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小公务员的周末生活

【法】莫泊桑  作

蒙  钧  译

为旅游做准备

帕迪索先生是巴黎人，报考亨利四世学院没考上，靠他一个姑姑托人疏通，进了政府部门上班。他这个姑姑开了一家烟草店，政府部门的一个领导常上她这儿买烟抽。

过了多少年他也没提起来。照这样子，若是没有老天爷关照，他很有可能就在四级公务员的位子上死去。老天爷偶尔还是会关心一下咱们的命运的。现如今他已经五十二了，这才想起来要到法国各地转转，当个旅行家。实际上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巴黎城墙与外省之间的这片区域。

如果说他的升迁经历对很多职员来讲是有借鉴意义的，那他的旅游经历对很多打算出去走走的巴黎人来说也有借鉴意义，他们可以汲取他的教训，避免他碰上的那些麻烦坎坷。

直到一八五四年，他才拿一千八百法郎的薪水。他的性格脾气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讨任何一位领导的欢心。这让他在看不到希望的无尽等待中日益憔悴。晋升涨薪是所有小职员最主要的盼头，他也不例外。虽说得不到提拔，他工作还是尽心尽力的，只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得到赏识。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自尊心太强了：见了领导从不知道点头哈腰，也不知道低三下四地溜须拍马；而他的某些令他不齿的同事就是这么向上爬的。他还说他这人比较耿直，结果就得罪了不少人；还说他秉性难改，就是看不惯那些不公平的现象，就是对那种与官僚习气格格不入的人有好感。不过他的怨气从未外泄到他工作的那个狭小空间之外。

他首先作为一个政府公务员，其次作为一个法国人，最后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普通人，对政府制定、确立的一切无不顺服，对权威有无限的敬意，只是他的上司不包括在内。 

每次法王出巡他只要有空都会上街抢一个能看到国王经过的位子，以求沾一点儿脱帽向皇帝致敬的荣耀。能向国家元首鞠躬足以让他引以为傲。

跟许多人一样，经常朝拜君王对他各方面都有影响。他的胡子、发型、衣服款式、走路姿态、行为举止，无不在模仿君王。真的，好像每个国家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就是政府首脑活生生的翻版！本来他就跟拿破仑三世多少有点相像，但他的头发是黑的。所以他就把头发染了，这样就很像了。要是在街上遇见另一位也模仿帝王外貌的绅士，他就会心生嫉妒，恶狠狠地瞪他一眼。这种模仿很快就成了他的一个癖好。在杜伊勒里宫听到引导员模仿皇帝的声音，他也会跟着学那种腔调和那种慢条斯理的语速。

他的模仿太成功了，别人要是不留神很容易把他跟他的模仿对象搞混。有人就找高层领导反映，说这样太不成体统了，简直俗不可耐。这事儿甚至被捅到了首相大人那儿。首相大人命人把这个小职员带来见他。一看到帕迪索先生，首相就哈哈大笑：“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话他重复了两、三次。第二天，帕迪索先生的顶头上司就提出要给他这个下属涨三百法郎薪水。这个许诺很快就兑现了。

多亏了他这种足可与猿猴媲美的模仿能力，自此以后，他就可以正常晋升了。他的领导们预感到还有更高的荣耀在等着他，跟他说话都客客气气、小心翼翼的。

共和国的成立对他而言不啻为一场灾难。他不知所措，失魂落魄，只觉得末日已来临；头发不染了，也剃短了，脸也刮干净了，他把自己捯饬成一个慈父的模样，谁看了都不会觉得他有什么威胁。

他的领导们出于明哲保身的本能，都已变成了共和党人。他们认定帕迪索先生长久以来欺上罔下，便对他展开了报复：减少了他的薪水，也不再提拔他。帕迪索先生自己也改变了看法。可麻烦的是，共和党人并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的个体，没办法模仿。总统又是三天两头地换。他发现自己已深陷泥淖，面临灭顶之灾。他模仿过梯也尔先生（梯也尔，1797-1877，1871年至1893年担任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历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1871年同德国缔结和约，因镇压巴黎公社闻名。他还是位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执政府和帝国史》等。——译者注)，但并不成功。此后他作了反思，停止了一切模仿行为。他需要一种新的展现自己的方式。他找了好长时间。一天早晨，他来到办公室，头上戴了一顶新帽子；帽子的一侧缀了一朵红白蓝（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颜色。——译者注）三色玫瑰花饰。同事们见了都感到愕然，一整天都拿这事儿取乐；第二天接着乐，乐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但帕迪索先生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装扮。这种严肃认真的劲儿终于压垮了他的同事，再一次引起了他的领导们的担忧。这么一个饰物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就是宣示爱国主义这么简单吗？就是为了表明他跟共和党人志同道合吗？莫非这是某个实力雄厚的组织的徽章。不管怎么说，他能坚持戴下来，背后肯定有强大的保护伞罩着他。种种讽刺、挖苦、嘲笑压下来，他都能坦然以对，对这种人还是小心为妙。打那以后，同事们对他都格外尊敬；他那打肿脸充胖子的勇气挽救了他。一八八零年一月一日，他被任命为科长。

他这一辈子都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因为讨厌喧闹纷扰，喜欢闲适安静，他至今未婚。周末他要么阅读冒险小说，要么制定管理章程；过后他便把这章程用到他的同事身上。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只请过三次假，每次一个礼拜，都是为了搬家。不过，有时候在节假日，他会乘火车去趟迪耶普或勒阿弗尔，看看海景，放松一下心情。

他脑子里充满了常识，把他与愚蠢隔离开来。长久以来，他就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而且洁身自好。谁能想到他也有担惊受怕的时候。一天傍晚，他走在街上，突然一阵眩晕袭来。他害怕了：这是不是要中风？他急忙去找医生。花了五法郎后，他得到这么一张诊断书：

某某先生，五十五岁，单身，公务员。血流不畅，有中风危险。建议冷敷，节制饮食，加强锻炼。

医学博士  蒙特利艾

帕迪索先生害怕极了。此后整整一个月，他在办公室也用湿毛巾包住头，就像裹头巾的阿拉伯人一样。不时有水珠滴到他起草的文件上，他不得不一次次返工。有时候他会找出诊断书一遍遍重读，大概是想在字里行间找出隐藏的含义，发现大夫秘而未宣的想法；也试图从中找到某种有可能让他避免中风的锻炼方法。

后来他又拿这张攸关生死的纸片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有人建议他练拳击，他立马去找了个拳击教练。可是第一天他鼻梁上挨了一记重拳，他想在这方面有所发展的梦幻就被击得粉碎。改练单棍吧，他又喘不上来气；改练击剑吧，他又动作僵硬，反应迟钝，闹得他两天没睡好觉。后来他脑子里灵光一闪：干嘛不散步呢？每个周末去巴黎郊外走走；就是去这个大都会他还没去过的地方走走也行啊。

