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头脑思维中产生了各种概念和观念，一方面来源于自然的延伸发展，一方面是适应于当下时代的特性，让人类整个群体有共同的意识和契约，确保现成秩序的稳定和向前的驱动力，爱情这一认识和观念正是伴随着其他各种文明概念而来的，它是文明的产物，又是维系文明的绳结之一，它具有个体性，也具有社会性，但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爱情是“非理性的产物”。本文采用第一手和第二手的资料，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张无忌和朱元璋这两个生长在同一时期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爱情的人物经历来揭示爱情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差异或共同之处。
关键词：张无忌；朱元璋；元末明初；爱情；个体性；社会性。
引言：时代决定了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因为人类只能习惯于自己出生的这个时代和社会，对于现在是偏向于感性体验，对于过去通过例如从书本上获取知识是偏向于理性体验。张无忌和朱元璋都出生成长于元末明初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社会动荡、局势剧变，处于改朝换代的临界点，这是他们生活背景的共同之处。但张无忌身处草莽江湖，朱元璋先身处市井后混迹战场，前者武林浪漫居多，后者则世俗人情居多，一处江湖之远，一处庙堂之高，这是他们成长背景的差异之处。而爱情既有人性天生的冲动，也有社会后天的养成，在性格、审美、志趣等决定因素外，也有由社会培养而来的价值观的决定因素，所以在探讨张无忌和朱元璋这两人爱情经历的同时，除分析其性格、本性的认知之外，也有分析其社会经历的必要性，最后得出二人的爱情观和价值观为什么不同、有着正好相反的爱情的结论。
一、张无忌和朱元璋的大概社会经历的比较。
张无忌出生于公元1337年，朱元璋则出生于1328年，朱元璋的年龄比张无忌大9岁，是张无忌的哥哥辈，是同一时期的同辈人，当朱元璋9岁大还在农村里辛勤耕作吃苦时，张无忌在荒无人烟的冰火岛上出世。一个生在中国的安徽省，一个生在北极圈的海岛上。安徽省人间烟火遍地，市井间充满了人情世故和世态炎凉，冰火岛上只有张翠山夫妇和谢逊、张无忌四人，过的是与世无争的单纯的日子。对于人世间的险恶和危险，朱元璋在小时候就有亲身体会，张无忌只在谢逊、殷素素的口中听见过，张翠山对张无忌灌输的是道德教育，很少提那些人性卑劣之事，采取的教育方式是儒家的“隐恶扬善”的路数。而母亲殷素素和义父谢逊则倾向于法家方法，主张“人性本恶论”。这与他们三人的出身背景和经历有关，张翠山出身于名门正派的武当，其行侠仗义颇多，没有经历过什么人生的惨痛变故，而谢逊被其师父灭其满门，殷素素则出身于黑道上的天鹰教，自小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被教育灌输的认知与张翠山大为不同。但无论是正面教育还是反面教育，张无忌所接受的都是“高等教育”的范畴，张翠山和殷素素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谢逊也是文武双全，他们的知识储备量和分析见解虽各有不同，但都是“教授”级别的，张无忌得到过良好的教育。朱元璋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朴素的乡下农民，他有很多兄弟姐妹，一家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因为瘟疫和饥饿，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相继死去，食不饱腹、衣不蔽体，朱元璋能活下来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更别提能接受正常的教育，所以朱元璋是文化水平甚低的。朱元璋在亲人死后，出于求生需要，在皇觉寺出家当和尚，寺庙有地有田，多的更可占地几百亩，是“地主阶级”，朱元璋投身寺庙，勉强能有口饱饭吃，得以活了下来。