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有史学而无经学。经学大抵依附于文学、史学、哲学而存在，无一独立学科。最初，经史之学本不分家，但随着史学旁逸斜出，不同于经学的部分众多，史学便谋得一独立地位。尽管时人多有偏重，或重经学，或重史学，但经学仍有其独立地位，故有“经、史、子、集”之分。然而古代学者常假孔子之学以治史，然而孔子所处之时代，经史之学并未明确划分，若是真心想求孔学，则该二者并重。这一点，直到清儒章学诚才姗姗醒悟，提出“六经皆史”，经史之学才不至于判若两途，可又不免使经学渐渐依附于史学。但我个人并不主张在当今大学专业中实现所谓“经史不分家”，历史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涉及的面远不止典籍、经书。而且经学又有一些哲学和文学的气息，更注重义理的阐发和辞章的结构，即“考据、义理、辞章”的大统一。这也是经学目前常附于文学、史学、哲学而存在的原因。但这样尴尬的地位缺乏使经学发展缺乏共通性，况且中国文化典籍繁多，神秘莫测，从哪一角度都不易入手，不能得其中奥妙。故近代钱穆先生意创“文化学”，以探求经书典籍为基本手段，一切立足于文化来解决问题，借此发挥经学的现代作用。但终因所涉及面太广，得不偿失，未能如愿。经学不仅仅在于几本典籍，而是在于对义理的阐发，可以说考据与辞章都是为义理服务的。而讲义理，又是为了能教育他人，所以经学还多了一层教育的意味，不同于传统“经师”，更要讲一番“人师”之道。正是因为如此杂合，才显得依附于哪一个学科都不合适，也才有了独立的必要。
一个学科应该是有价值的，经学能否取得一个独立地位，就在于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经学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所以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体现。我们可以以经学立场建立足以与西方价值媲美的中国价值，来更理性，更批判地看待西方日益猖獗的“普世价值观”。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中国传统典籍的保存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也正是因此才更有提倡经学的必要性。中国，一贯追求和平崛起，但仅仅依靠史学是不够的，必须又对经书合适的解读。经学对史学的意义，多在保存了古代原始文献，反应历史的方面较多，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古史，但都是有限度的。史学对经学的意义，提供史料，提供对古文献的解释，提供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实现对经学更好的解读。两者在目的上有所不同，这也是要讲两者分而论之，谋求独立地位的原因。我国古代经历了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现在我们要反过来，谋求经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这不是单纯地反着来，没事找事，而是我们对典籍的传统理解，已经不能满足新的现实需要了。我们需要付出一番更大的努力，才能挖掘出经学中对当下文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