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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大中国史》至15%。

《逸周书 · 殷祝篇》：“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于中野……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又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就可以知道桀的踪迹，是步步往东南退的（《御览》八十三引《尚书大传》略同）。

桀既然是往东退，汤自然是往东进；那么，一定是先都商县的亳，再都偃师的亳，再都邻葛的亳的。不过，“既绌夏命还亳”的亳，却无从断定其在哪一处（因为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它唤做亳，所以不敢断定这亳是灭桀以前最后所住的亳。何以知道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它唤做亳呢？据上文所考证，当汤的时候，就有三个亳，是一个证据；左襄二十年，“乌鸣于亳社”，是宋国的社，还唤做亳社。《史记 · 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徐广曰：荡音汤，社，作杜。”《索隐》：“西戌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封禅书》：“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隐》：“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杜亳。”《说文》：亳，“京兆杜陵”。是汤之后在雍州的，所居的城，还唤做亳。是两个证据。所以我只说汤的时候，考得出的亳有三处。并不敢说汤的时候，亳只有三处）。然而汤用兵的形势，却因此可以推定。

汤初都于今商县的亳，后来进取偃师；桀大约是这时候（或者不是）弃阳城，退到旧许；汤再进到现在河南的东境（邻葛的亳）；从此以后，伐葛，伐韦，伐顾，然后迥向南伐昆吾。伐昆吾，就是伐桀；桀是从中野、不齐、鲁，步步东南退，最后逃到鸣条；汤以其间，又伐三。鸣条是东夷之地；三、鲁，也是和东夷逼近的。我们因此悟到：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过周朝灭纣，东征，伐淮夷，是武王、周公、成王三世相继，汤却是一个人干的罢了（《孟子 · 滕文公篇》：“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赵注》：“载，始也……一说，言当作再字；再十一者，汤再征十一国；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国也。”不论十一、二十二，总之汤用兵的次数很多）。

武王克纣之后，周朝的权力，仅及于洛邑。管、蔡和武庚同叛，这件事不入情理。大概“主少国疑”的时候，武庚想趁此“光复旧物”，管、蔡也要和周公争夺权位，叛虽同时，却是各有目的的；其曾否互相结合，却无可考了。周公东征，是一场大战（《孟子》“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他这战争，大概是和东夷的交涉东方毕定之后，仍旧要营建洛邑；成王亲政之后，还要去征淮夷、残奄；可见得周初用兵的形势，和夏商之际，实在是一样的（周营洛邑，就和汤从商迁到偃师相同；其用兵东夷，和汤迁到邻葛之亳以后，用兵的形势相同。

《左传》昭公七年，公将适楚，“梦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可见得周公奔楚，是实有的事（俞正燮《癸巳类稿 · 周公奔楚》义，引这一段事情，以证周公之奔楚，甚确。但以居东与奔楚并为一谈，却似非）。奔楚之后，不知道怎样又跑了回来，回来之后，不知道怎样死了。古人的迷信最重，活时候对人不起，到他死了之后，又去祭他求福，是不足怪的事（《汉书 · 匈奴列传》：“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这件事，很可以推见野蛮时代的心理）。雷风示变，因而改葬周公，因而赐鲁郊祭，事虽离奇，其情节未尝不可推想而得。那么，周公之“以功名终”，怕又是儒家改制所托了。

据此看起来，当时的楚国，正在汉水流域。昭王这一役，一定是和楚国打仗而败，渡汉溺死的。

西周的盛衰，其原因有可推见的。周朝受封于陕西，本来是犬戎的根据地（参看第六章第一节）。历代都和犬戎竞争，到大王、王季、文王，三代相继，才得胜利，周朝立国的根据，到此才算确定。同时他的权力，向两方面发展：一种是出潼关，向如今的河洛一带，后来渡孟津伐纣，营建东都，所走的都是这一条路。一种便是出武关，向汉水流域，所以韩婴叙《周南》，说“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水经注》三十四）。现存的《诗序》，也说“文王之道，被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汉广序》。就周公奔楚，所走的也是这条路）。后来他权力退缩，受敌人的压迫，也是从这两方面而来。昭王南征而不复，便是对于南方一条路权力的不振。宣王号称中兴，尚且败绩于姜戎，可见得戎狄的强盛。到幽王时候，东南一方面的申（申国，如今河南的南阳市）和西方一方面的犬戎相合，西周就此灭亡了。这种形势，和前于此的商朝，后于此的秦朝，实在是一样的，通观前后自明。

