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过陶行知先生的文章说，文章得写得像同人说话，要亲切自然，不要因为秀知识而将文字弄得佶屈聱牙。我当时是很认同的，因为我把“亲切”理解为读者要什么就给什么，能随便侃最好。当时以为这比较符合现在多数文章的风格。许多作者在写文章之前，也都要考虑自己的读者群是什么，要将文章的风格偏向读者喜欢的方向。

而今日读了梁实秋先生的读书札记，发现他的观点有所不同，也纠正了我之前对“亲切”的错误理解。梁先生认为写作是写作，说话是说话，写作是作者深思熟虑后下笔的表达，而说话更多的是脱口而出的言论，没有更多的思考，而且语言也断断续续，不成章法。我们现在看一些人物的采访，他们说出的话也大多都是普通人平常用语，也会前言不搭后语，或者“额”“啊”用得很多，这都是思维没有连贯上的停顿。唯一可能不同在于成语用得多些，或者观点很新颖，但和他们写出来的文章相比，实在谈不上什么文采。

那么写文章到底要不要那种亲民的风格呢？我想梁实秋先生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文章亲切的风格并非是通俗易懂，只需随随便便信笔为之的。亲切的精髓在于炼字，要将每个字词以最容易理解的形式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准确，不能顾此失彼，或有了此还想加上彼。

梁先生还在文章中谈到英国批评家哈兹利的话，哈兹利认为文章的亲切性就是保证文章的纯洁。不需要一切无意义的铺张，而且要芟除一切庸俗的术语，松懈的、无关的、信笔拈来的辞句。不要首先想到一个字马上写下来，要选用人们最常用的那个。

我很同意这些看法。写作的亲切最重要在于把作者最想表达的思考以最简练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写作时非得不时抖个机灵，加个包袱，那样就会让文章看起来匠气颇重，没有浑然天成之感。同说话的道理一样，说话时最忌讳的是转移话题，特别是在给别人讲道理的时候，如果说到某处，强行加入一句：我知道和这相关的一个笑话，我讲给你听吧。不可否认，这种人是个会搞气氛的人，但不是一个值得聊天的人。

有人说这是趣味性，因为空泛的道理容易让人睡着。话虽如此，但也有底线。在无害于表达的基础上，是可以有自己的发挥，如果想卖弄文笔，或是抖个机灵，强行在论述当中加入不重要的内容，不仅会让读者摸不清头脑，也没有达到应有的论证效果。

越缺少什么就越想卖弄什么，这是人的一个劣根性。这和矮人看戏一个心态。正如赵翼那句诗所言：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矮人也不愿在众人跟前丢面子，如果让别人知道自己没看到戏，会被人立刻想到是因为矮的原因，所以自己也跟着附和其他人。写文章也一样，像我这样没读过多少书的作者，生怕别人看出来，所以会特意要将文章打造得像是镶了钻，如果还不够引起关注，那么腕子上的金表和脖子上的金链子也许就够了。

如果像这样刻意的去写文章，反而有损主题的表达。其实读者看文章的心态很简单，就是想看态度。作者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有此一说，或者出现了类似问题该怎么办。能够说出读者心中所想却表达不出的看法，往往会好评如潮，那些旁征博引，又是修辞又是象征的文章并没有引来多少关注。因为有些很简单的道理不需要过多的论证，这是在怀疑读者的智商，而那些深奥的道理就更要用浅显易懂的话来说，本来道理就难懂，作者如果再将文字写得复杂，成段成段的长难句，不免会让读者头痛。所以，简练、准确是文章的首要任务。

话说回来，语和言是可以分离的。拉家常和写文章是可以分离的。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古代的文言。古人在作文时用文言，在平常说话用白话，虽说文言对于普通人来说太过晦涩难懂，但是同样有它别样的美感。文言毕竟是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特权和标榜，看不看得懂文章与有没有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如今表达逐渐多样化起来，已经不需要这种方式了。

综上所论，我认为写文章不能像聊天那样毫无逻辑、断断续续，但是要像聊天那样和读者亲切的沟通。陶先生所说的写文章要像和人谈话一样，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为读者服务，理解为上，梁先生的观点是，读者理解很重要，但不能太随意。二位先生所说都是对的，只是谈论的维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