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
儒家对“义利之辨”的观点带上了对人的道德品质高度理想化的特点，认为看重利益的是小人，而君子为人行事的动机是“义”。没有保留下五十辈子以前春秋战国时期记忆的我在理解这种观点的时候只能认为，古人在没有法律条规的生活环境下寻求道德的约束竟然也能够维持社会的运转，实在是一个奇迹。春秋战国中期各诸侯国有2,500-3，000万总人口，比2015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稍微多一点点。想象一下，把北京市的人一把撒到华北华中平原上分国而治，这么小的人口密度，再联想到费孝通《乡土中国》里描述的社会场景，似乎这一切又变得不难理解了。
在我眼中，儒家也不是一无是处。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求自己心安，到六七十岁耳顺、随心所欲也的作风倒是挺好。
“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墨子》
与儒家相比，墨家显然更加符合当代对技术宅们“smart is the new sexy”的高评价。在我看来，墨家的思想走在了那一个时代之前。在儒家思想家们还在讨论大而化之的“忠恕”“仁义”时，墨子作为第一个“钜子”已经基于平民个人的利益提出了（不仅限于墨家职业的）道德。
在我看来，太严的规矩等于没规矩，太高的道德等于无道德。那种为天下众生登高大呼的道德，总让人觉得难以亲近，更遑论实现的可能性之小了。冯友兰评墨子是“功利主义的辩论”，但我认为是更加接近今日之道德的思想。上回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过，没有永远最好的政治制度，最好的必然是最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制度。这或许就是我对墨子思想好感更甚的原因，也或许就是汉代时期将孔子推上圣人之位的原因了。
道家的“个人主义者”和“败北主义者”的退隐做法虽然很符合我的口味，但是这件事我觉得我们还是再过五十年再来深入讨论吧。毕竟现在我正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阶段呢hhh。
《中国哲学简史》Day 2。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