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写过《义鼠》的读后感，发布后觉得不好，后来又写了一个补丁，插旗说有朝一日要重写，然后就不见天日了，给第二卷读后感留了个坑。

鼠年将至，鼓起勇气，把猫打翻，哦，不，整理资料，为鼠立传！

这一篇笔记会有部分内容与我此前《义鼠》两篇重复，有空我会去删掉补丁篇，减少网络垃圾，人人有责。

《义鼠》很短，全录于此，省些交待来龙去脉的笔墨。

杨天一言：见二鼠出，其一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遥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将过半，鼠奔来，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来，嚼如前状。蛇入则来，蛇出则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于地上。鼠来嗅之，啾啾如悼息，衔之而去。

友人张历友为作《义鼠行》。

寥寥105字（不含标点），生动有趣。

觉史氏读后感的重点从来都不在于文笔而在史。

我有俩兴趣点，一个是义鼠事件发生在哪一年？或者蒲松龄写《义鼠》是在哪一年？这俩问题高度重合，另一个兴趣点是杨天一他是谁？

这里，我确定义鼠事件为真。

蒲松龄在写《义鼠》时，提到他的死党张笃庆写的诗，这首诗收集在他的《昆仑山房集》。而吉林师范大学的伏涛先生在齐鲁书社出版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五十五册

《昆仑山房集》中没有找到这首诗。

我坚持认为蒲松龄不会编排好友写的诗，另外，聊斋权威邹宗良先生在《蒲松龄与赵金人》论文中，邹先生引了一句“月麓为余言，令我心怦怦。”即张笃庆说义鼠的故事是赵金人告诉他的，这句，我认为是《义鼠行》的最后一句，说明了这首诗的确存在。

一般人不知道月麓是赵金人的别号，读到诗末就会莫名其妙，通常版本就割了《义鼠行》的尾巴。

这个尾巴一割，让一首叙事诗变成了一个童话，喜欢文学固然满意，读史觉史多少有些烦恼。

在《义鼠》开头，蒲松龄就说“杨天一言”了一个老鼠的故事给他。

邹宗良先生认为杨天一是蒲松龄杜撰的，而以聊斋里的习惯，蒲松龄喜欢把自己周边的朋友拉进来，让这些真实存在的人物来增强故事的可信度，这一篇里有两个人名，张笃庆是实有其人的，事件也是真实的，那么，蒲松龄完全没必要杜撰一个人出来。所以我认为义鼠是有的，杨天一也是有的。

蒲松龄说义鼠之事为杨天一所“见”，则我认为一定是亲眼所见。如果杨天一也是道听途说，蒲松龄就没必要安排他出场了。

你想啊，杨天一在蒲松龄心中的分量怎么可能和张笃庆比。张和蒲松龄相识于恰同学少年，而且说不定那些年一起追过女孩。蒲松龄的这些朋友都乐于在聊斋里出场，和今天写手把自己读者安排进小说大致相同，有好事怎么也得身边的朋友先。

蒲松龄显然读过张笃庆未删减版的《义鼠行》，既然是二手信息，只能安排他在杨天一后面出场了。

义鼠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自然现象，却有俩目击证人（赵和杨），三个叙述者蒲松龄、张笃庆和赵金人都是淄川人，所以义鼠的事件应当发生在淄川。如果读者是个警察，自然不难明白其中逻辑关系，顺便推定嫌疑人杨天一也是淄川人。

杨天一口才不错，叙述得绘声绘色，蒲松龄给了他一个异史留名的机会。定然有专家去翻过淄川县志，定然是没找到杨天一的记录，所以杨天一的学历不可能超过秀才，因为举人是个了不起的考试成绩，县志都会记载的。

如果读过聊斋其他篇，就会发现蒲松龄通常会给角色前面加“诸生”、“邑人”之类的定语。本案中蒲松龄给张笃庆加了个定语“友人”，杨天一前面啥也没有，如果他掏出个秀才学历证书，那十有八七是假的。

