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理论（涵化理论）

背景：

20世纪60年代末，电视的影响力尤其是负作用越来越大，美国社会的暴力犯罪十分严重，格伯纳等人在美国政府成立的“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培养分析”的研究，着眼点是分析电视画面中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电视中的暴力内容对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影响。起源于G.格伯纳60年代主持的一个“文化指标”项目，分析电视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关系及人们对于社会认识的影响。

核心内容：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观、现实观。大众传播的这种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电视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这是超越不同的节目形式和内容的稳定的认知效果。其中“卑鄙”世界指数、暴力研究都是其子研究成果。培养理论一方面肯定了“共识”作为社会这个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批判学派。

涵化理论在学术质疑后的调整：

主流化：格伯纳等人认为传播媒介的“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能够使不同社会背景的观众在对现实的认知上趋同，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广泛涵化和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现实的共同印象。但这种“主流”作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其效果也是因传播的内容而异的。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形成当代现实观和社会意识的“主流”，这一“主流化”过程有使现存的社会结构以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固定化的倾向。
文化的同质化（主流化）：电视所产生的一个总体性的附带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不是变革的力量而是维护稳定的力量。

涵化理论的评价：

指出了大众传播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效果，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共识”中的巨大作用。
指出传媒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有差距。
包含对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观点。
培养理论可能适合于特定种类的电视节目，但不支持总体上的电视内容，电视与其他变量也是相互作用的，期待整体的电视观众产生教养效果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