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折
赤壁之战后，曹操兵败，退回北方，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
曹魏还是最强大的一方，无论地盘，人口，经济和军事都具有压倒性优势，处于弱势的吴蜀两国为此长期结盟对抗曹魏，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但随着蜀汉实力的逐渐壮大，这种平衡注定要被打破。
公元219年，蜀汉刘备先是在汉中打败了曹操，夺取了汉中，随即关羽又从荆州南郡发兵，攻击曹魏的军事重镇襄樊， 由于天公相助，水淹了于禁的七军，杀庞德，虏于禁，攻占了战略要地襄樊，直接威胁许昌，天下震动。
仓惶之中，曹操准备迁都，被谋臣司马懿阻止，并劝他用蜀汉强大，东吴自然不满的心理来离间他们。只要东吴在关羽背后动手，许昌的危机自然解除。曹操听从了司马懿的建议。
孙权果然派吕蒙偷袭关羽后方，一举切断了他的退路。毫无防备的关羽惊慌失措，败走麦城，被东吴将领马忠所杀。
关羽败亡，荆州失陷，犹如给了刘备当头一棒。既定汉中，又占襄樊，北进中原，一统天下的好局已赫然在望，却因为孙权的背后一刀化为了泡影。再加上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好兄弟惨死沙场，刘备悲痛欲绝，怒火填膺，决定亲自率军攻打东吴，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
此时伐吴，完全是“怒而兴兵”，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兵轻率的进攻多年的盟友吴国，不但抗曹联盟彻底瓦解，而且一旦两国开战，就是两败俱伤，给了曹魏天赐的良机。此战其实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可此时刘备已经被悲伤和愤怒冲昏了头脑。
但蜀汉的众多大臣是清醒的。他们必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赵云首先站出来说，我们的敌人是曹魏而不是孙权，如果我们消灭了曹操 ，孙权自然会不在话下。现在曹丕篡位，天下归心蜀汉，正是天赐良机，应早日平定关中，占据黄河，渭水的上游，造成对曹魏作战的有利态势，这是当前应该把握的天时地利。如放开曹魏而去攻打东吴，一旦交战，就会陷入泥沼，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
赵云的这番劝谏把当前的急迫任务，攻打东吴的不合时势，不堪设想的后果都清楚的指了出来，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的刘备根本听不进去，赵云得到的是一顿臭骂。
诸葛亮联络了一大堆大臣来劝谏刘备，各抒己见，轮番轰炸，刘备有点动摇了 ，事情眼看有转机了。可这时该死的张飞在刘备后面拱了火，他用桃园三结义的兄弟深情刺激了刘备本已稍稍冷静的心，又坚定了刘备伐吴的决心，诸葛亮等人的努力付诸东流。
蜀汉朝廷里竟然有君臣二人都认为兄弟情义比国家利益还重要。而且这两人直接掌控着这场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的决定权，这对于蜀汉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
更悲哀的是这个明知不可为，对蜀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伐吴计划被再次定下来后，蜀汉众多大臣竟然再无人有勇气站出来反对。
赵云没有再上疏，诸葛亮也没有再劝谏，蜀汉朝廷全都沉默了，他们竟然接受了这个结果，这个有可能改变蜀汉国运，令这个国家万劫不复的结果。这样的君，这样的臣，在个人意气和唯唯诺诺中把蜀汉这艘巨舰推向了滔天巨浪中，让它随波逐流 ，驶向历史未知的深渊。
一向看起来求贤纳谏 ，心胸宽阔的刘备，一向看起来政治清明，有着贤臣良相的蜀国，在这个历史转折的节点，就好像历史留给我们的假象。
如果有人不惜撕破君臣脸面，如果有人不顾安危，以命死谏，或者是赵云，或者是诸葛亮……，这场战争还会发生吗？历史的书写会有不同吗？
史载夷陵兵败后，诸葛亮发出“要是法正还在，必定劝谏主公，才不至有此夷陵大败呀”的悲叹。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堂堂蜀汉，只有法正一个敢言死谏之士。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偌大的蜀国，刘备只听法正一个人的，那刘备是不是偏信则暗，刚愎自用呢？
