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黄帝的中医元典《黄帝内经》是战国时期诞生的。传说四大中医经典之一的《神农本草经》应该也是源于炎帝而成书于战国。而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了，另一部经典的《难经》便是其所传。过去多认为《难经》是对《内经》的解释，但今人又有不同观点【42】。
四大医典的三部成书于战国时期，可见战国时期的医学发展水平。
扁鹊是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法的鼻祖，也是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记载，扁鹊著有《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传。据《扁鹊心书》记载，用扁鹊名字的有三人，其中第一任扁鹊著有《五色脉诊》。据报道最近在四川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医简《五色脉诊》，其中详细记载了通过脉相观察病痛的方法，其内容与扁鹊学派颇有渊源。另外墓中发现了用“敝昔”名字论述五色脉与脏腑和疾病的关系的书《敝昔医论》。“敝昔”二字正是“扁鹊”的通假字，一起出土的还有用于经脉教学的人体模型，加之而此次出土医书中的《经脉书》《脉数》内容也多为脉学，由内容反推，这些作品极有可能属于扁鹊学派的经典书籍。
第四部医典是汉朝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他创造性的提出了六经辨证施治的医学诊断原则，并且开创了影响千年的伤寒派中医理论，直至后世非典时期他的理论仍然被人们所关注（辨证的意思是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信息进行诊断，而“证”的本质是身体动态信息的外在表现，可以用动态网络微扰模型以及拓扑学方法进行大数据分析得到，其最新研究成果刊登于2014年science杂志社的中医专刊之上【43】）。
近年在四川老官山、绵阳双包山、湖北张家山、长沙马王堆、阜阳双古堆、武威旱滩坡等地的考古揭示了秦汉之际甚至更早时期我国医学的发展水平。
古代经脉理论方面的成就——绵阳边堆山汉墓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在四川老官山汉墓也出土了一个经穴髹漆人像，而且像上对人体经脉、穴位都有标注。在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二书中所记述的人体经脉两类“十一脉系统”和绵阳双包山发现的人体经脉“十脉系统”，都是在传世最古的古医书《黄帝内经》中所无的重要学术内容。它们对于经脉的数目、名称、循行经路、主治病证以及用灸法治疗等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都提供了极重要的原始依据，填补了这一领域中的空白【44】。
病理学及临床学方面的成就——在四川老官山出土的《六十病方》是目前可见到的最早的方剂类医书，比马王堆《五十二病方》还要早。相比之下马王堆医书的内容有很多原始、巫术的成分，医方也是以单方为主，经验的成分比较大。而成都天回镇老官山出土的医简，介于早期的马王堆医书和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内经》之间，此外，成都天回镇老官山医简的药方也比马王堆医书更加成熟。不仅每个药方的药味增加了，经常有四五味、七八味，相比马王堆医书的一两味药更有中医方剂的特点，而且很多药现在仍在临床上使用。在天回镇老官山医简中基本没发现巫术，标志中医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按疗程施治。老官山出土药方中，不仅发现了最早的“君臣佐使”方子，表明中医在2000多年前就要求开处方时要安排好各味药的关系，还针对同一病症开出了三个药方，分三个疗程使用。“三日益中，八日善”，最后“病已”。
兽医学科。我国的兽医学大约早在春秋时代即已肇始，据传春秋秦人伯乐有识马之能，并有治疗马病的专书。这在南北朝梁代的《七略》一书中已记有“《伯乐疗马经》一卷”。而《隋书•经籍志》中也载有“《伯乐治马杂病经》一卷”的书目，它们都是既知最早的一些兽医学科专著。同时在《隋书•经籍志》中还载有俞极氏(时代欠详)的“《治马经》三卷”，以及亡名氏的“《治马牛驼骡等经》三卷”……等数种兽医著作。但是这些古兽医专书不仅均早已失传，甚至连它们的佚文都早已不存。所幸者现在已能从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中看到了医治马病的医方残简6枚及有关检验马病死亡的残简1枚。同时，在居延地区先后两次出土的汉简中也能看到医治马、牛疾病的残简5枚。它们全是当时在我国偏远的西北地区由戍边部队饲养牲畜的记录中所看到有关兽医学的文档。据报道四川老官山出土了医简《医马书》，除了有一般马匹疾病诊治之外，还发现了关于马脉的描述。而其中疗方灌药法和《周礼•冢宰• 兽医》中所讲的“凡疗兽病，灌而行之”是一种方法。由此也更能看出至少在西汉早期兽医学科不仅早已建立，而且已具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史实。
法医学科。法医学是在国家司法鉴定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也是伴随着我国古代早期封建制度建立后的必然产物。有关这一学科的古代专书的传世之作却只有公元十世纪(五代时期)《疑狱集》及其以后的一些著作，至于更古的法医学文献则已无法知晓。事实上至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代，我国的法医学知识已有长足的发展。而这方面的内容从上文所记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以及连云港汉简的记文中都可以充分看出。这些简牍广泛记述了有关法医检验的各种相应措施与方法。其中包括尸检、病检、疫检、毒检、兽检以及刑事侦察与急救等内容。从而使人们更能加深对中国古代法医学早期历史的认识与理解【44】。
