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杂忆
记忆中的家乡，是一个不大的村庄，从村东头到村西头，西南高而东北低，大约长三里地，依次是一队、二队、三队——三个生产小队构成一个生产大队，村子很紧凑，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芳草，有一个别名，叫荒草渠，简称荒渠。从我记事，村子的东头也即一队的东头，聚族住着胡家一大家族，老弟兄六个，分别是胡老大，胡老二，胡老三，胡老四，胡老五，但分成五家各自单过，合起来大概有百口左右吧，都是一队的社员。胡老六在外面当兵，印象里官当得很大，……而村子的西部，是第三生产队所在地，村头西南角，是全村人畜饮用口的水源所在，水是地下水，但也是从村西至少三四里以外通过一口口旱井打下去，再在井底将一个井一个井地互相连通，砌水底暗渠，上加盖封顶，一个通道将水逐渐引出地面，在新疆那边，叫这种井为坎儿井，而我们称之为“品子”(音如此)，到了地面，则是一个石砌出水口，一尺见方吧，我们叫泉水眼，泉水眼的水汩汩而出，清澈透亮，三个队近千口人吃水，都从这个泉眼处取，有两人抬水桶的，有人扁担挑的，也有驴驮的，再后一些也有人力架子车拉的，架子车上放两至四个偏木桶，或者一个大铁桶。要说从泉眼取水，一年四季的，还真是个辛苦活。以前一些文学作品里，经常可以读到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会为老百姓担水扫院的描写，由此可知担水的重要性和辛苦性……从泉眼流出来的水，经过大约500米左右自南而北的明渠，积在一个葫芦状的池塘里，我们称为涝坝；涝坝不大，泉水一天一夜就可装满，涝坝满了，就有分别由各队的人将涝坝的坝口起开，涝坝水就顺着不同走向的渠坝，分别浇灌三个生产队的少得可怜的水地。不到少半天工夫，涝坝里的水淌完了，就会露出长年累月淤积下的黑黑的淤泥，或许由于颜色深黑的缘故吧，这种泥又叫紫泥(？)，和附着在淤泥上面颜色碧绿而滑腻的水苔，淤泥有臭味，大老远地就可以闻到那种独有的难闻的味道。涝坝水流光了，再由专人用麦秸和沙土将涝坝的水口堵好，再盛一天一夜水，再放水……
其实全村中，如果说能有一些不错的风景的话，大约就集中在泉水眼到涝坝这一带，为什么呢？有水有树，泉水涝坝一带，都栽有杨树柳树榆树沙枣树，夏秋两季里，树木葱笼，自成天地，如果你是从村西边的兴泉村或者三塘村一路行来，老远地就可以看到这些树，看到这些树，你就知道叫做芳草的村子就要到了，因此在我少时的意念里，有树就是有村子的地方，那里就有人的劳作，就有人的生活。——而因为有水，一队和三队的菜园子都在泉水眼和涝坝附近，也就在夏秋两个季节里，社员家里吃的韭菜、白菜、莲白、苴莲，辣椒、茄子都来自这里，虽然也是少得可怜，但有胜无，不然可以想见，那时的饮食结构会单调到什么程度。二队的菜园子则在村子中间也是二队社员们集中居住的地方，由一圈很大的夯土墙围起来，虽然没有进去过，但涝坝水的一道水渠穿过园墙的南头，流经园子的当间，再从北墙穿出去，菜园子的浇水不成问题。有高大的沙枣树从园墙上探出来，密密匝匝，使二队的菜园子俨然一个庄园，或者一处园林。
小时候没有少走过从家里出发到涝坝、泉水眼的那一条路，一是几乎天天要去泉水眼抬水，再就是我的外爷家就住在涝坝边上，那是外爷外奶都在，跟大舅二舅住在一起，大舅家的门口长着高大的沙枣树，还有几棵长得特别茂盛的红柳，一年好几季开花，记忆里的外爷头上有一个小辫子，眼睛盲着，身量小小的，永远蹲在门口或者炕上，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或者父亲从外面回来带点什么好吃的，我们都要给外爷送过去。外爷看不见人，但对家里每一个人的脚步都分辨得清清楚楚，外奶印象非常慈祥，只是在我不很大的年龄，外爷外奶都就不在了。