此后整整一个礼拜，他的心思都用来琢磨外出郊游到底需要什么装备这个问题。五月三十号是个礼拜天，他着手准备了。他先去街角收集那些贫穷、失明和跛足的乞丐派发的五花八门的广告，阅读后他又去走访各个商店。他要先摸摸行情，然后再决定买哪家的。他最留意的是一家自称专卖美国进口鞋的鞋店，这家店有沉厚的旅游鞋出售。店员给他拿出一双做了强化设计的鞋子，说是用洛基山野牛皮做的，鞋底加了钉子，像个耙子。他真心喜欢上了这款鞋子，本想一次买两双，转念一想，一双也够穿了。他用胳膊夹着这双鞋往回走，没多久就累得胳膊酸麻。接下来他买了一条灯芯绒裤子，就是木匠们穿的那种；另外还买了一双涂油帆布裹腿。他还需要一个背包装饭食，需要一副望远镜观察远处山坡上的村庄；最后还需要一张政府绘制的地图，这样他不用跟在田里劳作的农民打听也能找到路了。后来，为了既能保证舒适又不至于太热，他决定买一件轻薄羊驼呢外套，是拉米诺一家作坊生产的，照商家广告的说法，仅需区区六法郎五十生丁就能买下来。他来到这家店铺，一位相貌出众、发型惹眼、像女士一样涂了红指甲的小伙子接待了他。小伙子满脸堆笑，把他要的衣服拿了过来。但实物跟跟广告上那令人心动的图片并不相符。帕迪索先生迟疑不决地问道：“嗯，先生，这衣服能穿出门去吗？”小伙子移开眼睛，显然是在掩饰他的窘迫。这是个实诚人，不愿意欺骗顾客。他垂下眼皮，忐忑不安地说道：“嘿嘿，先生，想必您也能理解，六法郎五十生丁我们是做不出跟样品一样的衣服的。”他又拿来一件质量更好的衣服。帕迪索先生翻看了一番，询问价钱。“十二法郎五十生丁。”这款看着倒蛮顺眼。但决定之前，他还要再问问这个正紧张地看着他的高个小伙子。“嗯——这款质量好吗？你敢保证？”“那还用说！先生，这面料可是用的顶级山羊毛！当然，你不能用水洗！真的，质量无可挑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衣服值这个价。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够便宜了。您绝对不吃亏。这十二法郎五十生丁的衣服就是比那件强。您只花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就能买一件高档服装，跟亚麻布一样结实，穿出去还倍儿有面子；要是沾上水了，拿熨斗一熨就好了；绝对不会褪色；在太阳底下暴晒也不会变红；这种料子别看轻薄，保暖效果没得比。”他把衣服打开，又高高举起，又抖搂抖搂，又搓揉搓揉，再展开，让顾客看看这料子质量有多好。他越说越自信，话语和动作不再透着忐忑不安了。帕迪索先生让他说服了，买下了这件外套。售货员喜笑颜开，还不肯停嘴，一边打包一边称赞顾客有眼光，买的值。钱交上了他马上就安静下来，带着胜利者的神情鞠了一躬，又打开门，目送顾客离去。顾客两手抱着包，没办法脱帽还礼。

帕迪索先生回到家中，又仔细研究起地图来。而后他又穿上新鞋试了试。这加了钉子的鞋看上去更像溜冰鞋。他竟然滑了一跤。他提醒自己，以后穿这鞋出门一定要多加小心。试完鞋，他又把买来的衣服铺到椅子上，端详了半天。上床睡觉了，他心里还在想：“真奇怪，我以前竟没想到要去乡下走走。”

之后整整一个礼拜，帕迪索先生上班都心不在焉。他做梦想的都是他计划好的下个周末的出行。他现在完全被对乡村的向往俘虏了，一心只想亲近大自然。每到春天，这种对归真反璞的渴望就会征服巴黎人。

这段时间他只注意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沉默寡言的老誊写员布瓦文，绰号布瓦洛（指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诗人尼古拉斯·布瓦洛，曾任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著有《诗艺》、《诗简集》、《讽刺诗集》等。——译者注）。这人就住在乡下，自己还有个小花园，他打理得很用心；据说他清心寡欲，自奉俭省，却活得甚是开心。帕迪索现在能理解他的趣味所在了。相同的志趣很快让他们结成朋友。布瓦文老先生对他说：

“你知道我喜欢钓鱼吗？真的，这就是我的乐趣所在。”

帕迪索听了就问这问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布瓦文能说出各种鱼的名字，那活灵活现的劲儿就好像那些鱼就在他眼前。他还能讲出哪种鱼适合用哪种鱼钩，哪种饵料，哪个地方、哪段时间比较多。帕迪索听了真想去当个渔夫，那愿望比布瓦文还真诚。两人约定下个周末就见面，开始对帕迪索的培训。帕迪索能找到这么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打心眼里高兴。

垂钓之旅

就在他生平第一次把钓钩抛进河水的前一天，帕迪索先生花了八十生丁买了一本《钓鱼指南》。他从这本书上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但最打动他的还是它的文风。像这样的段落他都划了出来：

“总而言之，你要想成功地钓到鱼，就要拿出大无畏的气概，把一切困难踩在脚下，左岸、右岸，上游、下游，无处不到。哪管他乌云满天，哪管他风狂雨骤，哪管他电闪雷鸣，哪管他地动山摇，哪管他烈日当空，我自稳坐钓鱼台。到那时候，不管是受饥饿驱使，还是受恐惧驱使，所有的鱼都会一反常态，蜂拥而至。在这样的混乱中，那些可喜的迹象就无关紧要了；你可以重视，也可以忽略，继续钓你的鱼好了；成功已经在向你招手！”

为了把大鱼小鱼统统钓上来，他买了三根设计巧妙的鱼竿。这种鱼竿在城里可以当手杖用；到了河边只需一抽，就能用来垂钓。他买了十五号钓钩，钓虾虎鱼用的；十二号钓钩，钓欧鳊鱼用的；还有会给他钓上满满一篮子鲤鱼的七号钩。他没买蚯蚓，因为他觉得这东西到处都能找到；不过他买了些沙虫。他存了满满一罐沙虫，到了晚上就饶有兴致地观察这罐沙虫。这些令人生畏的小虫子聚集在麦麸上蛄蛹着，就跟在腐肉上一样。帕迪索先生想学一学怎么往吊钩上装饵料。他强压下厌恶的心情抓起一条沙虫，可怎么也不能把它安到那弯弯的铁钩上，一放上去就裂成了两半。他试了二十次都没能成功。要不是害怕把这些小虫子全部用光，他会试上一个通宵。

他要乘第一班火车离开。车站满是携带着钓鱼装备的人。有些人跟帕迪索一样，就拿了一根简简单单的竿子；还有些人拿的是木制钓竿，上端逐渐变细，混在一起看犹如尖木棍的森林；挤在一块儿你碰我撞的又像是刀剑，也像摇晃在宽沿草帽海洋上的桅杆。

火车开动后，钓鱼竿前端都要伸到窗外或门外。从外面看，这列火车就像是在地面爬来绕去的巨大的毛毛虫。所有人都在库尔布瓦站下车，然后蜂拥到去贝宗的驿站。一大帮钓友挤坐在马车上，手握吊杆，把这辆马车变成了豪猪。

这条路上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进发，犹如朝圣者都朝着他们还没见过的耶路撒冷行进。他们手拿细长的竿子也很像那些从巴勒斯坦回来的忠诚的教徒。这些人的身后还背着铁皮盒子，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到达贝宗，河流就在眼前。人们沿着河岸排开。男人有的穿双排扣礼服，有的穿紧身装，有的穿休闲装；女人、孩子，甚至是待字闺中的姑娘，都来了；都在钓鱼。

帕迪索朝水坝走去，他的朋友布瓦文在那儿等他。布瓦文冷冷地跟他打个招呼。他刚结识了一位五大三粗的男士。这位男士有四十来岁，皮肤黑黝黝的，看上去很壮实。三个人合租了一条大船，划到水坝拦出的瀑布边上。这地方的鱼最多。

布瓦文准备得最快。他装上钓饵，甩线入水，然后就静静地坐下来，心无旁骛地盯住鱼漂。他还时不时地把钓线拉出水面，再朝更远的地方甩过去。胖先生也把装了钓饵的鱼钩抛出去，然后把钓竿放在身边，装上烟斗，点着，交叠起双臂，却只盯着眼前的流水，不再关注鱼漂了。帕迪索又试着往钓钩上挂沙虫。捣鼓了五分钟后，他向布瓦文求助了：“布瓦文先生，麻烦您帮我把这些小东西装到鱼钩上吧。，我试了，怎么也不行。”布瓦文抬起头：“请不要打扰我，帕迪索先生。咱们不是来逗闷子的！”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帮忙把鱼饵装上去了。帕迪索把鱼线甩出去，认真严谨地模仿朋友的每一个动作。

