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罗整庵少宰书【2】
【原文】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
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译文］
在信中，您认为我之所以恢复《大学》的旧本，是因为我认为人做学问只需要求诸于心，而程朱的格物学说却免不了向心外探求，于是不采信朱熹的分章法，并删掉了他增补的传。
我并不敢这样。学习哪还分什么内外呀？《大学》旧本乃是孔门传下来的，朱熹怀疑它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而加以改正补充，而在我看来，旧本中本来就没有什么遗漏和错误之处，所以就完全采信古本罢了。我的过失可能在于过分相信孔子，绝不是刻意要否定朱熹的分章法，并删掉他增补的传。
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用心来体悟。如果心里认为不对，即使是孔子所说的话，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如果心里认为正确，即使是普通人说的话，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更何况是孔子说的话呢？况且《大学》旧本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现在阅读，书中词语句子还明白通顺，论述的学问功夫，又简明易懂而容易下手。有什么依据断定这一段一定在这里，那一段一定在那里，这里缺了什么，那里又有什么错误，于是加以改正增补辑录？这难道不是更看重是否违背了朱熹而不看重是否违背了孔子吗？
［解读］
文中的所谓“古本” 与“旧本”，指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后由汉代郑玄注，唐代孔颖达疏解的《礼记·大学》。程朱认为《礼记·大学》有讹误，均改易了章句。明代后，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后称郑注、孔疏本为旧本，收录于《十三经注疏》，此即古本《大学》。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小戴礼记》亦称《小戴记》，即《礼记》，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其中《大学》这一章，相传为曾子所作。到了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段书信讨论的是，王阳明提倡恢复《大学》旧本的问题。
《大学》提出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然后对每一条目都有明确解释，但就是没解释格物致知，朱熹说这是原来的书简掉了，阙文了，他就自己补写了一段，他根据二程的意见，说格物致知的意思是要格天下之物，穷天下之理。五百年后，王阳明说，这哪里格得过来，他就说朱熹错了，格，是格正的格，是就着每一件物，每一件事，格正自己的心，而致知呢，就是致良知，这样格物致知，才能诚意正心。这就是理学和心学的分野。本来朱熹的补写，得到大家的接受，三百年来，成了权威解读。王阳明却认为朱熹是妄自添加，《大学》里面本来就没有那一段，要恢复之前的旧版本。
这段是王阳明对自己恢复《大学》旧本的辩解，以不容置疑而又极其严密的论述驳斥了朱熹乱改《大学》之非，令人读来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抛开朱熹和王阳明的孰是孰非，单就文字而言，王阳明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述能力也令我佩服至极。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包括《大学》在内的 “四书”，是朱熹挑选出来的，朱熹是总编辑，他毕其一生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儒家经典，考证注疏，所以对四书的大部分内容，朱熹的刊定和解释还是具有权威性的。至于王阳明对其思想别有发明，那是新的学术成果，谈不上谁对谁错。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致良知说流传下来，成为儒家思想的另一座巅峰，但是他倡导的旧本《大学》，并不能取代朱熹编辑的版本，今天社会上流传和学习的还是朱熹版，就是这个原因。
为了大家充分了解《大学》 一书的来龙去脉，我把朱熹的《大学章句序》原文及译文附在后边。
【附】《大学章句序》 朱熹
【原文】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译文]
《大学》这部书，是用来说明古代大学教学的原则和方法的。