村子原来有一个很大的堡子，建于明清间，主要用于防土匪，三十年代红军西来，途经著名的一条山，还用这个堡子做据点，与马步芳部进行过殊死的战斗。而及至我记事，堡墙大部被拆毁取土砌墙盖房，但仍可见断垣残壁，而我家的后墙，所倚靠的恰就是这个堡子大门外的照壁。一队的十几户社员住在堡子里。我的大伯家也在堡子里住着，那时候如果说要到大伯家去，一般都说是到堡子里去，而不是直接说到大伯家去。现在想来，堡子里的十几户人家，好像基本上都和我家有亲戚，至少都是有很明确的称谓的，比如四爹家、张家五姨夫家、宣爷家、宽爷家、下院尕爷家、三舅家……有些亲戚说起来得理半天才能说得上是从哪个方向推下来的，但你几乎就没有可以白搭话的人家。
一个堡子如此，一个村子又何尝不是如此，除了同一个家族的亲戚、或者舅舅、姨姨，几乎一个村子大半人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关系，而且关系线索都比较清晰，当然也有极个别的那种从张家论是长辈、从李家论又成了平辈、从王家论又大出或小出多少辈的情况。
以前堡子里面的西北角有过制旱烟的作坊，因此以后即便没有了这个作坊，但仍然把那一块地方叫烟房。
一队的饲养院也在堡子里的东北角。那个时候的饲养圈也算是生产队最有人气的地方之一，尤其是整个冬天，饲养员的房子里一直是最暖和的地方，因此人们有事没事都爱往那里挤。
村子的东南角，好大的一片平地，低矮的夯土墙围了一圈，用来做三个生产队的场院。一到夏末，马车将收割下来的麦捆从东西南北边的田地拉了过来，再码成高大的倒扣的尖底烧杯一样的麦垛。码麦垛是需要机术的，先是在平地上麦穗朝里麦根朝外码一个大圆圈，圆圈里填实了麦捆，然后再同样码一圈，依次类推，而码到三四层的时候，圆圈慢慢向外突出，这样，码出的麦垛底座小，中间圆鼓鼓地大出来，到一定高度，再慢慢回收，收成一个尖顶，就像一个圆型的清真寺的顶子那样，顶子一定得是尖的，为的是雨水可以从尖顶上四面流下去，而不致进入麦垛里边。
晾晒好了的麦子就可以打碾，最好是有风的天气，从麦垛上拆下来的麦捆被分散地铺成一个圆型的摊子，马或者骡子拉了石磙，被人牵着，作圆周运动，在铺开的麦秸上一圈一圈地碾轧，直到麦粒和麦秆麦衣分离，社员们就着风，先用大木杈子扬场，把麦草秸和麦粒分开来，然后用木掀，将麦粒和麦衣、小土块、小石子分离开来，一番劳作后，那饱满的古铜色的麦粒们，就形成一个大堆，人们劳作了一年的成果就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在大家眼前……
打场，扬场，麦归仓，草入场，这样的劳作有时候会一直延续到秋末冬初……到了冬天，场上还有一些剩余的草垛，是儿童们游戏的好地方，从这个草垛出来进入那个草垛里面，捉迷藏，还有玩那种好人和坏人的游戏，一对是好人，另一对就是坏人，或者就是日本，于是整个村庄的夜空中，都飘荡着儿童们打啊冲的嘹亮声音……
因为村东的人要到村西取水、打菜（分菜），一队的大牲畜们也要到村西的涝坝饮水，村西的人则要到村东打场，拉粮，并且大队部、戏台也在一队这边，一年四季都是有那么几场电影的——那可还真是全村的节日啊！而村校则在村子的中间，因此，人有人道，水有水路，是的，村子的格局好像并没有专门的设计规划，但自有其脉络、腠理和章法，一点也不乱，自西而东，分别两条大路贯通全村，宽畅平整，可行马车，虽是沙土路，但走得久了，便坚硬磁实，即便积水了，也不见泥泞。
村子的水地大都集中在村北的后趟里，后趟宽约一里，与村子同长，非常平坦，在一道一道南北走向的水渠边，都栽有沙枣树，春天一来，万物复苏，沙枣花也开了，整个村子的上空，就弥漫着浓郁的沙枣花的香味，而村子四周，也三三两两地有榆树杨树间杂，总之是，村子四周能长树的地方，总是会有一些树的，大抵如此吧。