波浪涌来。钓船虽然两头都下了锚，仍剧烈地摇晃起来，又像被水流抽打的陀螺转动着。帕迪索专注于垂钓，但仍感到有一点儿眩晕、恶心，不太舒服。

三个人都没钓到鱼。矮小的布瓦文很失望，很紧张，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帕迪索沮丧得就跟大祸临头似的。胖绅士不一样，依旧纹丝不动，静静地抽着烟，压根儿就没关注他的钓钩。帕迪索忍不住了，他不耐烦地朝胖绅士转过脸去，惨兮兮地说道：

“鱼儿不咬钩啊，是不是？”

胖绅士平静地应道：

“当然不咬！”

帕迪索望着他，有些诧异。

“您以前钓了不少鱼吧？”

“一条没钓着。”

“什么？一条没钓着？”

胖胖的男人依旧在吞云吐雾，就像工厂的烟囱。他慢悠悠说出来的话却让他的钓友心慌意乱。

“它们要是咬钩反而让我心烦。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钓鱼；我来这儿是因为我觉得这儿舒服。你看我晃晃悠悠的，就跟在海上一样。我之所以也拿了根钓竿，只是为了不要显得太特别。”

帕迪索先生正相反。他一点儿也觉不出舒服来。起初只是有一点儿难受，模模糊糊的，后来越来越厉害，直到确定下来，怎么也消除不了。他也跟在海上似的，被海浪簸荡着；但他晕船，只觉着是在受罪。第一阵不适过去后，他建议回岸上吧。布瓦文一听就发火了；两人吵了起来。胖绅士倒是不乏恻隐之心，把船划回岸边。帕迪索的眩晕刚好点儿，这些人就想起来该吃午饭了。

一行人找到两家餐馆。其中一家很小，看着像个啤酒馆，老板是一位贫穷的渔夫。另一家起了个响亮的名字“菩提山庄”，看着像个中产阶级的住宅，也有经常被前来垂钓的上流社会人士光顾的样子。两家餐馆的老板是死对头，隔着两家餐馆中间的一大片地面互相窥视着，眼中满是仇恨。水坝看守人和救生员的白房子就矗立在这片绿茵上。这两位政府员工意见也不统一，一位偏爱啤酒馆，另一位支持菩提山庄。这三栋房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缩影。

布瓦文是啤酒馆的常客，所以就提出去那里吃饭。他说：“那家饭菜可口，价格实惠，你们去吃一次就知道了。帕迪索先生，无论怎样你都甭想像上个礼拜天那样把我灌醉了。你知道吗？我老婆都发火了。她发誓绝不原谅你！”

胖绅士却宣布他只去菩提山庄吃饭，因为那地方比较体面高雅，烹调水平不亚于巴黎最好的餐馆。

“随你便。”布瓦文也不甘示弱，“反正我只去我习惯的那家。”说完就走了。朋友的这种行为让帕迪索生气，他便跟着胖绅士去了另一家。

两人便吃饭边交流，讨论各方面的看法，越说越对脾气，竟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吃完饭，三个人又去钓鱼，但两位新结识的朋友去了别的地方。两人沿着河岸走着，在一座铁路桥边停下来，但闲聊还在继续，一边聊一边把鱼线甩进水里。鱼儿还是不上钩，但帕迪索已经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了。

一家人朝这儿走来。父亲手持一根特别长的钓竿，留了一脸络腮胡子，看上去像个法官；三个男孩年龄有大有小，个头也有高有矮，拿的钓竿也长短不一；母亲很壮实，潇洒地挥动着一根漂亮的钓竿，钓竿的手柄处还系了一条缎带。父亲鞠了个躬，问道：

“两位先生，这片水域鱼多吗？”帕迪索刚要答话，他的朋友抢先开口了：“挺多的。”一家人乐呵呵地在两位钓友身边坐了下来。帕迪索迫不及待地想钓上一条鱼，品种无所谓，大小无所谓，一条就够，就是想得到这一家人的关注。于是他照着他上午看到的布瓦文的动作操弄着鱼竿。他也让鱼漂随着水的流动拉直鱼线，漂到最远处，再把鱼钩猛地拉出水面，在空中划出一个大大的圆圈，再把鱼钩朝更高处甩去。他自认为已经掌握了洒脱地做出这个动作的要领。就在他要把钓线重新疾速抛进水中时，陡然感到钓钩在背后挂住了什么东西。他猛力一拉，背后传来一声惨叫。挂在钩子上的东西象流星一样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落到河水中。回过神来的帕迪索赫然发现，那是一顶华丽的帽子。

他转过身来，尴尬极了；他松开了钓竿，钓竿随着帽子掉入河中。他新结识的朋友胖绅士正躺在地上，见状哈哈大笑。失去帽子的太太惊吓之余，已经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她的丈夫大发雷霆，要求赔偿。帕迪索照帽子原价三倍赔了钱。

随后那一家人趾高气扬地离开了。

帕迪索又取出一根钓竿，再次请沙虫下水洗澡，一直洗到晚上。他的钓友则躺在草地上美美地睡着觉。傍晚将近七点，他醒了。

“咱们该回去了！”他道。

帕迪索闻言收回钓线，不料竟惊叫一声，重重地跌坐在地上。原来有一条小鱼挂在钓线的顶端。两人凑过去细瞧，发现鱼钩已贯穿小鱼的肚腹；原来是钓钩出水的时候捎带着把它钩了上来。

帕迪索打了个大胜仗，甭提多高兴了。他心里琢磨，等鱼煎熟了，一定要独自享用这胜利成果。

吃晚饭的时候，这两位朋友聊的更热乎了。他得知胖绅士住在阿让特伊，驶过三十年船，始终没丧失对运动的兴趣。帕迪索答应下个礼拜天跟这位朋友一起吃饭，再坐坐他驾驶的帆船“潜鸟号”。他聊得不亦乐乎，竟把他的捕获物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喝完咖啡才记起来。他吩咐把鱼端上来。摆在盘子中间的鱼就像一根扭曲的火柴棍，但他仍吃得满心自豪，吃得津津有味。入夜，他坐在公交马车上，告诉邻座，今天他钓上来七公斤鱼。

两位名人

帕迪索先生已经答应他那位爱好驾船的朋友，下个礼拜天跟他一起过。但一件出乎预料的事情改变了他的计划。一天傍晚，他见到了他的一位堂弟。他以前见过这位堂弟，但很少往来。堂弟是个记者，工作很舒心，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他提出带帕迪索去见识一下许多有趣的东西。

“下个礼拜天你有事儿吗？”

“我要去阿让特伊驾船。”

“到我这儿来吧。驾船最没意思了，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听着——你到我那儿玩玩。我给你介绍两位名人。咱们去家里拜访两位艺术家。”

“可是我已经约好去乡下了。”

“咱们也是去乡下。咱们先去普瓦西走访梅索尼埃（1815-1891法国画家，擅画历史和军事题材画作，亦画风俗类画作，技法细密。代表作有《拿破仑三世在索尔费里诺》、《吵闹》等。——译者注)；再去梅丹，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小说家，提倡自然主义创作方法，著有《娜娜》、《金钱》、《萌芽》等作品。——译者注）就住在那儿。我已经受命弄到他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放到我们的报纸上连载。”

帕迪索大喜过望，当即接受了邀请。他甚至为此买了件新的双排扣礼服；他原来那件太旧了，实在穿不出门了。他非常害怕在大画家或文坛名宿面前说傻话，就跟那些谈论艺术的艺术外行一样。

