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正式步入而立，却迎来最特别的一个年——爆竹萧索，烟花寥落，忐忑相聚，惴惴联欢。

这个年的无味可以归咎于疫情，可往年呢？年味渐淡，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今宵依旧难忘，只是不似当年。

串“腊八”

进了腊月，黄土高原上的婆姨们摘下银晃晃的顶针，收起纳鞋底的针线，穿上新缝制的围裙，绕着锅台纷纷忙了起来，开始准备那个持久的、盛大的年。

俗语说：“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别人馋不馋我不知道，儿时的我确实挺馋的。

腊月第一天，母亲照例会拿出两根一尺长的红线，自下而上，依次缀上五条五色布，一瓣蒜、一节一寸长的干草、一颗黑豆、一颗红枣，又一节干草，一颗黑豆、一颗红枣，依此类推直到红线穿完，串成红彤彤的两串缝在肩上，垂在背后，名曰串“腊八”，是古早年间留下的吉祥物。

从初一背到初八，“腊八”节当天摘下来吃掉枣子，是祈福辟邪之用。父亲说，自我三岁起有了点行动能力，两串“腊八”便再也不能苟全性命到腊八了。

反手去探，扭身去扯，用背蹭墙，总能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将枣子一颗颗搓下来吃，到了腊八就只剩一堆干草黑豆了，让母亲哭笑不得。

而这，这只是馋嘴的第一步。

磨糜子

过了腊八没几天，毛驴的铜铃铛声悠悠然在各处响了起来，伴随着吱呀呀的铁木摩擦之声，碾子转了起来，石磨推了起来。

吃过晚饭，母亲打开后窑，从炕上抱起那袋前不久在电磨上磨去皮的糜子，在炕沿上解开口子。待奶奶将一个洗净的大红搪瓷盆接在底下，哗啦啦向盆里倒去，新鲜的糜子味扑面而来，让人想起收米时秋天的暖阳。

奶奶一边接着一边感叹，“单看这成色，今年这米做出来的油糕，肯定可软哩！”，我在边上瞧着，口水已不知咽了几回。等一盆满时，母亲双手一掐，收住米袋再次扎口放在摆满粮食麻袋的炕上。一脚探下炕来，接过奶奶手里的米盆端到住人窑里，倒进一口大瓮中再舀一盆水泡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窗外的碾子已被奶奶用笤帚扫了又扫，碾盘上露出了常年碾米那光滑的一层胞浆。夏日里这碾盘是我看书、写作业和吃晚饭的所在，也是秋天里奶奶晒干杏、晒枣子、晒白菜的所在，如今终于要履行其真正的使命——碾米。

母亲将泡好的糜子沥水后端出来，又从小窑门后抽出茶碗粗、齐人高的一根碾棍，从碾夹子前后的洞口穿过去露出个头，另一边在碾盘外露出一米宽的长度，形成了一个巧妙的杠杆。

家里养驴的人家，此时便要将碾棍拴在驴鞍子后头，用一个短围裙将驴蒙上眼睛，让它绕着碾子一圈一圈地走，人们听着铃铛的节奏来感知碾盘的转速。可驴子是多么宝贵的劳力，一般是不舍得用来拉碾子的，所以小时候最多的记忆，便是人工推碾子了。

每当母亲抬起碾棍，我总是会冲过去，要么在旁边挤出个位子一起推，要么在前头撅着屁股帮着拽，母亲每次烦不过，总是自己靠近碾盘，将最边缘的几寸碾棍留出来给我，小跑着推着玩。

奶奶在前头走，左手用升子不断将米一点点倒到碾盘上，右手持笤帚将碾出边的糜子扫进碾滚的范围。可别小瞧了这一活计，看似简单重复，我也曾上手试过，总是将米撒得到处都是。奶奶在一旁看着，笑着怪我：“欢人，你不要捣乱了，看你撒了多少！快跟你妈推碾子去。”我便乖乖回了原位。

一圈一圈碾下来，一粒粒糜子绽成金灿灿的黄色，一层层在碾盘上铺开，随之而来，更是软米面温热扑鼻的浓香，仿佛封存的夏日阳光瞬间释放。后来初中物理学到热量传导的两种方式，一种是辐射、一种是做功，我便常想起这被碾得温热的软米来。伴随着母亲和奶奶说着家长里短的闲话，我自认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一会儿推着，一会儿拽着，吱吱呀呀、吱吱呀呀，不知多少圈下来，家里使钝的菜刀被奶奶拿到手上，铲起那层厚厚的软米面，装在簸箕里。休息片刻，再开始碾下一波米。

吱吱呀呀、吱吱呀呀，一天的成果便是堆成小山一样的软米面。这夜，用高粱饭填报咕咕叫的肚子，我一般很快就会沉沉地睡去，就着母亲在灶台上和软米面的声音，吭吭作响。

炸年糕

第二天的清晨，一般是在一片云山雾罩的水汽和屁股底下传来的热浪里醒来。炕头的褥子、羊毛毡和草席已被卷了起来，丈余长的大炕只剩下我睡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床铺连同炕面上裸露的黄土，业已变得滚烫了。

父亲常在做年饭的这几日画完画，从远处完工回到家中。若是他在，一大早敲炭、烧火的便是他了。从母亲吭吭的和面声中睡去，在父亲吭吭的风箱声里醒来，仿佛睡觉这件事，从中间省去了似的。

我最爱这个时刻，像一个白色的迷藏。醒来后唤一声：“妈！你在哪里了？”