刘备怒而兴兵，攻打东吴，东吴以陆逊为帅，避其锋芒，引蜀军进入夷陵山地，吴军避而不战，蜀军求战不能，士气日益低落。在不占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清醒的刘备又犯了几个军事上致命的错误，如放弃了水陆齐头并进互相支援，而屯水军于岸上。又在炎炎夏日，草干木燥的山区连营数百里，给了陆逊火攻的机会。陆逊不失时机的发起反攻，火烧连营蜀军惨败。被杀、被俘 、投降的有四，五万人，《傅子》载蜀损失八万人。蜀国众多优秀将领马良、冯习、沙摩柯、张南、赵融、傅刖 尽亡此役。黄权被阻，投降魏国，而张飞在出发前就已被害。刘备几乎只身逃回，在白帝城羞愤而亡。
经此一役，蜀国精锐尽失，军力折损大半，国力一落千丈从此一蹶不振，北进中原，一统天下终成黄粱一梦。
其实当初襄樊战败，荆州失守，关羽被杀，对于蜀汉来说无关国本。资源丰富，国富民强，正处于上升势头的蜀国依然有着相当雄厚的实力，还有问鼎中原，和曹魏一扳手腕的资本。此时正值曹丕篡位，天下人心开始归附蜀汉，此谓天时；汉中已被蜀汉占据，以此为跳板，可以进占关中，雄霸这个秦汉的王兴之地 ，此谓地利。坐拥关中，据黄河，渭水上游 ，；西控拢右，河西；南连巴蜀；东瞰中原，一统天下还是有机会的，而刘备夷陵战败后，一切再没有可能。
你不得不承认，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同样的剧情，十四年后在东吴重演了，结果会有不同吗？
二 气象
公元233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因反叛曹魏，怕曹魏讨伐，便假意上册向吴国称臣。孙权喜出望外，随即准备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车马衣服等九种赏赐，在将军贺达率领的一万士兵的护送下，经东海赴辽东厚赏公孙渊。
此举遭到了江东朝臣的一致反对，理由是公孙渊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可信任，而且赏赐过于厚重，孙权没有听从。
元老重臣张昭更是直言公孙渊只因叛离魏国才远道求援，并非真心归附。他很可能改变心意，讨好魏国那我们的使者和军队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就会被天下人耻笑。如此反复进谏，和孙权诘难辩论，引得孙权勃然大怒，拔剑相向，张昭毫无惧色，坚持己见，但孙权决心已定。
后来事情果真如张昭预料的那样，公孙渊杀了使臣，没收珠宝，再次向曹魏称臣。
孙权又羞又怒，觉得受了奇耻大辱，盛怒之下，决定亲自带兵讨伐公孙渊。发誓要割下他的头颅扔掉海里，否则无颜再见吴国的人。还说就算这次受挫，也不可能善罢甘休下次还会再去，意思是只要公孙渊不灭，对辽东的战事从此不会停止。
吴国众臣一看，这下麻烦大了，如果不能让孙权改变主意，吴国将再无宁日。
陆逊第一个站了出来，他首先把孙权夸赞了一番，说他先退曹操，再败刘备，生擒关羽既然这几个当世的枭雄英杰你都能打败公孙渊又能算什么呢？只不过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平定天下，所以不能舍本逐末，因小失大。
在孙权因陆逊的言辞怒气消了一些后，时任尚书仆射的谢综不失时机的跟了上来，陈述了不能讨伐辽东的三条理由。
一，辽东乃荒凉苦寒之地，人性野蛮，没有教化，就算得到也没有用。
二， 滔滔江海，风高浪急，君王和众将士都将处于长期的危险之中，而且长时间漂泊海上容易生病，并易传染。
三 ，你不能因为个人一时的愤怒不考虑后果，置天下大局而不顾。
谢综清晰的陈列了讨伐辽东对吴国没有任何益处，而恶果和弊端却显而易见。
孙权没有听从。
屡次劝谏无果，但吴国众臣并没有向君王妥协的意思。
陆瑁又来了，他的言辞更具锋芒。
君王你放开卧榻之侧虎视眈眈的曹魏不顾，而去远征辽东，这不是明摆着给曹魏可乘之机吗？这不是无谓消耗自我而使敌人强大吗？
辽东距吴国有数千里之遥，阻山隔海，路途艰险无比，就算成功上岸，除去守船和运粮的士兵，用于作战的人也不多了。贼寇居无定所，来去如风，不是短时间能消灭的，而且很多情况是我们无法预计的。
孙权还是没有听从。
陆瑁不依不饶，再次上谏，更加不留情面。
从古至今，战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事关国家生死存亡，主动讨伐，要在天下太平，强敌已灭，在朝堂经过慎重讨论方可进行。现在天下大乱，你争我斗，我们强敌环伺，本应该固守根本，爱惜国力，节省费用。而陛下你舍弃近敌，劳师远去，这是要把吴国带向那里呢？汉文帝尚且能容忍尉佗，你为什么做不到呢？希望你抑制愤怒，顾全大局，为吴国的将来好好打算，这才是天下之幸呀。
这份披肝沥胆而又义正辞严，锋芒毕露的奏章对孙权触动很大，他思虑再三，终于打消了远征公孙渊的念头，并向张昭致歉，请他重新上朝。