但好景不长，元末的局势更为动乱，经济崩溃愈发严重，各路豪杰纷纷而起反抗元朝的暴政，他们占山为王，扼制了交通要道，在官府的显性秩序和山大王的隐形秩序的交叉统治下，寺庙也破败了，朱元璋胆大又有异志，更有那家破之仇，毕竟不同于常人，跟几个从小长大的好兄弟计较一番，决定投靠起义军一起参与那反元大业，干得好的话说不定能混个将军当当，干不好的话，投身军队，起码能有口饱饭吃而不至于饿死，朱元璋的人生选择，其实一开始是很简单的——有饭吃，饿不死。朱元璋投靠了郭子兴的队伍，理由之一或许是他的发小兄弟汤和已经在郭子兴的部队里面当了个一官半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或者“旅长”。朱元璋来了以后，大家都亲眼目睹了不可思议的一面——“连长”汤和竟然亦步亦趋地跟在一个小兵朱元璋的后面，聆听朱元璋的教导。在战场上，朱元璋的武力来源于他的壮实有力的身体、训练得来的搏斗技巧和从小吃苦而来的坚韧意志，但真正让朱元璋在军队中得到重视的正是他的对汤和等人的“教导”，“军长”郭子兴看中的是朱元璋过人的谋略和他对敌情的分析、交战时的临场应变能力，虽然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对行军打仗似乎颇具天赋，而经过大大小小的多场战役和政治圈中的锻炼后，朱元璋更把“道”（战略）、“术”（方法）、“势”（形势）融会贯通、别出心裁。朱元璋在军队中的职位和职权越来越高，成为了郭子兴的“参谋长”，是郭的左膀右臂，既是智囊，又是独当一面的将领。朱元璋的前半生先在农村、后在寺庙、军队。
张无忌的前半生，除在冰火岛外，他来到中国后，跟随父母在湖北武当山等地游历了一番，认识了武当派和天鹰教的一些人物，这时候的他年纪幼小，又有父母等人的保护。他的父母在武当山上自杀后，张三丰带他去了河南省的少林寺求医，不果，返回途中在汉水上遇见周芷若和常遇春，张三丰带着周芷若让她拜入峨眉门下，而张无忌则跟随常遇春去了安徽省的远离尘烟的蝴蝶谷，求蝶谷医仙胡青牛治病疗伤，张无忌跟胡青牛住了几年，学了高明的医术。这期间他一直有人保护，也一直未深入世俗。直到他带着纪晓芙的遗孤杨不悔远赴西域新疆的昆仑山去寻找杨不悔的生父杨逍时，万里途中遇到了不少人间危难，既有差点被人生吃的大难，又有在昆仑派中的遇险，张无忌道别杨不悔和杨逍之后，孤身一人流落江湖，在昆仑山里的朱武连环庄又中了“美人计”和“苦肉计”，差点误信奸人而吐露了义父谢逊的行踪和自己被杀。到这个时候，张无忌才亲身经历了人世中的种种苦难，见识了人心的险恶和江湖的诡谲，这一年他十五六岁左右，朱元璋已二十四五岁。张无忌逃离朱武连环庄后，因上天福佑，在昆仑山腹脉的隐蔽洞谷中意外获得了前辈高人所著的奇经宝书《九阳真经》，这本书中包含了人体医学、哲学、武学等奥秘，帮助张无忌医治好了体内的玄冥神掌的寒毒，并练成了通往高深武学的内功根基，属于穴道科和气功一类。张无忌出谷后遇见了表妹殷离，被灭绝师太挟持带去了光明顶（这段时期的地理范围都在新疆），并重遇周芷若。在途中，张无忌硬接灭绝师太三掌，救下了明教的一批教众，第一次在明教中得到人脉，有了初步的人事支持和关系基础。上光明顶后，张无忌遇见小昭，在小昭鼓励下学会乾坤大挪移，使用乾坤大挪移和九阳神功两大武学逐一击败少林、峨眉、昆仑、华山、崆峒五大派，跟武当派认亲，力折群雄，挽救了明教的百年基业，得到明教上至光明左使杨逍、下至一般教众的人心支持，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明教教主。
张无忌当上教主后，关于教内事务主要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整顿明教和合并天鹰教；二是奉前教主阳顶天遗命而要去找回谢逊当继任教主；三是在蝴蝶谷召开誓师大会，积极开展反元活动；四是用明教名义笼络结交各大武林门派一起齐心合力地抗元；五是机缘巧合下找回了明教失落已久的圣火令。关于张无忌的私事，则主要是：一是还是去冰火岛上找回义父谢逊；二是在绿柳山庄遇见赵敏并发生暧昧情愫；三是上武当山认亲拜见张三丰并救了武当派，又去了大都（今北京）的万安寺救了周芷若和师伯叔等亲人旧友和其他武林同道；四是跟殷离由男女感情上的好感转为亲情、跟周芷若订婚、跟赵敏情好日密、跟小昭痛苦生离，私人感情上最主要是辗转来回于这几个女性之间。张无忌的性格中本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后天所经历的事情更让他固化了性格，在感情上他犹豫不决，在明教的公事上，他也是依赖杨逍、殷天正、韦一笑等几位元老和谋士彭莹玉和尚、辩士说不得等教内大佬居多，他基本上只起一个“群龙有首”的象征着明教最高权威和统一的符号作用，行最终的政策、战略确定之颁布权力，他的那些发号施令都事先经过了“元老会”的共同研究和磋商，几乎没有专权独断的行为。