“导引”学科。“导引”一称古又称“挢引”(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或作“道引”(见《庄子•刻意》的传本之一)、“步引”(见《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是早在先秦时期业已产生的一种养生健体、具有医疗体育性质的学科，但其内容并不局限于肢体运动，同时也涉及了所谓“行气”的呼吸运动，即现代所称的气功，以及按摩疗法。有关这一学科的专书曾有数种被列入《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的“神仙”家书目中。在唐宋以后的史志书目及养生类文献中，虽也收有这门学科的个别书目，但汉代以前的导引类专著却早已失传。而现在发现的简帛医籍中不仅从张家山出土的导引类古书有6种之多，而且还在马王堆出土了专门的彩绘帛画《导引图》。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汉代的导引专科文献提供了难得的原始物证【44】。
后世中华也产生了诸如华佗等著名医家，他们都分别著有中华医学的阶段性巨著，使得中华医学一步步发展至今。中华医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应用学科，为两千年中华民族的健康，客观上为中华文明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予以其应有的地位和必要的研究。
附录 重要的中华医学理论典籍
基本理论方面的：黄帝《内经》、扁鹊《难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唐朝王冰《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临床理论方面的：老官山汉墓《六十病方》、马王堆《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武威汉代医简（治百病方）》、双古堆汉简《杂方》、晋朝葛洪《肘后方》、唐朝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宋朝孙兆《伤寒方》、宋朝朱肱《类证活人书》；
诊断理论方面的：老官山汉墓《脉死候》、《诸病症候》（最早的诊断理论），张家山汉墓《病候》，《脉法》（张家山汉墓与马王堆汉墓出土【45】），《阴阳脉死候》（张家山汉墓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晋朝王叔和《脉经》，敦煌《玄感脉经》、《明堂五脏论》、《五脏论》、《平脉论例》；
针灸方面的：《十一脉灸经》（包括《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张家山汉墓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晋朝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敦煌《新集备急灸经》和《灸疗图》，宋朝窦材《扁鹊心书》，明朝杨继洲《针灸大成》；
药物学理论方面的：神农《本草经》、阜阳双古堆汉简《万物》【46】、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朝苏敬《唐本草》、宋朝唐慎微《证类本草》、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
气功保健方面的：张家山汉墓《引书》（包括：《四时养生法》《导引九法》《导引三十二法》《四十四病导引》《导引之效》《病原说》），双古堆残简《行气》，马王堆《导引图》、《却谷食气》，华佗的《五禽戏法》，少林寺《洗髓经》《易筋经》，宋代八段锦、明代太极拳；
病理学方面的：老官山汉墓《病源》、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流行病学理论方面的：明朝吴有性《温疫论》；
疼痛学方面的：张家山汉墓《六痛》；
心脏病学方面的：敦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47】；
藏医方面（与中医理论不同）：《四部医典》，敦煌出土《藏医针灸法残卷》、《藏医杂疗方》、《火灸疗法》、《藏文针灸图经》；
法医方面的：睡虎地秦简《封诊式》【44】，后晋和凝《疑狱集》，宋朝宋慈《洗冤集录》，明代张景《补疑狱集》；
营养学方面的：虎溪山汉简《美食方》，唐孟诜原《食疗本草》（敦煌残书）；
产科及优生学方面的：马王堆《胎产书》；
整形美容方面的：敦煌《染髭发方》；
性保健方面的：马王堆房中四书（可谓两千年前的苍老师）；
兽医理论方面的：老官山《医马书》等。
参考文献
42 丁元力《<难经>并非解答今本<内经>疑义之作》-《中医文献杂志》，2010年第3期
43 徐安龙《Zheng: A systemsbiology approach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s》-《ScienceAdvances》，The Art and Scienc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Part 1: TCMToday –A Case for Integration，2014
44 马继兴《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以前医药文化资源》-《中医文献杂志》，2002年第3期
45 马继兴《张家山汉简<脉书>中的五种古医籍》-《中医杂志》，1990年第06期
46 朱玲《<万物>与<五十二病方>的药物学比较》-《中医药学报》，2007年第35卷第5期
47 石琳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现存版本对比研究》-《中医文献杂志》，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