大抵如此，我的故乡，一个叫做芳草的村子，虽然远不能说名实相符，并没有萋萋芳草，而且大多数年岁里干旱缺雨，但也还算得是有水有树，有整齐的村道，有干净的水源和水渠，人们的生活习惯虽然也是各扫门前雪，但家家门前干净了，整个一条村道，甚至整个一个村子也就干净了，人心也似乎格外宁静，——但这完全是三十多年前的景象了。今天的景象，则全然不是如此，首先是那些树全部消失了，原先长树的地方，都是一片白地，就像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长过树一样。往昔一眼清澈的泉水，一条清幽的小溪，由于失去了树木的遮蔽，像极皴皱的皮肤上的一道疤痕，全然没有了那种灵动，到处是车轮碾压的痕迹，狼藉莫名，似乎连水也不知道该流向哪里了。村子里新房子盖了不少，但新起的房子，基本上不是根据规划，不是根据传统，而是根据盖房人自己的财力及实力的大小，将原先村子的格局切割得七零八落，于是，两条完整的路没有了，那些村路只得穿过房前屋后，左冲右突，曲折迂回，而那些菜园更是早就没有了，打麦场也没有了，好多好多东西没有了……
自我家搬离家乡，而父母又先后离世，嗣后回老家，目标就变得单一，最多是每年三月清明节回乡祭祖扫墓，或者为去世的亲戚奔丧，也间或吃过一两回喜酒。而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元月份，去老家吊唁唯一的堂哥去世。……每回去老家，不唯村庄面目全非，关于往昔故乡的记忆被现实撕得粉碎，且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处在一些陌生的面孔当中，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莫非，一旦离开故乡，多少年的漂泊流浪之后，当你满身疲惫，寻找归宿，心生落叶归根之念的时候，回故乡的路，反而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远也最难走回去的路了？
二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初一），于西安。
“ 张 姨 夫”
我在“故乡杂忆”中说到，经过一天一夜的积聚，泉水就将涝坝装满了，根据用水的分配安排，三个生产队会分别派人起开涝坝口，浇各自队里的地。不消半日，水淌完了，再由专人用麦秸和沙土将坝口堵好，我们把堵涝坝口的活计叫做“打涝坝”，打涝坝以便继续蓄水，蓄满再放……
而在很长一个时间里，这个用麦秸沙土堵涝坝口也即“打涝坝”的“专人”，是由我的一个姨夫担任的。姨夫是亲姨夫，但不知何故，我们却称之为“张姨夫”。
我的外爷外奶共有六个子女，我母亲是长女，母亲下边，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分别是我的两个舅舅，三个姨姨——我们称呼姨娘；母亲、二姨娘和尕姨娘(小姨)都嫁在本村，只有三姨娘嫁到了寺滩乡的永泰城里。
张姨夫就是二姨夫，但二姨去世得早——我对她没有任何印象，只留下表姐七斤和表哥七顺两个孩子(一说三个，最小的早夭)，都由二姨夫一手拉扯大。也许正是由于二姨去世得早，因此相对其他姨姨家，我们和二姨夫家的关系就谈远得多，但是不是因为二姨的不在，就连二姨夫的排行也给取消了，则不得而知，其实小姨夫也姓张，但我们却一直叫他尕姨夫。总之是，二姨夫是合村里少有的几个鳏夫之一，而且是拉扯子女的鳏夫，乡间有“光棍拉娃娃”的说唱词，内容极言其艰难酸辛，每每唱者哽咽，闻者落泪，其悲苦可见一斑。——因此不消说，二姨夫亦即张姨夫一家的生活自然是十分困顿艰难的。
张姨夫的家离涝坝不远，生产队里安排他一直负责打涝坝，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似乎又不尽然。其实打涝坝也是一个很需要操心且辛苦的工作，试想，每天别人去放完涝坝的水，你得按时间背了麦草和沙土去打涝坝，一年到头，得准备多少麦草和沙土！尤其沙土，都不是就近取，也不可能是就近取，而是由远处用背斗背来，这就得自己找土源，自己带铁锨，自挖自装自背，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因此记忆里的张姨夫，似乎永远就是背上背着背斗的样子，而且永远是一身水一身泥的样子。