朱元璋后期则几乎大权独揽，这基于郭子兴对其的信任和朱本身的霸道个性，也基于他的战功和麾下势力的培植。在感情上，朱元璋没有暧昧的女性关系，也没有什么女性朋友，他的初恋在他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上述就是张无忌和朱元璋前半生大概的经历和感情上的关系，显而易见，他们的社会经历和男女感情上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由此导致了他们后天性格（或强化或变化）、看待认知世界的方式、对待男女关系上的选择也大不一样。总的而言，张无忌在对待爱情上，个体性更多，而朱元璋在对待爱情上，社会性更多。
二、张无忌、朱元璋的爱情经历和爱情形成原因及对待处置心理。
张无忌和朱元璋虽然同是明教中人，但当时的体制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明教在总的宗旨下是政教合一的，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反元起事中却是军教分离，原因既是张无忌赋予朱元璋等将领有“相机应变处置之权”，也是朱元璋等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因为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胜负往往决定于一念之间，不能事事汇报和指示，一个来回，可能战场上的局势又发生变化，如此则刚收到的指示再正确也已无用，反而会贻误军机吃个败仗。张无忌不擅军事，自在江湖奔波，朱元璋深谙兵道，自在战场驰骋。两人互有统属，却又事不相干。
张无忌的经历是在江湖上漫游、在武林中闯道，身在草莽，相对的比较逍遥自由，朱元璋的经历是在战场上对阵、在前阵中指挥，身在军队，军令如山、纪律严明，相对的比较刻板拘束。所以张无忌无固定的地理归属和心理归属，他云游四方，认识的人自然就多，而认识的女性便不会少，他初见周芷若是在汉水，初见殷离是在昆仑山，初见小昭是在光明顶，初见赵敏是在绿柳山庄，都是在江湖上认识的，和她们逐一相遇。朱元璋则有固定的地理归属和心理归属，那就是莽莽黄沙的战场，那已变为了他的生命，是他人生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在军队中、在行伍里，几乎都是男性，是没什么女性的（可能会有军妓，但这不是爱情，纯粹是性欲的发泄，所以略过不算），而他的身后有无数士兵追随，去到哪里都是几千人乃至于几万、十几万人的阵仗声势，又是去打仗做正事，是不方便结识女性的，所以朱元璋认识的女性远不如张无忌那么多。这是他二人发生爱情的基数和概率问题，是基本上的不同。他们还有外形上的不同，张无忌和朱元璋都是有才华、有本事的男人，只不过领域不同，但他们在外形上却差得远了，张无忌是英俊斯文的男子，朱元璋则相貌奇特丑陋，女人是视觉动物，因为她们的大脑中属于感性的那一块区域比较强，而视觉神经正是该区域管理的，所以一定是喜欢张无忌的多，喜欢朱元璋的少。张无忌也比朱元璋幸运得多，虽然张无忌吃过不少苦、遇过不少危难，但他不仅每次都逢凶化吉，而且还因祸得福，例如他在朱武连环庄受骗，被朱庄主追杀坠入深谷，在谷中意外获得《九阳真经》，事实上他奇遇颇多，早早的就武功盖世，成为明教教主那一年才20岁左右，可谓年少成名、年轻有为。朱元璋则辛苦得多，他的战功是一点一滴的累积的，他的基业是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他的成功是一次又一次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用血肉换来的，而他的成功更比张无忌晚了很多。一个是英俊斯文、年少有为的青年，一个是丑陋难看、大器晚成的男人，当然是张无忌更能让女性爱慕和倾心。所以张无忌的身边有周芷若、殷离、小昭、赵敏，这四个女的个个都是真心爱他，真心对他好，而朱元璋身边亲密的女性，真心对他好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姑娘，而且仔细品味，张无忌的是自由恋爱，朱元璋的是包办婚姻，至少有相亲的意思在里面，因为这马姑娘正是朱元璋的上司郭子兴的养女，后来的马皇后。
