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其历史的源远流长让人惊叹。正如太宗皇帝所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总是充斥着一种莫名的，追忆远古的大一统信念，这种信念历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改朝换代，而愈久弥新。
要想了解一个人，我们习惯先了解他的过去。一直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浩瀚无边，总是很难理得清楚。所幸，有很多专家学者为我的好奇心，提供了不少的思考框架，费正清教授的这本《美国与中国》给了我很大帮助，所以今天就斗胆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带给我的收获。
说到费正清，在这里做个简要介绍。费正清被称为以西方的视角观察中国问题的最具权威的学者，他的著作《美国与中国》是美国中国学的经典。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中国早期的历史；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描述，从西方入侵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三部分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中美关系。
《美国与中国》问世于1948年，在第一版中，费正清说到，“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使双方能够和平友好地共处”，在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台军售等一系列中美关系的僵局后，费正清认识到——双方彼此了解对方的不同动机有助于接受对方的不同点，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继而，有了后续的版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第四版的第一部分，我理解为“自古以来的大一统”。
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文明的独特性，除了历史进程的原因，地理的独特性也占了很大因素。
1.国土的相对封闭。中国东临大海、太平洋；北方有戈壁、亚寒带原始森林围护；西北是沙漠、盐原、雪山横亘；西南更有高原壁立。这些既是古代中国人抵御外来侵略的屏障，也难以逾越的交通障碍。
一方面因为地大物博的缘故，让中国人缺少开疆拓土的兴趣和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受到外来势力的破坏也很少。这样的话，总体就保持了一种安全稳定，这种安全稳定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2.农耕社会。中国的土地绝大部分作为耕地，经济方式也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经济，作为一种温和的利用自然的生产方式，它最大的特点是受自然的影响很大。在长期的与自然斗争的同时，更多的是，形成了大众对超出人类解释的自然力量的敬畏。这是造就民众逆来顺受的基础，也给封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落脚点——君命天授。
直到今天“三农”问题依然是政府重点解决的问题，除了地理上限制了农业现代化，怎样给农业人口解决就业问题依然是农业现代化的拦路虎。“农民工”并不是一个好的出路。
二、个人的价值认同强烈依赖社会群体
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他在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不及的圈子之外。
1.商人、农民、士绅、贵族——看一看社会结构
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了特有的金字塔结构。费正清先生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社会。”其实这种分野到现在依然清晰，不过一种新的过度形式，正在被政府付诸实践——城镇化。
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以资源的占有为载体的，而最大的资源是土地。不同的社会阶层占有的土地数量不同，一方面土地的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土地的流通差，这就形成了结构的稳定性，也就强化了统治。
2.家族制成为君主制的基础——看一看政治体制
中国的专制从一出生接受家庭教育开始，以至于接受皇帝统治变得合情合理。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
熟悉而又习惯于家庭制度的中国人，在包括官吏等级森严的政府机构在内的其他机构里，也乐于接受类似的地位尊卑制度。
通俗的说，就是一个人自动认识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说白了，这是大家都期望见到的局面。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从内化的方式。无形中推动着大家，自动向安分守己靠拢。
此外，通过设立为皇帝服务的人才选拔制度，维护皇帝权利和皇朝的官僚制度等手段，从外在的方式维护政治体制。
现在想来，鲁迅先生那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细细咂摸起来，当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3.孔孟之道——看一看文化特色
中国一直崇尚传统，这种现象可以在儒家思想里找到根源。从社会和政治角度看待儒家思想，可以发现: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事实上就已经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
儒家通过解释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表达如果人的行为不当，就会使整个自然陷于混乱。因此人的行为必须与看不见的自然力相协调，否则灾祸便接踵而至。这对敬畏天地的中国人而言，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也为获取幸福生活的本能，指明了道路。
对个人而言，儒家思想力图使每个人变成有道德的人，这样可以免遭灾祸；对统治者而言，儒家认为君王是介于人类和自然力之间的，天灾是由于君王有了过错。儒家懂得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所以能为君王提供治理天下的正确建议。这样看来的话，文化的产生，都是从最初的趋利避害开始，只有这样才能被大众接受，并不断的发展丰富。
4.异族统治与朝代的更迭——看一看帝王之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塑造了有着庞大民众基础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特殊性——只能适应，无法改变。
本书通过蒙古帝国的失败和满人清王朝的成功对比，进一步阐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蒙古的失败在于没有按中国方式统治中国，反观清王朝，在入主中国时业已掌握了儒家的治国之道。
第一，改国家首脑与其忠诚部族头目间原先的个人关系，为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制度形式——在全境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同时设立平行的军事组织。各旗军首领权利受中央内阁控制。
第二，划定地理隔离。封闭老家作为狩猎地，一方面保持满人活力，另一方面限制汉人扩张。
第三，禁止汗满通婚，保存满族的地位高贵。
第四，在行政上采用双重任命制，既按照汉人的方式统治，又利用满人制衡。
第五，修书。通过编订《佩文韵府》、《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取缔了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
通过这些手段，满人保住了他们在种族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本色。
费正清先生总结说，有成就的夷狄统治者，是那些承认这一事实，自己成为好读经书、擅长书法并对中国艺术有鉴赏能力的人。只要他们仿照历代“天子”那样，引述孔孟之道，奉祭祀之礼，实行大赦，维持科举考试制度，任命官吏，颁发诏书，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只要他们这么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
所以，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只能去适应中国传统文化，而不能改变。传统的中国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静止或者毫无生气。相反，中国有不断的变化和和各千差万别的情况，但总不脱离其文化和制度上特有的格局。这个总的格局顽强地持续存在，是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各种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曾在它的国土范围内促成了引人注目的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的局面。
总之，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磅礴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并非不动的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