他把他的担忧说给堂弟听。堂弟笑了，道：“哧！给他们戴高帽就行了；什么都不用说，就拍马屁好了；捡着好听的猛说就是了。只要你说恭维话，哪怕说了傻话，也没人跟你较真。你以前看到过梅索尼埃的画吗？”

“真看到过。”

“那你读过《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吗？”

“全都读过。”

“这就够了。时不时地提一提某一幅画，或某一本小说，再加上些‘了不起啊’、‘太出色了’、‘技巧高超’、‘震撼人心”之类的话，这样你什么时候都畅行无阻。我了解，这两位什么世面没见过？可话又说回来了，赞美的话永远能取悦艺术家。”

礼拜天早晨，他俩出发前往普瓦西。

出了车站没走几步路，就看到了梅索尼埃的宅邸，就在教堂广场的尽头。穿过一道低矮的红漆门，就进入一道葡萄架搭成的令人赏心悦目的长廊。记者停住脚步，转脸问同伴：

“你觉着梅索尼埃是个什么样的人？”

帕迪索思忖半晌，开口道：“个头不高，很会修饰，脸刮得干干净净，像个军人。”对方笑了：“差不多。来吧。”前面是一栋古雅的建筑，左侧部分像是农舍，右侧部分是主体，差不多就在他们的正前方。这栋建筑样貌奇特，东西合璧，既可以看到哥特式城堡、庄园府邸、别墅、乡村茅屋、城市公馆的影子，也能看到教堂、清真寺、金字塔的影子，堪称各种建筑风格的大杂烩。不是那种真正迷恋建筑的疯子，不会捣鼓出这么一个复杂的玩意儿，但也表现出了某种异想天开之美。它就是在画家本人的指导下设计和建造出来的。

两人走了进去。小小的客厅满是箱子。一位矮个男人出现了。他身穿套头上衣，一部胡子格外惹眼。他朝记者鞠了个躬，道：“亲爱的先生，实在抱歉。我昨天才回来，这里乱七八糟的。请坐吧！”记者谢绝了，解释道：“亲爱的大师，我是顺路进来拜见一下。”帕迪索手足无措，只会跟着堂弟的话连连鞠躬，跟机器似的。他期期艾艾地喃喃低语：“这房子真……真……真好看！”画家一听这恭维话就笑了，提议带他俩参观一下。

首先来到的是一间中世纪样式的亭阁，这也是画家以前的画室。随后他们依次参观了一间客厅，一间餐厅，一道挂满美丽画作、漂亮的博韦（法国西北部一城镇，以出产刺绣、挂毯闻名。——译者注）挂毯、哥白林（法国巴黎一著名挂毯厂。——译者注）挂毯和弗兰德斯（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 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者注）绣帷的走廊。如果说外面怪异、豪华的装饰令人叹为观止，那内部令人惊叹的就是各种楼梯争奇斗艳。主楼梯华丽精美；一座塔楼里的楼梯又小巧隐秘；另一座塔楼里藏着佣人走的楼梯。到处都是楼梯！ 帕迪索随手打开一道门，立刻惊愕得直往后退。这分明就是间神庙啊！里面的样子大人物只会用英语来形容，独具匠心，美轮美奂，精致典雅，如同圣殿，又像宝塔。装饰成这样肯定付出了大量心血。

接下来他们又去参观了花园。花园结构繁复，异彩纷呈，曲径通幽，遍植古木。不过记者坚持要告辞。连声道谢后，他们与主人分别。出去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位园丁。帕迪索问他：“梅索尼埃先生买下这个地方很长时间了吧？”园丁回答：“嗯，先生，说来话长。据我所知他是在1846年买下这块地的，那时候地上也有栋房子。 但他把房子拆了，以后重盖了五、六次，花了他至少两百万法郎。”帕迪索离开后，心中充满对这个人的无限敬仰，不仅敬仰他的成功、荣誉、才华，也敬仰他敢花这么多钱来实现自己的异想天开。一般市民可是都为了攒钱尽量节制享受。

穿过普瓦西，他们走上了通往梅丹的路。这条路先是沿着塞纳河延伸；这地方的河水里点缀着几个迷人的小岛。后来他俩又翻过一座山丘，穿过韦伦尼斯的几个可爱的村庄，再走一段路，就到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的作者居住的邻镇。

左侧是一座古老、美丽的教堂；教堂含两座塔楼。他们走了不长一段路，一位农夫把作家的宅邸指给他们看。

进去之前，两人先端详了一下眼前的房子。这是一座高大的楼房，四四方方的，很高，很新。就跟那则大山生了个小耗子的寓言描写的那样，它也生了个小小的白房子依偎着它。这座小白房子是以前的主人建的；后面的楼房则是左拉建起来的。一条大小介于圣伯纳德犬和纽芬兰犬之间的狗恶狠狠地吠叫起来，吓得帕迪索差点儿溜之大吉。好在一位仆人跑了过来，喊了一声“波特兰”就让狗安静下来。他打开门，接过记者的名片，送给主人验看。

“希望他能接待咱们。”帕迪索嘟囔道，“要是咱们大老远跑来却见不着他，那就糟了。”

他的同伴笑着说：“用不着担心。我有办法；咱们肯定能见着。”

仆人回来了，请他俩随他来。

他们进了新建的楼房。帕迪索太激动了，在登上通往二楼的古色古香的楼梯时气都喘不匀溜。 

与此同时，他还在心里勾画着这位大文豪的形象。这个人已经名满天下，无人不晓，也激起了社会上某些人或真或假的恼怒和仇视；他的一些同事就酸溜溜地表达了对他的鄙视。但他赢得了大众读者的尊敬，赢得了无数人的追捧。他期待着见到一位留着胡子的巨人，有着令人敬畏的相貌，洪亮的声音，第一眼看上去并不是非常讨人喜欢。

一扇门被打开，里面的房间大得出奇，还挺高，一扇宽大的窗户给屋里带来充足的光线，从窗口可以远眺山谷。墙上挂着陈旧的绣帷；左边是一个石碑一样的大壁炉，左右两侧是两尊石雕人像。这么大的壁炉大概一天就能烧掉一棵百年古橡树。首先吸引客人眼球的不是房间的主人，而是房间正中那张阔大的书桌，上面胡乱堆放着书、报纸、杂志。客人进来时，主人正坐在一张足可以躺下二十个人的东方风格的大沙发上。他朝来宾招了招手，站起身，趋前几步，鞠了个躬，示意两位坐到椅子上，自己转身回到大沙发上，屈着一条腿坐了下来。一本书摊开来搁在他身边。他右手握着一把象牙裁纸刀，一只眼睛时不时觑觑刀子的尖端，另一只眼睛眯缝着，像个努力要看清什么东西的近视眼。

记者讲了讲此次拜访的意图；作家用心倾听，但没有答话，只是偶尔盯他一眼。帕迪索偷偷观察着这位名人，越来越不自在。

这位名人将近四十岁，中等身材，挺结实，表情和蔼。他那张脸（很像十六世纪许多意大利画作中的人物）谈不上漂亮，但展现出一种十分强悍的性格，透射出威严和智慧；前额又高又光洁，短短的头发直立其上；唇上盖着一部黑胡须，下巴上也留着短短的髭须；挺直的鼻梁斩截中断，好像嘴唇上方冷不防被人砍了一刀。黑黑的眼睛常常闪烁出讥讽的目光，好像有一种穿透力，令人不禁想到这双眼睛后面的那颗心时时在机警地观察别人，琢磨别人的话语，分析别人的动作，发现别人内心的秘密。这颗结实的圆溜溜的脑袋跟他的姓名的发音还真相称：两个元音，短促且富有弹性。

