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西藏自驾旅行-漫记（1）

前言

我前后有三次参加西藏自驾旅行活动。

第一次是临时的决定，走了唐蕃古道，到墨脱就返回了；

第二次酝酿了几个月才成行，抵达了珠峰大本营，穿越了青藏线；

第三次走得更远些，先后穿越新藏线、帕米尔高原、独库公路、河西走廊、祈连山，并经青海出甘南，过绵阳，成都、重庆，以及湘西凤凰古城、十八洞村……

西藏旅行存在挑战和风险。不仅有“天路”之险，更有高原海拔之困扰，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可能成行。然而，美丽且神秘的青藏高原始终是旅行爱好者梦想的天堂。 一直想为旅途写点什么，苦于自己长期在机关工作，只接触些公文类的文字，没有文采，缺少风骚，没有勇气下笔，只是做了些资料的查阅和整理工作。

三次进入青藏高原都是志同车队宛志群和葛旭龙俩位队长陪护，可谓以命相托，生死之交。还有一路同行相扶相携的藏友，以及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也是终身难忘的情谊。退休后本不想再发表文字类的东西，思忖再三，还是决定把自己整理的这些资料与他们分享，以此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敬意。 尽管只是资料或改写的资料，没有多少原创性的文字，但我还是希望这些文字资料能够唤起他们对那山那水那些行程的美好回忆。

（1）首站 湘南重镇-衡阳市（2017-7-11 星期二 晴 行程约880公里 ） 今天是出发的日子，同行8人，在沙县集中，由福州志同车队宛志群和葛旭龙俩位队长带领，分乘两辆车，开启了西藏自驾旅行的征程。我们夫妇和两个队长之外，同行的还有三明市委党校汪校长，集美大学的张老师，小许和滨滨夫妇。滨滨是我的侄女。宛队主驾丰田霸道车，车上有我妻子、张老师、小许4人；葛队主驾本田SUV车，车上有我和汪校长、滨滨4人。丰田霸道车排量2、8（小马拉大车），本田SUV排量2、0，在青藏高原的环境下，两车的动力都偏小了。两个队长是老西藏，似乎并不在意。 午餐在沙县美食城李记店，沙县小吃受到大家称赞。那天宛队有朋友一车三人随行，在开往江西、湖南途中，由于吃住要求不一，后来他们单车走了。我们天黑到达衡阳，入住船山路88号速8酒店。当晚简餐-麦当劳。 衡阳位于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五岳独秀的衡山之南，有“寰中佳丽”、“江南明珠”、“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宋代名臣范仲淹曾在此地留下千古名句：“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衡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衡阳现为湖南省下辖地级市，是湖南省域副中心城市，湘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衡阳城区横跨湘江，是湖南省以及中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多条公路、铁路干线在此交会；衡阳处于中南地区凹形面轴带部分，构成典型的盆地形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衡阳是中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是“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城市之一 ，拥有湖南第一家综合保税区和国家级高新区，被定位为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及全国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衡阳也是国家服务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中国抗战纪念城” ；2017年2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批准衡阳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通知》下发，明确将衡阳定位为湘南地区中心城市。

