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一个煽情的故事，甚至有些残忍。
半个多月前，28岁的同龄人，甘肃农民杨改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四个孩子然后自杀，她的丈夫也在料理完后事选择了轻生。四世同堂的八口之家仅剩下五十多岁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
我一直倾向屏蔽类似的报道，因为它们所蕴藏的压力与绝望能够穿透手机屏幕刺痛人的内心。过多的分析杨改兰的心理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批判更会显得无比傲慢，一个未施援手的知情者，一个毫无所知的旁观者，没有任何支点可以借道德的名义对当事人进行指摘。
如果一个人能够体会无路可走的痛苦，他或许就能够更多的感受到选择的幸福。当许多人还在为梦想与现实的冲撞而苦恼时，他不会知道有些同龄人连仅剩的生存空间也被无形的力量剥蚀，渗透着坟墓的气息。
选择死亡是一种极端的方式，但有时候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自己的问题。其实探讨人生的意义，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趣的事情，死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精神的力量是个人的选择，并不妨碍一个人对于生存的定义。只是杨改兰的定义让人猝不及防。
虽然这是个案，但个案不等同另类，它具有更多的象征性。人们并不会因为杨改兰就变得慷慨，社会也不会因为杨改兰就兼顾到每一个处在绝境边缘的个体，而杨改兰更未必希冀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唤醒某种正能量。她究竟控诉了吗？她只是认命。这甚至不能称之屈服，这是在自己所处的境况中做出的抉择。
乐观总是于自己而言的，与他人无关。社会终归要变革调整，这一点不言而喻。但滥情的寄希望于外部的骤变来塑造理想的世界，是一种毫无根基的高姿态，是内心无力感的掩饰。有时候理解未必是一种妥协，懦弱并不值得羞愧。如果将时空拉长，会发生的事情难免会发生，如果说杨改兰有什么不对，那就是她替孩子做了选择。
同理心可以积聚点滴的包容与善意，无奈的一声唏嘘也好过横加指点。冷漠并不适合作为道德绑架的工具，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靠的既不是口号也不是情怀，而是理解与行动。
杨改兰不是一只蝼蚁，她也是人，社会的一部分。也许和她这个人相比，我们应该感谢自己的出身，虽非大富大贵，但庆幸自己还有空间。毕竟，这就是一种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