杨天一也不是“邑人”，但也没有其他地名，比如《尸变》开头“阳信某翁”、《喷水》开头“莱阳宋玉叔”、《瞳人语》开头“长安士方栋”，这是我随手翻开连接的三篇！

那么杨天一既不是邑人，也不是外地人，蒲松龄就让他这么突兀的出现，为何？

其实，如果把聊斋看成是蒲松龄发的朋友圈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杨天一是个圈内人。

这样的情形聊斋里还有“孙太白”、“沈麟生”。

这俩我在《山魈》和《咬鬼》里考证过，也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民国初年有人杜撰蒲松龄写聊斋时“每临晨携一大瓷坛，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道旁边，下陈芦席，坐于上，烟茗皆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觅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奇事，先听之，归而之。如是二十余寒暑，乃成。”

这段文字因某一时符合某种政治正确，从而流传甚广，可入选聊斋十大谎言之一。

淡巴菰是什么鬼？蒲松龄不抽烟！蒲松龄虽然是个文科生，在当时却是高级知识分子，会医术，懂养生。再说，蒲老师要么忙着考学生，要么自己忙着考研究生，哪有功夫卖大碗茶啊。

杨天一能和蒲松龄谈笑风生，文化程度肯定不低，绝非路人，如此，杨家至少是个中产阶层，买得起学区房。

那么杨天一他是谁?

问题的答案和《义鼠》的写作时间有很大关系。

所以要先来解决本文开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义鼠》的时间猜想。

从聊斋文字顺序里，大致可以推出《义鼠》和《义鼠行》为蒲松龄和张笃庆对同一事件各自表述。蒲松龄在知道张笃庆的《义鼠行》之后，在自己的短文里附上一句，相当于旁证。

聊斋第二卷《祝翁》提供了个时间节点——康熙二十一年，某些研究者认为其如罗塞塔碑一般重要，把蒲松龄素材收集的截止时间定在了康熙二十一年以及聊斋第二卷完成于康熙二十一年（完稿时间非常确定，因为康熙二十一年第二卷由淄川文坛二代目唐梦赉题序。）。

聊斋一二卷平均质量远高于后面几卷。从三卷开始不再涉及具体时间，人物名字也多为杜撰且起得不那么用心，所以这个素材截止时间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义鼠》后面跟着篇《地震》，那是康熙七年的事。但不能据此推定《义鼠》写于康熙七年之前。因为《祝翁》写于康熙二十一年，其后的《莲香》故事则发生在康熙九年，蒲松龄南巡之时在小旅馆昏黄的灯光下写的（聊斋就是蒲松龄的推文集，“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可见篇目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

由此，我觉得“义鼠”事件时间下限在康熙二十一年（含）之前。

《义鼠》像给野生动物记录片配的解说词，冷静如常，文字应被反复修改过，感情色彩尽量摒除，“友人张历友为作《义鼠行》”这一句大概率是修改时添加上去的。

盗墓者搬动了文物，会失去许多考古信息，蒲松龄爱修改旧文的习惯让《义鼠》的写作时间难以确定，而张笃庆的写作时间更容易“锚定”。

从张笃庆的诗中可以看出赵金人的讲述定然如杨天一讲给蒲松龄那样鲜活，否则张笃庆不会“心怦怦”，全诗写得激情澎湃。所以，赵金人讲述和张笃庆写诗都距离“义鼠”事件发生之时不远

也许可以从张笃庆这里找点突破。

有学者把《义鼠行》的写作时间确定到了康熙二十一年，是根据《昆仑山房集》诗歌排序推断而出的？这本书我没有阅读过，如果伏涛先生没找到的话，我就更不知康熙二十一从何而来了。

而赵金人死于康熙二十六年，所以《义鼠行》也不太可能写于二十六年之后，死人只会在联邦调查局的鉴定科里开口说话。

张笃庆写过许多歌行，《义鼠行》即其中之一。

歌行脱胎于汉乐府，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一般认为歌行是七言古诗里的一个子集，篇幅通常会有点长，适合歌咏。