秦国所以能灭掉六国，下列三条，大约是最大的原因：（一）秦国和戎狄竞争最烈，以磨砺而强（晋在太原时近狄，迁绛之后，距敌较远。和楚竞争的“黎”、“越”二族，和齐竞争的莱荑，都不是强敌。比不上犬戎。参看第六章）。（二）秦国所据的地势，和商周先世是一样的（参看第四章。从这地方出函谷关攻山东，出武关攻南阳、襄汉，都是上流之势。秦国攻楚的路，和楚国先世拓土的路，也是一样。参看上节自明）。（三）秦国开化较晚，所以风气朴实，国力较六国为充足（试看李斯《谏逐客书》。列举当时淫侈的事情，秦国竟没有一件。大抵文明进化已久的国，往往不免于暮气；文明程度太浅的国，因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强盛的元素都太缺乏，又兴旺不起来，就暂时强盛，也不能持久。吴越就属于这一种。战国时代的六国属于前一种。只有新进于文明的野蛮国家，最为可怕，秦国就属于这一种了）。秦国吞灭六国，我国的封建时代（实在应当说是分立时代，但是封建这名词，通行已久，现在姑且沿用它）就此告终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便是“我国的分裂时代从最早可考的时代起，到底共有若干国。

中国人向来称异族为“夷”、“蛮”、“戎”、“狄”，这四个字，是“因其所居的方位而称之”，不是种族的名词；若用这四个字来分别种族，一定要陷于误谬的（到后世，这四个字的称呼，也有不按着方位的〈譬如狄侵入东方，仍旧称它为狄〉。然而这是后起的事，到这时候，能够认明它的种族，居地虽然变换，还用旧名称称它——种族的关系，已经纷乱得不可究诘了）。同汉族杂居最久，而关系又最密切的，便是獯粥。獯粥，又唤做猃狁，后世唤做匈奴（《史记索隐》〈《匈奴列传》〉：“晋灼曰：匈奴，尧时曰獯粥，周曰猃允”），都是一音之转；这两个字的合音，便是混，又写作昆，写作串，写作畎，写作犬，到后世又写作胡（《诗 · 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也。”《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畎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古代所谓西戎北狄，都是这一种人。何以知道呢？因为除这一族之外，可称为戎狄的，只有汉时之所谓羌，而据汉朝的事情看起来，羌人在古代，和汉族实在没甚交涉（看本章和第三篇所述羌人的事情自明）。太史公《匈奴列传》把古代的戎和狄都混杂在一起，或讥其不能分别，殊不知戎和狄本没有种族上的区别的。

这一族古代的根据地，也在黄河流域；到后世，才渐次退却到阴山山脉一带，再退却而至漠北，再退却而到如今俄领中央亚细亚一带，而入欧洲（参看第二篇）。误以为汉时的匈奴，在三代以前，就据有漠南北的，却是大误（漠南的南部，虽有“分散溪谷”的小种落，然而不是它重要的根据地。至于漠北，则三代以前，大抵是丁令的地方。所以《尚书大传》说“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于积雪之野”）。这一族的根据地，大约在汉族的西北。所以《史记》说“黄帝北伐獯粥，而邑于涿鹿之阿”（见第三章第二节）；《墨子》说尧“北教八狄”（尧都太原）；可见得这一族，从古以来，就占据如今直隶、山西的北半省。至于陕西，更是它的大本营。

太史公把古代的戎狄算做一族，并不能算他错；然而把东胡和匈奴混在一起，实在是弄错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东胡之后为“乌桓”、“鲜卑”，乌桓、鲜卑和匈奴，确非同族。《后汉书》、《三国志》都说：乌桓、鲜卑是东胡之后，东胡为匈奴所破，遗族分保此二山，因名焉。后人因把“东胡”两个字，当做这一族的本名，乌桓鲜卑，当做后起之名；因而有说东胡就是通古斯 Tongus 的音译的，依我看起来，却实在不然。为什么呢？据《希腊罗马古史》，“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古代即有‘辛卑尔族’居之；……故今黑海北境，有辛卑尔古城；黑海峡口，初名辛卑峡；而今俄人名乌拉岭一带曰西悉毕尔”（《元史译文证补》）。《北史 · 魏世纪》述“鲜卑”二字的由来，也说“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东西相去数千里，不谋而合。可见所谓鲜卑，不是“部族以山名”，实在是“山以部族名”的。

