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憾人，高居翰先生如此概括十七世纪中国代表性画家的杰作，他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撼人的气势，可能有不少出自于西方的影响，即耶稣会教士带到南京来的油画和铜版画。对比张宏《越中十景》册页和布劳恩、霍根贝格编撰《全球城色》中的铜版画，这种影响一目了然。但说到董其昌、吴彬、龚贤等人，有意识模仿的痕迹就没那麽明显了。于是高居翰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画家看了西洋版画或类似图画后，心中就已深植以此范本建构山水的意念。这个过程不自觉但又无法逆转，一旦看了画，就再也无法回到“未曾”观看的状态，而在作画时，这种新的意象或结构便可能不由自主地涌现或被随意唤出。这虽有点牵强，但也不无可能罢！
高居翰先生博观天下博物馆、研究机构及私人所藏中国画，看画经验丰富，从个人观察得出的许多结论可以不受近现代以来建构起来的神话的影响。比如他指出，石涛在最后的发展阶段，因冒险过度，失去了稳固的根基，以无法为法的学说让他完全背弃中国画赖以维系的诸多原则，最终走向了毁灭之途，作品反而变得比以前弱了。这话恐怕许多人不同意，但我觉得是很平实近理的。
当然，高居翰毕竟是外国人，文献方面多借助二手资料，有些观察和结论也难免不能有同情之了解，给人对塔说相轮之感。如论董其昌的仿古，他说：“董其昌并没有为仿古的必要性而辩，而只是简单第认定、并写道：‘岂有舍古法而独创者乎？’”董其昌是有过“岂有舍古法而独创者乎”这话，但这话被引用时往往被掐头去尾，脱离语境，搞得董其昌很可笑，可其实董在《画禅室随笔》卷二中是这样说的：
画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门庭，不可相通。惟树木则不然。虽李成、董源、范宽、郭熙、赵大年、马、夏、李唐，上自荆、关，下逮黄子久、吴仲圭辈，皆可通用也。或曰须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则赵千里，松则马和之，枯树则李成，此千古不易。虽复变之，不离本源。岂有舍古法而独创者乎？倪云林亦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隽耳。如赵文敏则极得此意，盖萃古人之美于树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润矣。今欲重临古人树木一册，以为奚曩。
“岂有舍古法而独创者乎”，此语董其昌只是就画树木而言的，而山水位置皴法，不妨“各有门庭”，舍古法独创，似乎并无不可。因为，如果不独创，古人自然也无法“各有门庭”。看来，高居翰先生也被不知哪儿读到的二手资料误导了。
（美）高居翰著，李佩桦等译：《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