自从上天降生人类以来，（上天）就无不赋予每一个人以仁、义、礼、智的本性。然而人与人的天资和智力存在差别，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本来就应该具备这些善良和理智的本性而努力保全它。（许多人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本来应该具备的善良和理智的本性，在日常生活中缺乏修养，逐步减少甚至丧失了这种善良的本性。）一旦在社会群体中出现了聪明智慧并且能充分发展其善良本性的人，那么，上天必定赋予他一个使命，让他担当众人的君师（即领袖，或领导人），使其治理和教育众人，以恢复众人本来应有的善良和理性的本性。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所以承受天命而成为人民的君师和榜样的原因，也是承担教育职责的司徒、典乐之类的官职之所以设立的理由。
夏、商、周三代兴旺发达，时代久远，（我们的祖先）对生产、生活法则的认识，以及在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的建立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达到了比较齐备的程度，在这样的基础上，（为了传承这些经验）从王宫到国都以及普通街巷，无不设立学校。八岁的孩子，上自王公的子孙，下至老百姓的子弟，都进入小学学习。小学教学的内容是：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识字、计算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待孩子长到十五岁，则自君王可继位的太子和其他儿子，以及公侯、大臣、官员之正妻所生的儿子，连同老百姓中的优秀子弟，都进入大学。教学的内容是穷尽事理、端正本心、修养自身、管理人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说，学校教育在年龄界限和深浅难易上是以大学、小学来划分的。
学校的设置是如此广泛，教学方法的次序和内容是如此详细分明，而所教的内容，都是人君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和心得，不要求学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规则和伦理之外的知识。正因为这样，当世之人没有不学习的。这些学习的人，没有不知道自己所固有的天赋本性的，也没有不明白自己的职分所应当做和不应当做的，这样各人就埋头尽力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古代兴盛时政治修明于上，风俗美善于下，而后世赶不上的原因。
到周朝衰落后，贤圣之君没有出现，上述学校的教学体制不能推行，教化随世事而变迁，风俗也颓废败坏。在这样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却得不到君师的地位来推行他的政教学说，于是他就独自去总结先王的法则，讲习、传诵以昭告后世。（开设私人学校，仿效先王之法，招收弟子习读《诗》、《书》和历史文献，把先王之道传授弟子，再由弟子传教后人。）例如，《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篇，都是小学的内容，以支流末节的形式流传下来。而这一篇《大学》，是在小学得以成功存留的基础上，用来讲明大学的教学方法的。《大学》这部书，就其涉及范围（外延）而言，所研究的对象非常广泛，规模极其广大，而就其内容来说，条理十分清楚，内容十分详细。孔子有三千多学生，没有一个没听过孔子讲解这些内容的，却只有曾子明白其中的真义，于是写成书籍，作为传讲的精义，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和说明，传播到后世。（曾子将《大学》传给了孟子，）到孟子死后，孔子的传统消失了。《大学》这部书虽然存在，但知其真义者太少了。
从这以后，普通学者诵读记忆词句文章，所下的功夫数倍于小学但没有用；那些异端虚无寂灭的说教，他们所谓的高妙超过了大学却无实际的意义。其他的什么权谋术数之类，一切以成就功名利禄为目的的说教，以及形形色色的技能、技巧等等，尽管其中也充塞着仁义的说教，又纷然杂出并流行于世，实际上都是蛊惑人心、误导民众的理论。（以上这些原因）使得君王、大臣、官员不幸而听不到根本道理的要义，使平民百姓不幸不能得到政治修明的恩泽，昏暗不明，德教不行，这样沉重的社会弊病反反复复积累下来，到五代十国之时的衰败、坏乱到了极点。
“天”是以不断循环的方式运行的，没有什么过去了就不再重复出现的情形。到了宋朝，道德又开始兴盛起来了，社会安定了，教育又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于是出了河南程氏（程颢、程颐）两位先生，继承孟子的传统，开始尊崇、信奉《大学》这部书并不断传扬，又将传下来的古书重新编辑，发挥其中的旨趣和深义，至此以后，古代大学教育人的原则和方法，古代圣贤经传的宗旨，重新放射出粲然光彩。虽然我朱熹不够聪明，也有幸从我老师那里听说了程氏两先生的学说。我觉得程氏两先生编写的书仍有缺点和失误，于是忘记我自己的浅陋，将该书重新编辑，其间也把我自己的见解写入书中，补充了其中的缺漏之处，等待以后的学者纠正。我深深知道自己超越了本分（能力所限），我必须为书中的瑕疵承担责任，然而，对于为国家净化民俗的想法，对于给学习的人提供修养自身和管理他人的方式方法来说，这样做未必不是小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