记者把他的想法做了充分的解释，作家回答说他并不希望做专门的安排，还说这事儿他会好好考虑的，但他的计划还没定下来。然后作家就不说话了。这是在下逐客令啊。两人有些慌乱，站了起来。帕迪索突然产生强烈的冲动，只求这位名闻遐迩的人物能跟他说点儿什么；什么都行，好让他有东西转述给他的同事们。他壮了壮胆，期期艾艾地说道：“嗯，先生，您不知道我有多喜欢您的大作！”对方颔首致谢，但什么都没说。帕迪索还不甘心，继续说道：“今天能跟您接谈是我莫大的荣幸。”作家再一次颔首，但脸上已显出冷淡的、不耐烦的表情。帕迪索看出来了，彻底昏了头，又说了一句他之前说过的话：“这房子真……真……真好看！”

这时候，这位文坛名宿心中那种身为房产主人的感觉苏醒了。他露出了笑容，他打开窗户，请两人观赏窗外视野宽广的景色。极目远眺，无尽的地平线展开广阔的大地，特里尔、皮瑟-冯丹、尚特卢、豪曲的所有山丘、还有看不到尽头的塞纳河，尽收眼底。两位客人高兴了，一个劲儿地夸主人的房子好，换来了参观这栋建筑的待遇。所有地方他们都看到了，连精致的厨房也没漏掉。厨房墙壁乃至天花板都贴了带蓝色图案的瓷砖，令两位乡巴佬叹为观止。

“您是怎么买下这个地方的？”记者问道。

小说家解释了一番。当初他是想租个农舍避暑，结果就发现了这里的小房子，开价仅区区几千法郎，差不多等于不要钱。他毫不犹豫就买下了。

“可是你后来扩建肯定也花了不少钱吧？”

作家笑了笑，道：“确实不算少。”

两人告辞了。记者挽着帕迪索的胳膊，低声说了一段包含哲理的话：

“每一位将军都有他的滑铁卢；每一位巴尔扎克都有他的加第斯（巴尔扎克为他于一八三五年购买的巴黎郊区地产起的名字。——译者注）；每一位生活在乡村的艺术家都能找到当地主的感觉。”

他们在魏兰尼车站登上火车。在回家的路上，帕迪索大声念叨着那位著名画家和那位伟大小说家的名字，仿佛跟他们是老朋友。他的话甚至让周围的乘客以为他跟其中一位共进过午餐，跟另一位共进过晚餐。

国庆节到了

国庆节临近了，大街小巷已隐隐有些躁动，如同水面的涟漪，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了。各家店铺都挂出了国旗，还张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烘托出喜庆的气氛；卖布的也拿红、白、蓝三种颜色大做文章；杂货店则纷纷推出大号蜡烛。人们的心就这样一点一点兴奋起来；大家饭后来到街上议论的都是节日庆典，互相交流这类信息：

“朋友，这次庆典怎么个搞法？有什么活动？”

“你没听到消息吗？各国元首都会来观看，但都是隐姓埋名出访，穿得跟普通市民一样。”

“我听说俄国沙皇已经到了；他还想跟威尔士亲王到各处走走看看。”

“这次庆典肯定很精彩。”

国庆节就要到了。这就是巴黎市民帕迪索先生心目中的节日。无可名状的喧闹在十五小时内从城市的这一端传到另一端；不管多丑的人都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成群结队的汗涔涔的肉体从膀大腰圆、爱传闲话的大妈旁边蜂拥而过；这位身系红、白、蓝三色饰带的大妈每天在柜台后面养膘，喘气都有点困难；病体支离的小职员携妻带子也出来了；打工者脖颈上驮着幼子也出来了；还有晕头转向、一脸茫然的外省人，脸刮得溜光、还散发出马厩的草料味的马夫。外国佬穿得像猴子；英国女人打扮得像长颈鹿；送水工也为这节庆拾掇干净了。乌央乌央的小市民，老实巴交的小人物，看见什么都开心。摩肩接踵，尘汗交融，喧嚣鼓噪，奔走践踏，整个城市乱成了一锅粥。恶臭的气味，无谓的争抢，刺鼻的大蒜味，百万人的喘息，把帕迪索先生盼望已久的快乐都送来了。

他读了张贴在他所在的街区墙上的市长通告，便开始做准备了。

通告有这些内容：

值此国庆佳节，特别提醒各位注意：装饰你们的家；擦亮你们的窗户。团结一心，拿出钱来，把你们的家、你们的街道打扮得比邻居的家、邻近的街道更漂亮、更像艺术品。

帕迪索先生看完就琢磨着怎么才能把他的家装扮的更有艺术气息。

想达到目的有一个障碍无法克服。他家唯一一扇窗户正对着一个院子，其实就是一个狭小、阴暗的天井，只有这里的老鼠才能看到他那三盏日本风格的灯笼。

他需要一个能向公众展示的地方。他找到了。他住的这栋楼的一楼住着一位富翁，也是一位贵族，一位保皇党人。这位富翁的车夫也属于保守派，住在六层的一间阁楼里，可以俯瞰大街。帕迪索先生琢磨国庆当天可以花钱买下（良心都可以买卖）他的房间的使用权。他向这位执鞭公民给出的租金是五法郎，使用时间是从中午到午夜。这桩买卖当场成交。

接下来他就开始考虑怎么装饰了。三面旗子、四盏灯笼，能否给这个鸽笼般的小房子带来足够的艺术气息？也就是能否把他灵魂的高贵感受全部表达出来？不够，肯定不够！帕迪索先生没日没夜地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琢磨点子，还是一无所获。他向邻居们讨教，邻居们听了他的问题都觉得奇怪；他又向同事们打听他们的办法——所有同事都是买灯笼和旗帜，有些则添加点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布以应景。

为了想出不一样的点子，他绞尽脑汁。为此他还频频出入各家咖啡馆，跟顾客们探讨。但顾客们都缺乏想象力。一天早晨，他出门上了一辆公共马车。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坐在他旁边抽着雪茄；不远处一位劳工模样的人在抽倒过来的烟斗；车夫边上，两个小痞子在嬉闹；各个行业的小职员为了微薄的报酬赶去上班。

看到堆在各家店铺里的国旗在初升的太阳的照耀下更显绚丽夺目，帕迪索朝邻座扭过头去。

“这次的节庆活动肯定很精彩。”他道。那位先生斜着瞥了他一眼，冷冷地答道：

“跟我没啥关系。”

“您不打算参加？”公务员有些意外。对方不屑地摇摇头，道：

“他们弄的这些活动只会让我心烦意乱！这算是谁的节庆？政府的吗？我不承认这个政府，先生！”

帕迪索毕竟是政府雇员，自觉高人一等，于是就一本正经地回道：

“先生，共和国就是政府。”

邻座毫不在意，只是把双手插进兜里，道：

“嗯，那又怎样？跟我没关系。是不是共和国我根本就不关心。我只想看清楚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我见过查尔斯十世，先生，我就支持他；我见过路易-菲利普，我就支持他，先生；我见过拿破仑，我就支持他。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共和国。”

帕迪索依旧很严肃。他答道：

“先生，共和国的代表就是它的总统。”

对方哼了一声。

“这种人，那就让我见见他吧。”

帕迪索耸耸肩。

“所有人都能见到他。他又没把自己关在密室里。”

不料那胖男人光火了。

“对不起，先生，他这人难得露面。我试过上百次了，先生。我曾经等在爱丽舍宫旁边；他没出来。一位路人告诉我，他在对面咖啡馆里玩台球；我又去了对面咖啡馆，没见到他。有人跟我报信说他要去默伦（巴黎郊区东南部一地名。——译者注）开会，我又赶到默伦，还是没见到他。后来我也烦了。我连甘比大（1838-1882，共和派领袖之一，1870年9月革命后历任国防政府内政部长、国防部长、总理兼外交部长等职，为第三共和国奠基人之一——译者注)都没见过，连一个议员都没见过。”

