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福之争,从古迄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位高权重是福,有人认为财富多是福,也有人认为无为保命、全身远祸是福。总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祸福的理解自然大相径庭。
苟子在《劝学篇》中的著名论述,也许有助于开启我们的思维:
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意思是说，精神修养没有比融化于圣贤的道德更高的了，幸福没有比无灾无难更大的了。
古往今来,确有许多人因为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祸福关系,而导致了荣辱沉浮,为后世人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话题还是从“汉之三杰”的张良、萧何、韩信说起吧。
《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的第一个亮相就十分惊人。他心怀仇恨,收买刺客,博浪铁椎,名震全国。扮演的是一个使气斗狠、报仇雪耻的刺客形象。但后经黄石公下邳授书,及时点化,张良逐渐褪去少年游侠的色彩,一变而成为一个知进退、善隐忍,“以阴谋权变、纵横捭阖为能事的才略超人而又带有某些神道气的人了。”
又如黄震所言:“利啖秦将,旋破峣关,汉以是先入关;劝还霸上,固要项伯,以是脱鸿门;烧绝栈道,激项攻齐,汉以是还定三秦;败于彭城,则劝连布、越; 将立六国,则借箸销印;韩信自王,则蹑足就封,此汉所以足取天下。劝封雍齿,销变未形;劝都关中,垂安后世;劝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维持汉室于天下既得之后。凡良一谋一划,无不系汉得失安危,良又三杰之冠也哉!”
这话说得好极了!它既可以看作是张良生平功业的浓缩,更为我们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张良这个“不倒翁”形象的底蕴。大汉建立之后,武将文臣们一个个求封邀赏,比功争宠,张良却躲在幕后,静观时变,韬光养晦。
“他恬静少言,深居简出,不掌兵权,不管政事。”当别人一窝蜂地向前冲,要名要利时,他却拼命地往后退以求安求全。
《留侯世家》说:“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
话说得多么巧妙动听,事又做得何等得体适度。在感恩戴德的同时,张良恭谨谦让,以不要不争为自存之道,这是多么聪明的做法啊!
想想吧,这个与刘帮珠连璧合,为刘邦包打天下的人物,竟然能面对荣利,丝毫不为所动,世道人心他是了解得多么透彻啊!刘邦晚年,猜忌日甚,诸侯功臣,稀有全者。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有多少人因矜功耀绩而自毁,张良却更加包藏细密,激流勇退。他不仅不触文网,不犯武禁,而且“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对一个连饭都不吃了连现实人事都淡忘了,而欲一心求仙成神的“超人”,刘邦又能如之何呢?不问事功,不威胁皇权,这是刘邦求之不得的,焉能不放他一条生路?于是张良虽功高盖世,誉称一时,却明哲保身,得以善终。
在张良看来,那些追名逐利之人,他们哪里知道,名显位贵、得意享福之日,正是身裂祸随、权失命丧之时!
“因此刘邦能够杀韩信、囚萧何,而对他却始终没有任何怀疑,这是多么高明的手段啊!”韩兆琦先生的这番比较之论,真是高屋建瓴,切中关节。
与张良相比,那位“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的韩信,后来却被刘邦、吕后罗织罪名,斩于长乐钟室,而且被夷灭三族。除掉刘邦的残忍之外,韩信不也自有取死之道吗?别看这个早年能受胯下之辱,貌似懦弱的韩信,一旦时移势转,就变得野心膨胀,不可一世。这个被称作“兵仙”的人物,从登台拜相的那刻起,就开始骄横跋扈。
天下未定之时,每当攻城略地稍有战功时,他就跟刘邦讨价还价,他一会儿要自立为齐王,一会儿又要自立为楚王。裂土分封、割地称王的欲望一刻也没有消减。
最能反映韩信这种心理的莫过于他那番夸夸其谈的与刘邦的对答了。刘邦问他“如我能将几何”时,韩信轻描淡写地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又问:“于君何如?”韩信口出狂言道:“臣多多而益善耳!”