《义鼠行》长则长矣，但是五言。我觉得吧，既然篇目里有个“行”字，是歌行典型的歌辞性题目，要算进歌行的，否则张笃庆会另外选个题目，比如《义鼠颂》。

短怎么了，短也能唱，没听过《我在世界角落里患过伤风》?标题长且奇怪，歌词只有4个字，达令拉啊，唱了1分54秒。

目前认定张笃庆写了212首歌行，《义鼠行》未统计在内。

好吧，我们先把这个超纲的问题放一边，康熙二十一年第二卷聊斋写完，结合篇目顺序等环境证据，推定《义鼠行》写作时间最晚也在这一年。

觉史么，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历史那就是这样，不争论。

张笃庆是从康熙元年开始写歌行的，几乎每年都写。但是，康熙八年到康熙十三年，这六年没写。（资料源自赵碧宵硕士毕业论文，其为邹宗良教授弟子。）

不知何故。

这样，我们可以把《义鼠行》写作时间范围初步定为康熙元年至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里，张笃庆从青年到中年，许许多多人生变化，一个字“惨”，两个字“失败”，三个字“运气差”，我们用大数据说话。

期间：第一任、第二任妻病逝。

两女一子早夭。

每次乡试前的岁试、科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然后参加乡试，六次铩羽。

经历旱灾、蝗灾、霜灾，田无所产，兄弟分家。

这些，他都写进了《厚斋年谱》。

厚斋是张笃庆的号。他给自己记了一本流水账。

对了，还有地震。六月地震的那天，詩のできる男家庭教師张笃庆也在喝酒，在他雇主的家里小聚。

义鼠事件具体月份张笃庆也大致提到，“今年禾未熟”之际，《广雅·释草》说禾二月开始生长，八月成孰，可以推测为七月。

想来大地震之后，再厉害的老鼠也要为救灾让出头条，所以，《义鼠行》也不太可能写于康熙七年。

排除了康熙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我们还可以排除康熙三年。

这一年，蒲松龄和赵金人一起到李尧臣家中读书，自春到秋。如果赵金人偷偷跑出去野，目睹义鼠事件，自会告诉蒲松龄，就没杨天一啥事儿了。

康熙二十一年也是不可能滴，这年淄川苦旱，六月又暴雨，和张笃庆诗中描写的情形不一致。

同理，淄川在康熙三年“四月，陨霜杀麦无余。”也不是义鼠横行的好时机。

哦，康熙三年已经被排除了。那么把康熙四年“春夏，山东大旱。”、康熙六年“蝗灾为厉”、康熙十八年“春饥荒异常，谷米鼎贵，老幼皆啮糠窍”这些也排除了吧。

写诗还要为考试让路。

张笃庆可谓考场老手了，岁试科试无所谓，乡试怎么也要重视的。

乡试在八月，有希望的考生都会早早开始备考，张笃庆估计也不例外。

没考上则会如丧考妣，张笃庆肯定不例外。

我们来看看哈，老张，哎呀，康熙二年“以病终场而归。”、康熙五年“以病甚不能入闱，扶病而归。”得锻炼身体了。已经被排除的几年我跳过，康熙十四年“闱中被放。”、康熙十七年“秋闱罢归。”对了，这年收成也不好，“是岁大无”，不得以，张家搞了一个“承包到户”，张笃庆分得了四十亩“薄田”，比蒲松龄的二十亩多一倍。

康熙二十年，“秋试闱牍，视觉满志，而又遭摈落。”

这样，又排除了康熙二、五、十四、十七、二十年。

写诗还要看心情。

康熙十五年六月，张笃庆“曾王母诰封一品夫人吕太君卒。”

留给义鼠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继续。

张笃庆家世居昆仑山麓。此昆仑位于淄川西南不远，二十华里不到，昆仑叠翠曾是淄川八景第一。那里的房子估计是张家的山顶别墅，其实张家在县城里有房子，谢迁之乱时，张家全跑县城南巷住着，差点被一窝端。

张笃庆在淄川一直住到康熙十年，然后去章丘教书。如果义鼠发生在这些年里，他是用不着赵金人告诉他的。

而赵金人在康熙十二年去了宝应，十三年春回淄川；康熙二十年去了福建，二十一年抱病（中风）回淄川，没可能在康熙十二年、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之后也不可能了）在淄川看见那只“义鼠”。交叉证据排除了这三年。

