萧条。苏轼见此景，十分痛心。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除了天灾，还有人祸。这人祸和朝廷推行的新法有关。朝中掌权者用人唯亲，新法推行不力，很多内容是反其道而行，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于是，苏轼在此期间，写了一些诗文，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的不满。

这些诗文，被人夸张曲读，成了罪端。

【事发：湖州上谢表】

宋朝官员上任后，不管是升级还是降级，按惯例，都要给皇帝上谢表，以表达对皇帝的感激。苏轼在谢表中有句：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违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本来是苏轼自谦的话，意思是自己愚钝，不合时宜，难以同那些大臣共事；也因为年纪大了，情性温顺了，不会招是非，适合在地方上管理百姓。

这也应了一句俗话：过于自谦就是自傲。

这里的“新进”和“生事”字眼刺痛了朝中某些人的心，他们认定苏轼这是在借着诗文含沙射影讽刺他们这些“因新法而进”的官员无能、生事。于是，众多“新进”官僚，群起而攻之，弹劾苏轼。

【诗文之“罪”】

那些想扳倒苏轼的人，于是四处搜罗苏轼的诗文，以从中发挥找出更多的“罪证”，欲将苏轼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1079年6月27日，监察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上书神宗皇帝，指摘苏轼的一些诗文里“讥讽愚弄朝廷”“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

接着御史舒亶也上书，指责苏轼的《山村五绝》诗中讽刺新法，影响恶劣。

御史中丞李定更是编织了苏轼的“四大罪状”，请求皇帝处死他。这个李定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对苏轼实行打击报复。按照当朝律法，父母去世后，儿子要丁忧（守孝）三年，当官的也得暂停一切事物，回家去。李定则为了自己，在他父亲去世后，隐瞒不报，不去服丧，这在当时是极大的不孝。苏轼看不起这种人，毫不掩饰对他的轻蔑之意，李定因此怀恨在心，如今这等良机来临，他就死死咬住了，要彻底除掉苏轼。

【为何叫“乌台诗案”？】

神宗皇帝本无意要治罪苏轼。但顶不住大家不停的上奏，觉得这事也有点影响不好，于是就说，让御史台去查案吧！

御史台的房屋向北而建，取肃杀之意，栽满了柏树，引来无数的乌鸦栖居。于是，也有别名叫“乌台”。苏轼因诗文获罪，被关在御史台的大牢里，所以，这个案子也叫“乌台诗案”。

【凡人苏轼：会慌张也会恐惧】

在皇帝下令审问时，发生了一件令李定等人尴尬的事。

朝中很多大臣都是苏轼的粉丝，敬佩苏轼的文才和人品，并不想公开加害于他。因此，谁都不愿意去逮捕苏轼。

最后，是李定一派的太常博士黄甫遵自荐，和他儿子一道，去湖州逮捕苏轼。

苏轼提前得到消息，但只知有人来逮捕自己，并不知缘由和事情有多严重。因而，当黄甫遵一行人身着官服，气势汹汹到来时，苏轼吓到了，在大堂内间，不敢出去见他们。

和助手祖无颇商量，自己去还是不去？穿什么衣服好？如果是罪臣，是不是不能穿朝服？祖无颇很冷静，他说，得去！既然人来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反而罪加一等，要穿朝服，既然还没有定罪，就还无罪。

于是，苏轼穿着韩服出去了。黄甫遵阴沉着脸，想在气势上先吓一吓苏轼。双方僵持站了很久，苏轼先说话了：“既然我多次得罪朝廷，这次定是死罪难免了。我不怕死，但请先允我和家人告别。”

黄甫遵这才冷冷地说：“不至于此。”

看过公文后，才知道，不过是普通的拘捕。

随后，苏轼的家也被抄了，家人一团惊恐。抄家的人走后，苏轼夫人王闰之想着这害人的诗文，一把火把苏轼的手稿烧了三分之一！（可惜！所以，我总觉得王闰之配不上苏轼，如果是朝云，死也会保存下苏轼的作品。）

【解救】

苏轼被投入大牢，本来是普通案件，但被有心人利用，想要趁机将他置于死地。许多人避之不及，但也有一些人，冒死求情。

苏辙上书，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和对自己的责罚，来减免哥哥的罪责。

曹太后（仁宗皇后）对皇帝说：“当年先皇在世时，就对苏轼苏辙赞赏有加，说为后世子孙谋得了两位宰相，为何现在要受如此责罚？”

本已隐退的王安石，也出来为曾经的政敌说情，他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意思是说，哪有圣明的世道，圣明的君主会杀有才能的言官？这对神宗相当震动。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说：“自古大度的君主不以言罪人，如果对苏轼加以极刑，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能容纳贤才。”

名臣张方平更是从中找到有利线索，认为坦诚苏轼对朝廷有批评，但是要区分恶意的加害。他说：“《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其中也有很多对朝政的讽刺，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且深明大义。”

另有宰相吴充、“变法派”的章惇、范镇等人纷纷上书，力劝神宗宽恕苏轼。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狱中的苏轼，被审讯了两个多月，心力俱疲，但只承认《山村五绝》有对时政的讽刺，其他都没有。在调查苏轼过往的记录中，只发现有两件事记录在案。一次是在凤翔为官时，因与上司不合，没有出席秋季的官方仪典，补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期内，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呈报，被罚红铜八斤。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至于其他诗文，更是穿凿附会，无中生有，皇帝也不信。

【狱中送鱼】

案子一直这样被拖着，情况也不明朗。苏轼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期间，一直是由长子苏迈在照顾着，他四处想办法，并负责每日给狱中的父亲送饭。苏轼和苏迈商量好，平常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坏消息，就送鱼作为暗号。

有一次，苏迈要外出筹钱，请亲戚帮送饭。苏迈也没说不能送鱼的事，这位亲戚想着给苏轼改善下伙食，就送了条鱼过去。

苏轼一看到这鱼，心里一凉，想：“这下完了！”

于是，以必死之心，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其中一首是：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诗到了神宗手里，一看开篇，便感叹道：“苏轼还是挂念朕的。”于是，便下诏释放了苏轼，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这算是格外开恩了，但其实神宗从始至终都未曾想治罪苏轼。他本人，也是苏轼的粉丝。据说，每每吃饭时举着筷子迟迟不动时，就是在看苏轼的文章。

【苏轼死了，苏东坡诞生了】

1079年8月18日被捕入狱，12月28日出狱，苏轼整整被关押了130天。

从高才大臣到狱中罪犯，从必死无疑到险得一命，没人知道，苏轼是如何度过的那段至暗岁月？他的内心有了怎样的震荡？

后来我们知道了，这是最后的苏轼，精神层面的苏轼已死在了“乌台诗案”中，同时，一个新的苏东坡不久后，在黄州诞生了！

那些少年意气，鸿鹄之志，凌厉锋芒，都随苏轼消失在遥远的历史时空中，取而代之的是苏东坡，一位思想巨人，艺术集大成者，永远，永远，闪耀在人类史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