用韩兆琦先生的话说:“莫说是面对皇帝,即使是和同僚,这种态度能叫人容忍吗?”尽管当时头脑清醒的蒯通反复告诫韩信:“勇略震主者自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野兽已尽而猎狗烹。”但韩信却一意孤行,最后走上了谋反被诛的道路。韩信的自不量力,使他被自己的功劳冲昏了头脑。他以权大名扬为福,最后却死于贪名弄权的灾祸,是多么可悲又复可笑啊!
宋代黄震就此评道:“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甚,今日破楚,明日夺齐王。信方为汉取天下;汉之心已未尝一日不在取信也。”
连司马迁也说:“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那意思不等于在说:韩信你这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吗?再看明代的陈霆,说得就更具有警策意义了—“保初节易,保晚节难,观之淮阴可见矣。”
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贡献,自不待言,但他求福得祸,引火烧身的教训,不是也很值得后人记取吗?
被司马迁称作“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的萧何,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这是一个会见风使舵的和事佬,是个忠心耿耿的“影子”。刘邦起事时,萧何及其宗族就是追随者;刘邦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补给刘邦兵源,让他重振旗鼓的是萧何;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打持久战,源源不断地从关中运送给养的是萧何;为刘邦举荐韩信,廓清天下的也是萧何;替刘邦制定律令,管理国家的还是萧何。清代方苞说:“《萧相国世家》所叙实迹仅四事,其定汉家律令,及受遗命辅惠帝皆略焉。盖收秦律令图书、举韩信、镇抚关中三者,乃鄂君所谓万世之功也。其终也,举曹参以自代而无少芥蒂,则至忠体国可见矣。”
在刘邦统一天下的全过程中,萧何显然是足可信赖的坚强后盾。汉兴之后,萧何也确实获得了最高的殊荣—他既封侯又拜相,位极人臣,英名盖世。
难道刘邦对别人狡诈猜忌,唯独对萧何另眼相看,信任不疑吗?当然不是。当萧何为民请田时,不也最终激怒了刘邦,被抓进了监狱吗?但明眼人都清楚:萧何的遭囚禁,为民请上林苑之田不过是事情的导火线而已。如果往前迫溯,刘邦不是曾“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吗?刘邦在使用萧何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时时监视着他呢?作为丞相,他整天想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怎样始终获得皇帝的信任,否则,一朝失手,则满盘皆输,前功尽弃,真可谓是伴君如伴虎。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萧何确实是玩平衡木、走钢丝绳的一流高手。他既爱名好权,又能收纵自如;既死心塌地,又会做表面文章。凡此种种,自有其保全之道。他知道功名背后潜滋暗长着祸殃,信任之后涌动翻滚的是猜忌,因此他得不断地用各种对策去避开功高震主可能带来的厄运。对策是什么呢?一是听从鲍生劝告,“遣子弟悉诣军所”—即把子弟都送到军队中;二是接受召平建议,“以家私财佐军”—即把个人的钱财拿去资助军队;三是采纳说客计谋,“多买田地自污”—即用求田间舍的腐败行为故意搞臭自己的名声。看看吧,一个身为一国宰辅的人,每天不是为国计民生操劳,而是为个人祸福筹算。如果你去问他从政的目的是什么,回答你的准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无过可以免祸,无过也可以得享天年。谁说尸位素餐不是一种人生的高明策略呢?于是,萧何虽一度被押大牢,但很快又化险为夷。“月下追韩信”的是他,后来设计捕杀韩信的也是他,真是“成也萧何败也何”!
名利本是身外之物,它既可以造福,也可以酿祸。综观“汉之三杰”各各不同的遭遇,留给人们思索的东西真是不少。
张良装疯卖傻躲名避利得以善终、萧何欺上瞒下名弃实取得以全身、韩信则好大喜功,求福不成,反祸及性命。如此触目惊心的事实,如利剑悬顶般地永远昭示人类:要时刻警惕那些正面的背后隐藏着的反面危机,福禄虽可喜,祸败在其中!
也让我们永远铭记老子的告诫:“福兮,祸之所伏;祸兮,之所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