他越说越激动：

“先生，一个政府是应该能让人亲眼看到的。这样它才算是存在，否则就不存在。一个国民应该能知道，政府首脑在某时某刻经过某条街道。然后他赶过去，如愿以偿。 ”

帕迪索不吭气了，心下却很欣赏这位绅士的说法。

“没错。”他道，“能认识是谁在统治自己才觉得踏实。”

那位绅士接着往下说，但语气已经平缓了：

“您知道如果我来办庆典会怎么办吗？哦，先生，我会安排一长溜镀金马车，就像国王加冕礼上用的那种战车。我要让政府要员全部站到马车上巡游，从总统到议员一个不拉，用一整天时间转遍全巴黎。这么做至少能让每个人都亲眼看看这个国家的头面人物。”

这时车夫边上的一个小痞子转过身来发话了：

“那胖公牛怎么办？你把它搁哪儿？”

两排座椅上上的人都笑了。帕迪索听出来这话暗含讥讽，喃喃道：

“这恐怕有伤体面吧。”

那位绅士已经想清楚了，承认这是个问题。

“我会把它们安排到某个容易看到的地方，这样大家走在路上就能看到它们了。譬如说可以让它们待在星形广场（巴黎戴高乐广场的原名。——译者注）的凯旋门上。我可以让所有人都从它们面前走过。那一定很壮观。”

那个痞子再一次扭过脸说道：

“你得用望远镜才能看清它们的脸。”

那位绅士没搭理他，继续说他的：

“这就跟展示旗子差不多。应该设置一种场景，譬如可以组织一场模拟战役，用旗子作奖品授给部队。我曾经把我的想法写成信寄给部长，但部长没有屈尊给我回信。既然挑选攻陷巴士底狱的日子作为国庆日，那就可以还原这一场景。不妨让布景师用纸板搭一座巴士底狱，把七月纪念柱（巴黎为纪念1830年革命树立的一座圆柱形纪念碑，位于巴士底广场中央。——译者注）完完全全藏在当中。然后，先生，让队伍发起进攻。看着暴君的堡垒被攻陷，那是多么震撼人心的场景，多么富有教育意义。然后将这座‘巴士底狱’付之一炬，从熊熊火焰的中心显露出顶着自由之神的纪念柱，象征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象征着人民获得了自由。”

这会儿车厢里每一个人都凝神静听他的讲述，都觉得他的创意不同凡响。一位老先生高声道：

“先生，您这想法太好了！您应该感到自豪。政府不采纳一定会后悔的。”

一位小伙子建议安排演员到大街上朗诵巴比埃（1805-1882，法国戏剧家、诗人，曾当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译者注）的诗作，既可以教育人民理解自由的价值，又可以让他们受到艺术的熏陶。

这些话都引起了热烈反响。人人都想说点什么，都激动不已。路边的一台手摇风琴正在演奏《马赛曲》，那位劳工跟着音乐唱了起来，车上所有人也都跟着唱起来，形成洪亮的大合唱。那鼓舞人心的旋律，那奔放的节奏催动车夫快马加鞭，奔腾向前。帕迪索先生也用尽全力大吼大叫，把乘客们都吓着了，大家都觉得有飓风横扫过来。

大家终于都消停了。帕迪索先生认定他这位邻座独创能力很强，便向他讨教该怎么为国庆活动做准备：

“灯笼、旗子都好办，”帕迪索道：“但我想弄得更出彩。”

邻座思忖半晌也没想出个点子来。公务员失望之余，还是买了三面国旗和四盏灯笼。

爱情实验

许多诗人都认为，若是缺少了女人，大自然就是不完美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用花做的比喻。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的天然伴侣变成了玫瑰、紫罗兰、郁金香之类的植物。薄暮降临时，夜晚的浓雾卷过山岗时，大地的芳香把我们迷醉时，我们都渴望柔情；通过乞灵于诗歌，这种渴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帕迪索先生跟所有人一样渴望柔情，渴望在夕阳余晖映照的小径上彼此甜蜜地拥吻，渴望得到一双小手的抚摸，渴望搂抱柔软驯服的腰肢。

他将爱情视为无尽的幸福。遐想的时候，他感谢神秘的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抚摸这么强大的魔力。他需要一个伴侣，但他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听从一位朋友的建议，去了“女神娱乐厅”（巴黎第九区一著名娱乐场所。演出以华丽的服装、堂皇的排场以及异域风情著名，也有LT表演。画家马奈以此为背景创作了名画《女神游乐厅的吧台》。——译者注）。在那儿他见识到了各种类型的女人。他不知该如何选择。他心仪的是那种充满诗意激情的女子，但这里的姑娘似乎都没多少诗意。她们用铅笔描眉画眼，冲着他勉强挤出一点笑容，露出了珐琅质的假牙。最终他选择了一位初出道的姑娘，那羞涩、孤凄的模样惹人怜爱，还让人觉得她应该容易受到诗意的感化。

帕迪索跟她约好翌日九时在圣拉扎尔火车站见面。结果她没来。不过她还算有良心，找了个朋友代替她前来。

她这位朋友是个高个、红发女孩子，穿了一件能展示爱国情怀的三色裙装，戴了一顶大大的卷边帽。她的脑袋就占据了这大帽子的中心。帕迪索略感失望，但还是接受了这个替身。两人一起赶往拉菲特堡，据说那儿有划船比赛和盛大的威尼斯文化节。

两人上了一辆马车。车厢里已经上了两位绅士和三位女士。两位绅士披着红缎带；三位女士看起来至少是公爵夫人。几个人都派头十足。来的这位身材高大的红头发女孩说自己名叫奥克塔薇，还用刺耳的嗓音告诉帕迪索，自己是个情调高雅的女孩子，懂得享受生活，喜欢乡村，因为在乡村可以采花、吃烤鱼。她笑起来就像尖啸，车窗玻璃都快让她震碎了。她亲热地称同伴为“我的大宝贝”。

羞耻感涌上帕迪索的心头。他毕竟是个政府公务员，应该懂得礼义廉耻。奥克塔薇不说话了，却望着同车的其他乘客。地位一般的女子都有结识贵妇人的强烈愿望。她也不例外。她考虑了五分钟，总算想出了一个搭讪的办法。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吉尔-布拉斯画报》，彬彬有礼地递给其中一位太太。那位太太摇摇头，拒绝了。高个红发的姑娘就开始讲一些阴阳怪气的双关语，还说什么那种傲慢自大的女人比别人也强不到哪儿去；还时不时蹦出个脏字来，这在一众凛若冰霜的端庄乘客中不啻引爆了炸弹。

他俩终于到了目的地。帕迪索一下车就想赶紧到公园里找一处有阴凉的角落，希望沉郁的树林能安抚他这位脾气火爆的女伴。然而这样做的效果跟他期待的完全不一样。女伴一接触青草林木就扯着嗓子使劲唱起来，唱的都是些在她轻浮的心中扎下根的歌剧的片段，从《恶鬼罗伯特》唱到《哑巴》，声音尖厉刺耳。她尤其喜欢唱一首感伤的情歌；最后几句她唱得锐利如螺丝刀，直钻进你的耳朵。

唱着唱着她突然又饿了。帕迪索还盼着享受温存呢，想劝她等会儿，却怎么也说不动她。姑娘发起脾气来，嚷道：

“你难道就让我在这儿熬着？”

没办法，帕迪索只好带她去了小勒阿弗尔餐馆，就在划船赛场近旁。

来到餐馆，姑娘点了好多菜，足够一个团吃的。点完后，她就迫不及待地要开胃小菜。一盘沙丁鱼端上来了，姑娘大口开吃，那猛劲儿恨不能把盘子也吞进肚里。可是才吃完两三条油炸小鱼，她就宣布吃饱了，又说她要去看看划船赛的准备。