尧舜禹三代，都建都在太原，而禹又兼都阳城，到桀还是在阳城的。商周之先，都是从如今的陕西，用兵于河南，得手之后，就直打到如今山东的东部，江苏、安徽的北部。至于河南的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也是竞争时候紧要的地方。可见古代汉族的实力：在陕西省里，限于渭水流域；在山西省里，限于太原以南；在直隶省里，限于恒山以南；河南一省，除西南一部外，大概全在汉族势力范围之内；山东的东部（半岛部），却就是异族；江苏、安徽的淮域，虽是异族，总算是关系较深的；对于湖北，仅及于汉水流域，江域还是没有设开辟的地方。长江流域和直隶山陕的北部、甘肃的东部、山东的东北部的开辟，都是东周以后的事；南岭以南，当这时代还不过仅有端倪，到秦汉时代才完全征服的。看前文所说的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咱们现在，更把秦朝所设的三十六郡哪几郡是战国时代哪一国的地方，来考校一下，便更觉得清楚。太原、巨鹿、云中、雁门、代、邯郸，这几郡，都是赵国的地方。上党、三川、颍川、南阳是周朝的地方，其余都是韩国的地方。河东、东郡、上郡，这是魏国的地方。南郡、九江、泗水、会稽、汉中、砀、薛、长沙，这是楚国的地方。齐、琅邪，这是齐国的地方。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这是燕国的地方。此外巴蜀两郡，是灭蜀之后置的。陇西、北地两郡，是义渠的地方。内史所属，是秦国的旧地。南海、桂林、象三郡，是秦始皇并天下之后，略取南越的地方置的。

人类最初的团结，总是血统上的关系。这个便唤做“族”。所以《白虎通》说：“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所谓九族是：父属四：各属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适人者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这是今《戴礼》、《尚书》欧阳说。见《诗葛藟正义》引《五经异义》。古文家把“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算做九族〈《书 · 尧典释文》〉，则是九世，不是九族了）。

再从竖里头算起来，就有所谓“九世”。这便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再由此而旁推之，就成了一篇《尔雅》上的释亲。《礼记大传》上所谓“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是说得最概括的。有这横竖两义，就把血族里头的人团结起来了。但是这种团结，范围究竟还不十分大；出于九族九世以外的人，又想个什么法子呢？《白虎通》说：“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有了“宗法”，便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持久了。所以宗法，实在是“古代贵族社会组织的根柢”。

宗法社会里，最重的就是“宗子”。这个宗子，便是代表始祖的。譬如有个人，征服了一处地方，他在这地方，就做了王，这便是“太祖甲”；他的嫡长子，接续他做王的，便是“大宗乙”；他还有庶子“次乙”，分封出去，做个诸侯。这个便是“小宗”；但是因为他做了诸侯，他的子孙，也奉祀他做大祖；他的嫡系，接续他做诸侯的，也唤做大宗；那么，次乙的子孙，对于乙这一支，固然是个小宗；对于次乙的诸子，分封出去做大夫的，却是个大宗；做大夫的，倘然再把自己的地方分给子弟，也是如此，这个分封出去的次乙，便是《大传》所谓“别子为祖”；次乙的嫡系接续下去做诸侯的，便是所谓“继别为宗”。普通的所谓“宗”，本来是“五世则迁”的；这个“继别”的“大宗”，却是“百世不迁”。凡是大祖的子孙，他都有收恤他的义务；这许多人，也都有尊敬他的义务；那么，有了一个宗子，就把从始祖相传下来的人都团结不散，而且历久不敝了。单是把这许多人团结在一块，原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当时所谓“为祖”的“别子”，都是有土地的——不是诸侯，就是大夫；所以继“别子”而为“宗子”的，都有收恤族人的力量；他的族人为自卫起见，要保守自己族里的财产，也不得不尽辅翼宗子的责任。这件事情的内容，便是有一个人，占据了一片土地，把这土地上的出产和附属于这土地的人民的劳力，来养活自己一族的人。自己族里的人，便帮同他管理这一片土地上的事务。倘然土地大了，一个人管辖不来，便把自己的族人分派一个出去。这分派出去的族人，管理他所受分的土地，也用这个法子，这便是古代的“封建政体”（所以封建政体，是从“族制”发达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