（2）寻访“芷江受降遗址”（2017、7、12-星期三-晴-行程约900公里） 上午八点离开衡阳，前往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参观“芷江受降遗址”。 “芷江受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正式投降之前，派出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为受降使节，在此地与中国陆军相关高级参谋人员商定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并在日本投降时注意事项备忘录上签字。 “芷江受降”时间为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它标志着侵华日军开始同中国政府接触讨论投降的具体细节；9月9日，中国战区范围内的侵华日军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原定洽降地点为江西玉山，因玉山当时还是敌占区，有些人主张改在江西上饶，后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曼将军建议把洽降地点改在湖南芷江并被采纳。理由是：芷江机场是当时的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还是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以及抗日战争取得转折性胜利的“雪峰山会战”（即芷江保卫战）的战略总部所在地。当时芷江机场是中国战区第二大军用机场，又是对日本展开战略反攻的前哨阵地，不仅机场上拥有数百架飞机，具有强大的空中实力，而且在其周围驻扎着大批中国地面部队。这对日本方面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压力。可以发挥解除日军降使的精神武装，打掉其嚣张气焰的巨大威慑力。因此，电报发出三日后，中方以玉山机场跑道遭雨水损坏为由，将洽降地点改在芷江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 “受降”即商讨日军投降的细节和部署，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芷江与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等高级参谋人员经过52个小时的乞降，确定了侵华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分布图，并在投降时注意事项备忘录上签字。 蒋介石原以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是受降谈判代表，中方派出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全权代表。不料日本派来的是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中国改派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将军，何应钦则隐于幕后。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随员及其他人员，由重庆飞抵芷江。同日，从昆明和全国各地到达芷江的各方面军的司令官有：第一方面军卢汉、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及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郑洞国、张雪中等。 8月20日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是陆军前进总部，陆军总部奉命办理全国洽降事宜。具体内容是：一、 准备接待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洽降代表；二、 规定中国各战区军事长官受降接管有关事项，迅速将部队运往各沦陷区；三、 成立南京前进总指挥所；四、 迅速空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五、 二十一日举行投降仪式，考虑军衔对等原则，派萧毅肃参谋长主持，陈应壮少将改佩少校军衔负责接待日本降使。” 8月21日，冈村宁次派遣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日本飞机自汉口起飞，在盟军飞机监护下由汉口飞抵湖南芷江。下午，中国战区中国接受日军洽降会议正式举行。 受降仪式中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日本人一直在玩文字游戏，今井一直使用“停战”这个词，而不说“投降”。萧毅肃勃然大怒，把今井一顿训斥。今井武夫一边擦汗，一边唯唯称是。曾经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侵略者终于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颅。至23日，中国谈判代表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1至第5号交今井武夫转冈村宁次，详细规定了中国受降的事项。23日下午，受降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召见了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并告之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定为南京。芷江则作为日本向中国乞降地而名扬于世。 如今，从湖南省衡阳市向西驱车三十多公里，就来到了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县城外七里，有一座石桥，名字就叫七里桥。桥边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侵华日军投降之地”八个大字。七里桥对面，隔着320国道，可以看见一座高大的牌楼。这就是中国唯一纪念抗战和二战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被称为“中国凯旋门”的芷江受降纪念坊。1946年，为了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国民政府在这里修建了这座纪念坊。纪念坊以白石砌成，四柱三门，造型像一个“血”字。坊上镌刻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题词、题联共12幅，以及“芷江受降纪念坊记”206字铭文。在牌坊北面十余米，有一栋黑色结构的木平房，就是当年举行受降仪式的地方。房间里的一切，都布置得和72年前一样。半个多世纪风雨飘摇，当年的主角早已离开人世，只有桌面上牌子上写着的一个个名字在向人们静静地讲述那段中国人最为荣耀和自豪的故事。 中国战区洽降会谈旧址、受降纪念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兵器陈列馆、受降亭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洽降旧址的几个组成部分。整个受降旧址内，题词和铭文大多表达着抗战胜利之豪情和荣光。其实从当时战役层面上看，日军依然保持着绝对优势，只是在国与国之间战争层面上看，日本已经处于无可挽回的败局之中。如果不是世界反法斯战争的胜利，如果不是苏联出兵东北，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仅凭中国的力量要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还必须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抗日战争得以维持，并逐渐推动着战争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得益于世界反法斯战线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及由此形成的全民族的抵抗。受降洽谈旧址内，毛泽东手书“人民的胜利”五个字格外醒目，他道出了我国抗日战争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得以长期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源所在。

这是我第二次到这里探访，跟往常一样，陪同队友在遗址内游览了一圈，照了一些照片，然后去了不远处路边店用餐。之后经遵义至仁怀市，市区路面窄小，车辆很多，交通管制很差，找旅馆费时不少，最后转进“浙商酒店”，晚上十点多才办完入住手续。晚餐沙县小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