张姨夫患有非常严重的疝气，说“非常严重”并非妄言，严重到不论夏天冬天就一望而知，按说这样的病应该不适合跟水打交道吧，但他却和水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除了打涝坝，张姨夫还会两样技艺，一是劁猪，一是杀猪。
先说劁猪，今天想来，劁猪应该是兽医的行当，但在民间，却有很多这样自学成材的劁猪匠，每个村子都少不了这样的人。但这个行当应该不是随便一学了就会的，说是县上有位最早的专门学了兽医的工农兵女大学生，大学毕业，又是学兽医，县上希罕得不得了，请了她为学农的中学生演示劁猪，整个过程倒是驾轻就熟，未露什么破绽，但一年过去，被她劁过的猪，劁的时候多大，喂养了一年后还是多大，几乎就没有怎么长过。被宰杀后才发现，是被她劁猪时割错器官了。当然这是纯笑话也未可知，只是说明这个行当也是需要实践和悟性的。说到这里，再说一个因为张姨夫的劁猪而引起的关于别人的一个笑话，说是村上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子，言语笨拙，为娘家妈约请张姨夫为她妈劁猪，却把话说成了这样：“张爸哪天有时间，给我妈劁一下？”——被人们长久地引为笑谈。
张姨夫会劁猪又衍生了他会另一手技艺——割核核，核读hu(如胡)，二声。核核，是彼时乡间的小孩，不知何故长在脖子上或腋下的肿包——长了核核，日见其大，好像无药可医，大人用旱烟的烟油，在核核上画一个圈，再在圈里打一个叉，意在阻止其发展，但并无效果，愈见其长大，化脓，吹弹即破的样子。家长请了张姨夫来，张姨夫将劁猪的刀子在火苗上烧得发红，刀尖挑开，用手轻挤出脓水，这还不够，张姨夫用嘴将里面残余的脓水吸出来，啐在地上，然后用线缝上，不出几天，竟就好了。
再说杀猪。乡间的杀猪，一般都集中在腊月里，喂了一年的猪，腊月就长得十分肥大，正好宰杀了过年，但也不是家家都有猪，因为也有养不起猪的人家。喂养了猪的人家，一年到头，也就过年前后才能吃几天肉。
村上会杀猪的人不止张姨夫一人，但很多人家愿意请张姨夫，是有理由的。彼时杀猪，没有工钱，而是请屠户吃一顿猪血面，再就是得一个猪尾巴。所谓猪尾巴，就是将猪宰杀了，褪了毛，刮洗干净，屠户在猪尾巴处，连带尾巴，旋下乒乓球拍大小的一块，就属于屠户了。割尾巴是有讲究的，像张姨夫，割尾巴时，会根据猪的大小肥瘦以及主家的家景好坏，确定割尾巴时的稍大稍小，但一般都极节制，不致使主家觉得你旋得大了割得多了。也有那心重的屠户，割尾巴时唯图其大，唯恐其小，那一刀下去，还不是割在主家的心上！因此主家会在事后愤愤地议论，哎呀心歹得很，恨不得连整个猪脊背都旋上去呢！……以后，除非万不得已，谁还再敢请这样的屠户！
……去乡几十年，记忆中的张姨夫，能想起来、说得出来的事迹就这么多。关于张姨夫嗣后的生活，以及他殁于何时，竟都不甚了了。如果是借以上这点文字，想表达对他的一点纪念，连我都觉得自已不配。那么，就这样吧。
关于涝坝，再作两点补充：
一是，到了冬天，涝坝是不打的，而是一任涝坝水顺着流向村外的水渠，流到哪是哪，因此在水流经的地方，就会冻出白花花的一片，直到次年开春。
二是，小时候玩过一种叫打涝坝的游戏，就是在有水的地方，夏天雨后的积水也行，在地势稍高处，仿涝坝的样子围一个小涝坝，将水装在里面，然后，打开涝坝口，看水纷涌地通过涝坝口倾泄而出，是最开心的时刻。但往涝坝里盛水的过程比较难，如果水在低洼处，只能弯腰站在水里，用双手并在一起将水泼进涝坝里，一直到满。这个过程得一起玩游戏的小伙伴共同来完成或者轮流来完成。但打开涝坝放水，这个程序叫“挝(读wo，取其音)涝坝”，挝，劐开、刨开、开启的意思，那一瞬间，颇觉快意，故人人争而为之，但对于打涝坝、往涝坝里泼水的活，就勉为其难得多了。
——而张姨夫，在现实里，就干了半辈子打涝坝的活。
二一四年二月一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初二），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