“欢人醒了？”声音在灶台方向飘来，但就是看不到人，“还能在哪里呢？给你做好吃的呢！”

“奶”，我又唤道，“你在哪里了？”

“哦~你妈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了！”奶奶一边乐一边说，母亲也跟着笑了起来，“快起来，屁股快烫起泡了！”

我得令爬了起来，还没穿戴整齐就凑到近前观看有什么美食。

只见灶台上那口大锅边缘用毛巾封着口，源源不断的蒸汽还是从中蓬勃地生出来。紧挨着一旁横着四尺长的案板，奶奶正将软米面捏成小圆坨坨，母亲在往里头填枣泥，收口一团，便成了一个不是很黄的黄馍馍，一排一排地码在高粱细杆做的水翁盖子上，待进锅蒸了以后才会有黄澄澄的成色。

那么当时在锅里蒸的，一定就是油糕了。果然，不一会儿蒸得有十分熟了，父亲推好风箱杆，站起来扒开毛巾，徐徐将锅盖揭起立在一边，长条枕头样的油糕跟在一大股子蒸汽后边现了形。父亲手蘸冷水，迅速捏住笼布两角，巧妙地提起油糕放在案板上，然后继续手蘸凉水拍打油糕表面，直到形成一层金黄油亮的表皮。

从此时起，我的眼睛便不太能离得开那几根长条枕头了。无论手边做着什么样的活计，总是时不时地瞟一眼它们，纵然是黄馍馍再次上屉了都不能使我转移。

午饭草草用完，母亲将锅再次刷干净。倒进半锅油，沿着锅边将几块化整为零的土豆滑下去，奶奶说这样可以防止炸糕时油溢出锅。父亲将凉下来的油糕切成筷头粗细的薄片，待锅热了也顺着锅边滑下去，平滑的切面随着滋滋啦啦的响声，立刻鼓了起来，像几叶扁舟在油海里飘荡，小小的心儿也跟着翻滚飘荡。

第一片炸油糕出锅的时候，在母亲“小心烫”的嘱咐里已被我吭哧着吃完，过年的第一份意义，可能就蕴含在这第一口外酥里嫩、香甜可口的炸糕里，那是春种、秋收、施肥、锄草、打谷、磨皮、推磨、蒸糕，走过四季的终极报偿。虽然也叫年糕，但其实跟“年年高”的彩头，关系已经不大了。

送年糕

第一片吃完，眼疾手快的母亲已经捞出十多片摆作一碗，“趁热，这是你大姨的。”

我抄起碗掀开门帘一路小跑，穿过羊肠小道，一出溜滑过冰封丈许的河面，上小坡进了大姨院子就开始喊，“大姨，给你送油糕来啦！”姨闻声掀开门帘，“欢人来了？快进来吃糖！”一罐糖便杵在了炕上，应声再拿出一个大碗，将我的油糕全数倒进去，将空碗递回。正要抓起一把糖递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将门帘掀开一角，撒丫子往回跑了。

留着大姨撵来硷畔上埋怨：“你看你这娃娃！不吃两颗糖就跑了，还要我给你送上来了！？”我一边跑一遍扭头回着，“大姨，糖我们家也有，留给你们慢慢吃！”也不知道从哪里学的客套话。

一溜烟儿跑到锅沿儿前，母亲已备好不烫也不冷的另一片年糕，在我吃完前，另一碗年糕也已备好，“这是你大奶奶的”。

我一抹嘴儿端起就走，到了院子里也不能喊了，大奶奶耳背，锣鼓不闻。走进窑洞连比划带喊，大奶奶也猜出了九分来意，也是用碗接下，颤颤巍巍抓起糖递上。这次便要乖乖收下了，大奶奶年过古稀腿脚不便，就怕追出来有所磕碰。

就这么四五趟下来，心里念着新鲜的油糕，腿上自然一直轻快，人都说小孩儿体力好，我想都是嘴馋换来的能量。可是胃也不见底，晚上两片油糕一大碗粉汤，还是被妥妥地安放。

二十三

陕北的腊月二十三不叫小年，只是单纯地送一送灶王爷，蒸一座面山嵌十几个枣，磕几个响头插三炷香，成了我们对神圣的饮食之地最起码的尊重。

过了二十三，人们见面的问候便不再是：“你吃了没？”

一个抱着柴往坡坡里上，问的是：“眼看就要月尽了，你家置办下甚了？”

“也没甚”，另一个挑着一担子水在沟底里一五一十地答：“就是儿从义合镇割了五十斤肉，婆姨弄了些酥鸡、丸子、烧肉、炖肉。哎呀，冰窖里头都冻满了，放不开了。”

说罢连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可一点都不是“没甚”的样子。

在我上学前，家里二十三还会杀一头羊。我总是见不得自己看着生出来、长起来的山羊嚎叫着被宰杀，这天也便不会帮忙，寻些借口到山上拾柴或是与小伙伴玩耍，到家也最多吃点羊血豆腐，就不再多食了。

也可能是自出生便喝羊奶长大，冥冥中有些亲近，也便不得而知了。

后来长大了，对肉类好像也失掉了大半的兴趣。在一众年茶饭里，唯是对这油糕的记忆反倒日渐深刻。可能别的都可以买到或者用其他味道代替，但关于油糕的这一系列乐趣，却成了绝无仅有的留存。每每想起儿时馋嘴的模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里那句“热腾腾的油糕，哎嗨哎嗨哟，摆上桌，哎嗨哎嗨哟”，便不觉哼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