帕迪索深感失望，再者他这会儿也饿了，就没答应她。姑娘就一个人走了，临走时许诺会按时回来吃餐后甜点。帕迪索一个人默默地吃饭，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这种桀骜不驯的女子配合自己实现梦想。

姑娘并没有按时回来，帕迪索便出去找她。她又交上了新朋友，一帮划船选手，穿着少得不能再少的衣服，全身晒得黑黑的，一直黑到了耳朵尖。他们在建筑师福尔麦斯的房子前面比比划划地大声商量比赛的细节。

两位相貌端庄的先生大概是裁判，正专心致志地听他们讲话。奥克塔薇正靠在一位魁梧的小伙子的肩膀上，小伙子的肌肉看起来比他的脑子发达。一看见帕迪索，奥克塔薇附耳跟小伙子悄悄说了句什么话。小伙子答道：

“那就是桩生意。”

姑娘转身对着帕迪索，一脸欢快的表情，双目放光，那样子就像是在哄小孩。

“咱们去划船吧。”她道。

看到她一下子变得这么温柔迷人，帕迪索也来了兴致，便去租了一条船。但是她坚决不去看比赛，也不管帕迪索就是为了看比赛才来的。

“我只想跟你单独在一起，亲爱的。”

帕迪索的心咚咚直跳。总算等到了这句话。

他脱掉外套，奋力划桨。

前面出现了一座破破烂烂的老磨坊，磨坊的两座拱桥横跨在这条河的一道小支流上，虫蛀的水车矗立在水面上。他们从拱桥下缓缓划过，来到桥的另一边，眼前出现的是一条令人赏心悦目的窄窄的河道，蓊郁的大树在他们头顶上搭出了拱廊。细窄的流水忽而向右折，忽而向左折，总能展露出新的景观；小河的一边是广阔的田野，另一边是负载着座座农舍的山丘。他们划到一座几乎完全被草木掩藏的浴场前，这是乡村最有魅力的地方。戴着干净手套的男士和缀着饰带的女士把高雅人士的可笑与笨拙全部展现给这片乡野。奥克塔薇开心地大叫：

“待会儿咱们也来这儿泡一泡。”

继续往前划，又来到一片好像小港湾的水面。姑娘要求停下，又撒起娇来：

“过来嘛，亲爱的，到我身边来。”

她伸出胳膊搂住帕迪索的脖颈，把头靠到他的肩上，喃喃道：

“真美啊！在水上这么漂着真舒服！”

帕迪索也乐晕了，这帮划船赛手真傻。不去感受河岸上那令人迷醉的风景，不知道欣赏芦苇丛那曼妙动人的风姿，只会拼命往前划，出一身臭汗，累成了狗，此外就是从这家饭馆吃午饭，到那家饭馆吃晚饭。

他舒服了，舒服得堕入梦乡。醒来后他发现船上就剩他自己了。该不是出什么事了吧？他心急火燎地爬上岸。

只见远处有一艘细长的赛艇正朝他这儿奔来。四名像黑人一样的黝黑皮肤的桨手在上面划动。赛艇箭一般掠过水面，离他越来越近。掌舵的是个女人。天呐！那不是……真的是她！她用尖厉的嗓音唱着划船歌，为桨手们打拍子。打帕迪索前面经过时，她略作停顿，冲他抛出一个飞吻，大声喊道：

“你这个大傻瓜！”

一顿晚宴和几种意见

适逢国庆，帕迪索先生所在部门的领导安东尼·帕德瑞获得荣誉军团骑士的光荣称号。他为前政府效劳了三十年，又为现政府服务了十年。他的部下虽然对领导获得这样的嘉奖有些微词，但还是认为把一枚镶嵌着人造钻石的十字勋章发给他也算是明智之举。这位新晋骑士想趁热打铁，把这势头做得更足，便邀请诸位部下周末去他位于阿斯涅尔的家中聚餐。

领导的宅邸装修成了摩尔风格，乍看像是音乐咖啡馆。但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位置上。有铁路从花园中间穿过，离他家的前门廊也就四十多米。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立着一个罗马式混凝土水池；池子里养有金鱼，还有一股粗大的水流从喷嘴里喷出，偶尔还能形成小小的彩虹，令宾客们啧啧称羡。

伺候这道喷泉是帕德瑞先生始终不敢怠忽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他凌晨五点便起床，就为了给水箱加满水。那时他上身仅着衬衣，使劲儿抽水，那大肚子都快要从裤子里蹦起来了；这样他才能在下班回家后心满意足地欣赏喷泉飞舞，想象这喷泉给整个花园洒下一片清凉。

举办晚宴的这天晚上，陆陆续续到来的宾客交口称赞周围的风光。每次远方传来火车的声音，帕德瑞先生都能报出这趟车的终点站：圣日尔曼、勒阿弗尔、瑟堡或迪耶普。宾客们也会趴到窗台上，嬉笑着朝乘客们挥手。

整个部门的人马悉数到齐。最先到的是副主任卡普泰尼先生和科长帕迪索先生；之后到来的是索布赖特先生和瓦林先生，这两位帅气的年轻职员只在非来不可的时候才来办公室一趟；最后到来的是拉德先生，此人以鼓吹一些奇谈怪论而闻名于整个部门；再就是誊抄员布瓦文先生。

拉德先生是个公认的怪人。有些人称他是梦想家或理想主义者；还有些人称他是革命家。所有人都认为他太古板。这位先生年纪不小了，长得又矮又瘦，眼睛挺亮，留着长长的花白头发。他这辈子从未中断表达对行政管理工作的强烈鄙视。他喜爱藏书，也读了不少书。他天性乖张，抗拒一切，不懈地追求真理，蔑视大众偏见。他表达意见总是既清晰又自相矛盾，能让那些自鸣得意的傻瓜和那种虽感不满却不知道为何不满的人哑口无言。人们会叫他：“拉德那个老傻瓜”，或“拉德那个榆木疙瘩”。在常人看来，这种人升不上去合情合理。他无拘无束的言论经常让他的同事心惊肉跳。同事们经常不无恐惧地寻思，他这种人是怎么保住位置的？

来宾都就坐了，帕德瑞先生说了一小段言辞得体的开场白。他感谢诸位同仁的“精诚合作”，还说他会照应各位；他的权力增长了，诸位的好处也少不了。最后，他颇为动情地感谢政府，致敬政府，说这个政府开明、宽容、公正，能发现卑微者身上的价值。

副主任卡普泰尼先生致答词。他祝贺主任获奖，感谢主人款待，接下来就是各种吹捧，各种奉承。两篇绝妙好辞都引来热烈的掌声。之后大家就安心享用美食了。

菜一道接一道地端上来，直到最后的甜点。这期间大家很少交谈，但没人在意。不过，等咖啡端了上来，大家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拉德先生更是放言无忌，很快就到了惊世骇俗的程度。

话题不期然而然地转到了爱情上，给这间满是小官僚的屋子吹进一丝令人陶醉的骑士的浪漫气息。他们拼命夸赞女人绝美的容颜，说她们是天生尤物，她们的风情令人神魂颠倒，她们的判断总是准确无误，她们的感情细腻高贵。拉德先生却不赞同。他尤其反对用“可爱”这个词来形容女性，包括人们赋予这个词的所有含义。面对众人的指责，他又开始引经据典了：

“叔本华知道吗？各位先生，叔本华，伟大的哲学家，德国人最推崇他了。他说过：把这种细腰、窄肩、肥臀、腿也伸不直的生物称为可爱的女人，这种爱只会葬送男人的智慧。女人所有的美都依赖于爱的本能。与其用‘可爱’来形容女人，不如用‘毫无美感’来形容女人。女人欣赏不了也理解不了音乐，同样也欣赏不了、理解不了诗歌和造型艺术。她们只会像猴子一样模仿，只会装腔作势，只会把对快乐的欲望培养成矫揉造作的情调。”