吴国众臣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着对国家的一片忠诚和一腔热血，毅然挺身而出，前仆后继，众志成城，正是忠臣良相的真实写照啊！
而君主孙权，虽然一开始有君王的雷霆之怒，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差点将吴国拖入黑暗的深渊，但好在他没有关门拒谏，也没责难非人，如流的善谏没有被堵塞 ，这股凝注众人之力的清流终于冲刷了他心中偏执的愤怒、怨恨、和固执。他终于做回了历史上那个心胸开阔，用人不疑，知错能改的大英雄孙权。
吴国君臣在历史转折处反映出来的这种政治正气，拨乱反正，君明臣贤的风云气象，使吴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力挽狂澜，没有走出错误的那一步，躲过了可能像蜀汉那样改变国运的劫难。
如果东吴众大臣劝谏没有成功，孙权发兵远征辽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三 风云
千里征讨，因长途行军，人困马乏，粮草补给困难，自古为兵家之大忌。史上因劳师远征损兵折将，乃至全军覆没，国家衰亡的比比皆是。
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不听骞叔等人的苦苦劝阻，执意发兵长途奔袭郑国，因郑国早有防备没有得逞，但在回师途中，在崤山被晋军设伏，全军覆没，三帅被俘。
汉武帝数次遣军深入大漠，远征匈奴，虽艰难获胜，但损失惨重，耗尽了“文景之治”积累的巨额财富，经济全面崩溃，不得已下“”罪己诏”自责，停止战争。
而辽东，很可能就是东吴的坟墓。
那时的辽东泛指辽河以东地区，是
现在辽宁省加上东北方的吉林和朝鲜的一部分。和东吴阻山隔海，相距数千里之遥。
千里征讨，而且是海路，光把军队带到那里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公元230年，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多士兵，漂洋过海去寻找夷洲和宣洲。后来因为长期漂流海上，船上疾病流行，士兵死了十之八九 ，回来时不足千人。卫温，诸葛直因此获罪被杀。如果孙权大军从海上远征辽东，经数千里风浪颠簸，疾病侵袭，到达辽东是必定已折损过半。
而且那时辽东尚未完全开化，缺路少桥，大军开拔和后勤补给绝对是一场灾难。当时辽东产良马，有精锐的骑兵，机动性强，来去如风，短时间消灭他们根本不可能。所以侥幸躲过风浪和疾病爬上岸的士兵也将面对像匈奴一样残忍和狡猾的辽东人，陷入他们游击战的泥淖，进退维谷，直至被消耗殆尽。
后世有几次讨伐辽东的战争，其惨烈程度和造成的影响，也许更有说服力。
隋文帝杨坚曾派遣汉王杨谅和陈世积领水陆两军远征辽东。陆军因天气，粮草原因无功而返，水军则在海上遭遇了大风浪，船只大都被毁，三十万人只回来五万。
隋炀帝杨广曾三次亲自率军远征辽东，（公元611—614年）历时四年，据统计，士兵和民工伤亡超过百万。造成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直接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
再后来的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李世民再征辽东（高句丽），历经苦战，损兵折将，在安市城下折戟沉沙，最后因天气，粮草的原因无 功而返，遂发出“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感慨。可见若有直言敢谏的魏征在，一代明主是不会贸然远征，辽东蒙羞的。
“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悔恨和“只要法正还在，必定劝谏主公，不至有夷陵大败呀”的悲叹何其相似，因为没有法正，蜀汉夷陵大败，国运衰落；因为没有魏征，大唐辽东折戟，君王蒙羞；而东吴因为有张昭、陆逊、陆瑁在历史转折的危机关头得以悬崖勒马转危为安。
其实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改变国运的就是往往那么一两个精忠耿直的干臣，往往就是那么一两句铁骨铮铮的谏言；往往就是一两回君王意气的收敛，往往就是一两次拨乱反正的醒悟。明君和贤臣，才能风云际会，这决定着一个王朝的政治气象，决定着这个王朝是蒸蒸日上还是江河日下。
蜀汉在夷陵兵败后一蹶不振，苟延残喘，几次北伐都是以卵击石，徒劳无功。终于在公元263年被晋所灭，而东吴后来因为君主暴虐，再无明君贤臣的气象，但凭着前代积累的政治基础，在魏晋易主，蜀汉被灭的风云激荡中，依然坚挺，成为三国中最后的余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