朱元璋娶马姑娘，固然是一场政治婚姻，朱元璋成为了郭子兴的女婿，就能更进一步的培植自己的势力和方便为当接班人做准备，郭子兴也急需进一步地拉拢朱元璋，因为郭子兴越发的依赖于他，朱元璋娶马姑娘是两全其美。但朱元璋对马姑娘也是有爱情成分的，一来是因为他身边的女性不多，难得在军中遇见一个上司的养女，且相貌还算过得去，所谓“做了三年兵，母猪当貂蝉”，何况朱元璋不止做了三年兵，马姑娘也不是如母猪那么丑，朱元璋又正当壮年，血气方刚，他喜欢上马姑娘也是正常的；二来是马姑娘精明能干，颇有女强人的风范，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女性，常跟朱元璋一起讨论事情、交换意见、共定对策，是朱元璋的得力帮手，两人朝夕相处，自然日久生情；三来马姑娘也是一个奇女子，不仅“不爱红装爱武装”，而且不爱帅哥爱丑男，她所欣赏的是朱元璋的本领还有才华，喜欢的是他刚毅果断和坚韧不拔的品质，看中的是这个男人雄性满满的魅力，对他倾心，喜欢他，朱元璋从小受轻视冷眼惯了，在他未有事业前，在他贫困的时候，以他的丑相和大男子主义，一定是让很多女性避之唯恐不及的，而马姑娘竟然对他另眼相待、青睐有加，朱元璋一定是十分感动和珍惜的。所以朱元璋虽然对他跟马姑娘的婚姻有利害得失的衡量，但也有真心实意的爱情，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朱元璋已经做了能够呼风唤雨的皇帝后还是那么尊重和爱惜马皇后而看得出来，朱元璋并没有像那些负心汉一样过河拆桥，而是从一而终（册封马姑娘为马皇后）、相敬如宾、白头偕老。但恩爱归恩爱，利害归利害，朱元璋和马姑娘的婚姻，无论是对于朱元璋来说，还是对于马姑娘来说，都是永远有着政治利益的成分的，是互相喜欢，也是各取所需，正好是“门当户对”，他们的感情的坚实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之上的，朱元璋和马姑娘之间早已成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体，谁也离不开谁，所以说朱元璋的爱情是有个体性的，但以社会性更多。
张无忌则不同，在他的感情道路上，他先后爱上了四个爱他的女孩，心里曾同时有四个人，甚至幻想过把她们一起娶了，只不过后来事所多发，在经过了变故磨难以后，张无忌的心里才逐渐清晰他真正爱的是谁，那就是对他不离不弃、共患难同生死的赵敏，再加上殷离是表妹，两人间又无真正的爱情，自然而然的不会结婚，小昭去了波斯（今伊朗）做处女圣女，也不能嫁给张无忌。此时张无忌的身边还有周芷若和赵敏，而如果单从利害的角度衡量，显然是娶周芷若更好，因为周芷若是峨眉派的掌门，跟她结婚的话则峨眉、武当（张无忌的父家）、明教这两派一教成了亲人关系，不仅在武林中能势力更大，已然可称霸武林，而且还更能团结号召武林同道来推进反元大业，何况张无忌对周芷若也是有情意的，他跟周芷若的这种情况正像朱元璋跟马姑娘的情况，如果换作是朱元璋的话，朱元璋一定娶周芷若无疑，朱元璋是反元的领袖之一，他绝不会娶那蒙古郡主赵敏，给政敌攻击自己的机会。而张无忌选择的恰恰是这位蒙古郡主赵敏赵姑娘，反元大业在张无忌的心中固然是重要的，因为将残暴的鞑子驱逐出中华，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但赵敏这位蒙古郡主、蒙古姑娘已经跟蒙古政治军事集团脱离了关系，愿意对张无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谓是弃暗投明，张无忌娶她对反元大业无碍，最多是自己替赵敏背上了她以前对武林同道还有明教兄弟所做的一些坏事恶行，被政敌乘机攻击、诋毁、制造猜疑隔阂、造势逼他退位，但在张无忌的心中，什么教主、什么皇帝，都远没有赵敏重要，远没有自己的爱情重要，为了赵敏，为了能跟赵敏双宿双飞、长相厮守，张无忌可以不当那明教教主、可以不当中华的皇帝，他爱赵敏，没有赵敏，他一辈子都痛苦，坐在龙椅上痛苦一辈子又有什么滋味？张无忌跟赵敏在一起才有快乐、才有幸福，他眼里心中是情感的感受，不是权位和富贵，而权位和富贵是一个社会不可缺少的符号，因为那其实也是文明的产物，用权力统治比用武力统治文明得多，而“衣食足”才能够知道礼义廉耻，不必为了物质而出卖自己的人格还有良知，只不过东方重权位多一点（社会主义），西方重富贵多一点（资本主义），所以说，张无忌对待爱情上有社会性（赵敏首先作了妥协，愿意放弃蒙古郡主的身份而跟张无忌做一个普通的汉人，消除了当时汉人对元朝残暴统治的仇恨，也消除了华夷之别），但以个体性更多（他心爱赵敏，眼无权富）。
三、枭雄与侠客、江湖与庙堂对待爱情的不同思维方式和情感选择。