“说这种话的人肯定是个大傻瓜。”索布赖特先生高声反击。

拉德先生笑着继续说道：

“那卢梭这人诸位觉得怎么样？他的看法是这样的：‘女人既掌握不了爱情也掌握不了艺术。她们没有天赋。这是一条规律。’”

索布赖特先生一脸不屑地耸耸肩：

“这么说卢梭也是个大傻瓜，跟那位一样。就这么回事儿。”

拉德先生仍然笑着，继续说道：

“那就听听拜伦勋爵怎么说，他可是个大情种：‘你可以给她们吃好的、穿好的，但不可让她们混入社会。你可以教她们宗教，但她们与诗歌和政治无缘。只能让她们看经书或菜谱。’”

拉德先生意犹未尽：

“诸位都晓得，女人也学习绘画、学习音乐。但没有一个女人画出传世名画或写出经典歌剧！原因何在，先生们？因为从各方面来讲她们都属于‘sexes sequior’，也就是第二性别；她们就是跟男人不一样，只能当陪衬。”

“那桑女士（指乔治·桑，1804-1876，法国著名女作家，代表作有《安蒂亚娜》、《木工小史》、《康素爱萝》等小说。雨果曾称颂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伟人都是男子，惟独她是伟大的女性”。——译者注）你怎么说，先生？”

“她是个例外，先生，是个例外。我可以再引一段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过的话，这次是个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他是这么说的：‘每种性别的人都有可能在异常刺激的作用下获得一般只有另一种性别的人才具备的功能。例如，在极端情形下，某种特别的刺激会让男人的乳房分泌乳汁，这样很多失去母亲的孩子就不会饿死了。但我们不会因此把这种分泌乳汁的能力看作男性的天然属性。女人的智慧也是如此，在某种条件下，她们也能有卓然不凡的创造，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女性也具备成为社会栋梁的天赋。’”

帕迪索先生维护女性的骑士本能受到严重打击。他气急败坏地说道：

“先生，你不是法国男子汉。法国男子汉都知道保护女人，有这种骑士风度才算得上爱国。”

拉德先生反唇相讥：

“我确实不太爱国，先生，我跟爱国主义基本不沾边。”

众人都冷场了，但拉德还在若无其事地说着：

“想必各位都跟我一样，认同战争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以杀人为风尚就是一种野蛮的状态。生命才是美好的，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国民的生命，如若这个政府孜孜以求的是找到毁灭的办法，是不是令人作呕？我说的不对吗？哦，如果说战争是可怕的，那作为战争基础的爱国主义观念又怎样呢？一个杀人犯杀人是因为他有某种执念；他觉得这样才对自己有利。一个好人把刺刀捅进另一个好人的身体，他杀死的可能是一位父亲，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这又是出自什么样的认识呢？”

所有人都愕然相顾。

“一个人若是有这种看法，就不该公开宣扬。”帕迪索道，“先生，不管怎么说，总归是存在所有好人都认可的原则的。”

拉德先生问道：“什么原则？”

帕迪索先生郑重其事地回答：“道德原则，先生。”

拉德先生笑容满面，道：

“且听我给诸位举个例子，一个小小的例子。林荫道上时常见到一些戴着无沿帽的先生从事某种你们都晓得的能带来快乐的交易，他们以此谋生。对此诸位怎么看？”

厌恶的表情掠过整张餐桌。

“这么说吧，先生们！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位非常在意自己荣誉的男士，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交上一位……朋友……一位漂亮的富婆，吃她的，喝她的，甚至把她的财产挥霍一空，也没人认为他有什么不妥，反而认为这种游戏很有意思。这表明，道德原则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

帕德瑞先生显然听不下去了，便打断了他：

“拉德先生，你这是在破坏社会基础。无论是谁都要讲原则。就政治而言，这位索布赖特先生是王室正统派；瓦林先生是奥尔良派；帕迪索先生和鄙人是共和派。我们的主张各不相同，却能和睦相处，就因为我们都讲原则。”

拉德先生又嚷嚷起来：

“我也是有原则的，先生们，非常明确的原则。”

帕迪索抬起头，冷冷地问道：

“那我就很想领教了，先生，您的原则是什么？”

拉德先生并不需要别人劝诱。

“我正想说呢，先生。第一条——一个人把持的政府就是个怪物；第二条——限制投票权是不公平的；第三条——推行普选就是犯傻。”

“有这样一个人，性情反复无常，仅凭瞬间的喜好、疯狂、迷醉、情欲就任意胡为；他会为了满足他膨胀的幻想毫不犹豫地牺牲一切；他会把国民费尽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国家财富全部挥霍光；他会把千千万万人驱赶到战场上惨遭屠戮。若是把千百万人，包括贤能人士、科学家、甚至天才，统统交给这样的人处置。在我这样一个单纯的逻辑学家看来，这种做法简直荒谬绝伦。”

“但是也要承认，一个国家要想稳定，总要以某种永远也争论不清的理由把一部分国民从治理体系中排除出去，在我看来，这就是不公平，毋庸置疑，不容置辩。”

“再说说普选。天才人物毕竟是寥若晨星，估计诸位都同意我这个说法。咱们就算是放宽标准，当今法国也不超过五个。或许在这之外，咱们还可以再加上二百个人才，一千个各种类型的杰出人士，一万个能人。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仅有一万一千二百零五人。其下就是平庸之辈组成的庞大队伍，还有懦愚之辈组成的乌合之众。平庸之辈和懦愚之辈什么时候都占绝大多数。让这类人选出一个有智慧的政府无异于痴人说梦。”

“退一步讲，我承认，在逻辑层面上，只有普选才是我能接受的原则，但绝无付诸实践的可能。理由是这样的：让政府凝聚起一个国家全部的力量，代表各方面的利益，考虑所有人的权利，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基本上不存在实现的可能。因为那样的话，能够起作用的力量恰恰是那种不应考虑的力量，也就是芸芸众生的愚蠢的力量。可是按照你们的路子，广大的愚民与天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产业有财富的人地位平等。只有当你赋予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一张票相当于收破烂的一万张票，大地主的十张票相当于他的佃农的一百张票，你才能达到力量的平衡，从而选出能真正代表民族力量的国民代表。但是我敢打赌你们做不到。”

“所以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前一个人什么都干不了，就转行当摄影师；现在呢，他可以去参选国民代表。这样组建起来的政府永远都是个可悲的摆设，干不了坏事，也干不了好事。与此相反，一个专制君主如果是个昏君，他可以胡折腾；如果他是个明君（这种君主极为罕见），他可以普济苍生。”

“这两种政府哪种好哪种坏，我也确定不了。我只能说我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拥护那种最低调的政府，能把人们对它的感觉降到最低程度，能带来不折不扣的自由，同时又是革命的。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政权是它自身的永恒的敌人，它除了自我检讨、查漏补缺外什么都干不了。就这么回事儿。”

餐桌上响起一片反对声。不管是王室正统派、奥尔良派还是共和派，面对这样的挑衅，统统都气红了脸。帕迪索先生都气得快窒息了。他扭头面对拉德，嚷道：

“先生，这么说你什么都不信？”

对方平心静气地回答：

“你说对了，先生。”

众怒难犯，拉德先生不往下说了。帕德瑞先生作为领导给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够了，先生们！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也都不想改变自己的看法。”

这几句玲珑圆通的话语得到众人的首肯。只有拉德先生还不肯罢休，还要最后再讲几句：

“我还有个道德原则，”他道，“十分简单，但可以终身行之。归结起来就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话我相信你们谁都挑不出毛病来，但我则可以只用三个推断就把你们视为神圣的原则驳得体无完肤。”

这次没有人回应了。不过，深夜他们结伴回家的时候，有人就对同伴讲：“拉德先生确实太离谱了。他肯定有点儿精神失常。这种人很适合去沙伦顿疯人院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