顺治十六年蒲松龄与他的朋友们成立“郢中诗社”后到康熙四年，赵金人一直是其中活跃分子，康熙四年之前若发生“义鼠”事件，赵不可能只告诉张而对蒲只字不提。

为保险起见，上述证据我只用来排除一个康熙元年，即便如此，一通操作下来，也只剩下了康熙十六年和康熙十九年了。

自康熙十七年起，旱灾延续多年。康熙十七年张家分产，张笃庆应该是回淄川过，后来也许是长住章丘，也许是淄川灾荒太多了，他没有记录康熙十九年的旱灾。

淄川在康熙登基的前二十年确实多灾多难，因为时间有交叉，我前面没列出康熙十二年的旱灾。灾荒面前，老鼠轮不到蛇吃，蛇自身难保，山东人都秒变身广东人。张诗中说蛇斗不过鼠，最后“窜伏水苴中”，证明那年没旱。

这两年的旱灾，包括后来康熙四十三年的大旱灾，蒲松龄都写诗记录了下来，如此，我们可以得出《义鼠行》写作的时间了，或者准确地说“义鼠”事件发生的时间——康熙十六年。

当年“夏五月，岁试，文宗劳书升先生之辨拔（张笃庆）置第一，以为‘湛深经术似子固，通达国体似子瞻’”可以想象张笃庆应试状态之好，有心情“请为歌义鼠”。

康熙二十年初，蒲松龄去西埔村上班路上经过赵金人的家，俩还把酒言欢，这个时点上蒲松龄应该已经写完了《义鼠》并且把张笃庆《义鼠行》附上了，赵金人自然不会再啰嗦一遍义鼠的故事，蒲松龄也不会画蛇添足地把赵金人也拉进《义鼠》里。

《义鼠》写得不错，为何蒲松龄没放进第一卷里？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当时还没写。

第一卷完成于康熙十八年春，因为淄川文坛一代目高珩作了序。

看出来了吧，蒲松龄对序言作者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内心里总还是希望聊斋被更多人认同的。

既然如此，如果《义鼠》成稿于康熙十八年春之前，蒲松龄定然不会放在第二卷里，此时距离“义鼠”事件过去不远，多少还可以蹭个热度。

结论：张笃庆的《义鼠行》写于康熙十六年，蒲松龄的义鼠写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十九年之间。

康熙十八年，中年蒲松龄失业多年后再次找到工作，他去了西埔村毕际友家。所以才会有经过赵家楼村去看望赵金人的可能。

在这条路上，还有一个家族与蒲松龄有密切往来，蒲松龄有个小迷弟杨万春。

此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曾任河南学政。在杨万春康熙三十二年中举之前，蒲松龄与之来往密切。

杨家住在磁村，距离赵家楼村约七华里，也在去西埔村的必经之路上。

如此，杨天一的身份呼之欲出。

而杨天一能和赵金人共同见证“义鼠”，则义鼠之事的地点定然在两村之间，如今的326山东省道上。

义鼠行

张笃庆

莫吟黄鹄歌，不唱猛虎行。

请为歌义鼠，义鼠令人惊。

今年禾未熟，野田多鼯鼪。

荒村无馀食，物微亦惜生。

一鼠方觅食，避人草间行。

饥蛇从东来，巨颡资以盈。

鼠肝一以尽，蛇腹胀膨亨。

行者为叹息，徘徊激深情。

何期来义鼠，见此大义明。

意气一为动，勇力忽交并。

狐兔悲同类，奋身起斗争。

螳臂当车轮，怒蛙亦峥嵘。

此鼠义且黠，捐躯在所轻。

蝮蛇入石窟，蜿蜒正纵横。

此鼠啮其尾，掉击互匉訇。

观者塞路隅，移时力犹勍。

蝮蛇不得志，窜伏水苴中。

义鼠自兹逝，垂此壮烈声。

月麓为余言，令我心怦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