张无忌和朱元璋是两类不同的人，他们的先天的性格脾气不同，后天的经历遭遇和由此导致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办法不同，这更加强化突出了两人的差异。张无忌身份上是教主，但本质上是侠客，朱元璋身份上是驱元除暴的领袖，但本质上是枭雄。张无忌处江湖之远，朱元璋居庙堂之高。远则博、则大，高则深、则利。朱元璋的城府正像大海之深、手段正像峰巅之利，大海是他，山峰也还是他，高深莫测，变化多端，他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底线，只有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而异、而制宜的原则。张无忌的眼光远博，他的气度胸襟大，正因为气度胸襟大，所以他不计较什么荣辱得失，甚至不计较什么教主、皇帝之权位，也正因为他看得远博，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和生命的本质，什么王权富贵，都是一场虚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人生苦短，能遇到一个两情相悦、彼此相爱的人已很不容易，何况还能一生一世在一起，感情上的快乐和精神上的满足，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人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情感上还有精神上的愉悦和充实，跟赵敏在一起，张无忌能确确实实的感受到这一切，而外物的王权富贵于他和赵敏却只能障人耳目、乱人心智，妨害了这一切，张无忌看到了幸福的终点不是权富，而是他跟赵敏互相纠缠在一起的白发。
侠客对待爱情是认真的，也是从心的，不会计较得失，因为侠客的个性很严重，但正因为个性严重，他才能更清楚明白的感受到自己、认识到自己和寻找到自己，当遇到一个爱自己、自己也爱的人，他必然是会心甘情愿地付出代价而跟那个人在一起的，因为那就是自己，自己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分开？又怎么可以不要自己呢？张无忌和赵敏的灵魂和肉体都已高度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
朱元璋眼里的爱情却有前提条件，那就是一不能妨害到自己的利益，二最好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三是利益为主要、爱情为必要，这二者之间不是平等关系，是统属关系，利益统治爱情、爱情从属于利益，枭雄是没有爱情的，只不过他跟马姑娘的关系比较特殊，两人既是利益共同体，竟也可演化为爱情共同体，但却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纯粹感情关系，而是爱情中有利益、利益中有爱情，有点像秦末汉初时刘邦和吕后的关系和唐初时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一大难题是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只能通过压抑爱情甚至消灭爱情来解决，因为爱情有一件看似很像直到以假乱真的代替品，那就是色情，皇帝大可以在跟一个又一个美女的温柔缠绵和寻欢作乐中忘记跟那个女人的爱情，但龙椅永远只有一张，所以武则天做皇帝后也有几个男宠，在人性趋利避害的衡量下，只能这样欺骗自己而占据龙椅帝位。
如果赵敏遇到的是朱元璋，朱元璋绝不会娶她，马姑娘遇到的是张无忌，张无忌也不会娶她，因为张无忌对皇位没兴趣，他们二人的利益共同体就产生不了，自然也就没有了由此异化来的爱情共同体。这就是侠客和枭雄对待爱情的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源头就来源于江湖和庙堂这两种不同甚至格格不入的地方，是环境决定了人的心理活动还有行为。
总而言之，张无忌和朱元璋的爱情之比较，他们的爱情选择和情感思维，是有个体性（志趣爱好）和社会性（环境）的，只不过张无忌个体性多于社会性，朱元璋则社会性多于个体性，张无忌最终选择跟赵敏退隐江湖，正是为了避开庙堂的环境和庙堂的社会性，而去寻找江湖的环境和江湖社会性，因为江湖的环境和它的社会性，对于个体性来说侵害较小，甚至有助于个体性的扩张，让他跟赵敏愈来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