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提起二战时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潮的狂热时，我们总是说那是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狂热分子裹挟民意的结果。屡屡挑起与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也只是极少数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所为。日本的绝大部分低层民众与我们一样都是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他们本身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但真实的历史果真如此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在日本民间那些广受民众喜爱的人物，就不难发现历史的真相绝非如此，日本的底层民众不但不是仅仅的被狂热军国主义分子裹挟的受害者，他们本身正是屡屡挑起与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的推动者。

日本是通过明治维新变革而走向快速发展与对外扩张的道路的，而明治维新这一时期最受日本民间喜爱的历史人物无疑就是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美国大片《最后的武士》中的森胜元的原型便是这位西乡隆盛，由于明治维新变革取消了武士阶层的诸多特权，使中下级武士阶层失去了耐以生存的根本，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中下层武士破产而生活无着，而西乡隆盛本人特别同情中下层武士的遭遇。其也是明治政府中最早与最坚决主张对外用兵扩张的上层官僚。由于日本当时的贫困以及自身资源的有限，使他们很自然就有“堤内不足堤外补”的想法，让这些生活无着的武士去侵略别的国家， 从别国的领地与人民身上取得资源以解决生活问题。虽然西乡隆盛所领导的起义在西南战争中被政府军镇压了下去，但是中下级武士阶层的以及更广大贫民阶层的生活出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主张以内治为先、坚决反对急于对外用兵的首相大久保利通却遭到主张对外用兵的激进分子刺杀了。

而西乡隆盛所谓对中下层武士以及百姓的所谓仁义之举，使他在日本人民中有巨大威望，尽管他因为引发西南战争而被政府定为叛逆，但是由于他在百姓中的极高声望，以及很多“叛军”都是日本主要派阀萨摩派的亲戚，使得西乡隆盛也很快被平反。西乡隆盛的起义虽被镇压，但西乡隆盛对外用兵的思想却深入了日本的中下阶层。

1871年发生了琉球岛民被台湾原住民的杀害事件，日本政府原决定由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领兵攻打台湾，但当西乡从道与部队在长崎港待命时，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表示反对日本此次的军事行动，并且禁止本国租用船只给日本，日本政府因此下令暂缓出兵。但西乡从道说：“延迟出兵将会有损士气，如果政府强行阻止，我愿退还天皇的全权委任敕书，以贼徒之姿直捣生蕃的巢穴，绝对不会累及国家！”于是西乡从道就购买了两艘商船装上炮冒充军舰，率领三千余名士兵前往台湾南部攻打原住民部落，这也就是所谓的“牡丹社事件”。由于满清政府的软弱与无能，虽然日本在此次出兵中没有讨得实质性的便宜，但满清政府还是赔偿了日本50万白银了事。这无疑就更是成全了西乡从道的所谓“英勇之举”，而西乡从道的行动后来也获得日本政府的追加认可，此举被称为“西乡大暴走”，也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理论根源所在，亦即军方可以通过军事先行，然后再凭籍已造成的事实再逼迫日本政府对此行动的追加认可。

西乡从道后来也成为日本的第一位海军元帅，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陆军大臣兼任海军大臣，是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在日俄战争前，日本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为了议会不肯通过军舰的拨款而烦恼不已，去向当时是内务大臣的西乡从道请教办法，西乡从道给他出了个主意：“甭管逮到哪的钱，你先用了它再说？” 吓得山本权兵卫瞠目结舌道：“那叫挪用预算，违反宪法，议会知道了能饶得了我？”西乡从道大笑着说：“笨蛋，大不了就咱们俩再加上文部大臣桦山资纪三人一起到皇居外面的二重桥上去切腹谢罪不就行了？三条大臣的命总抵得上一条军舰了吧？你不就是要军舰吗？有了军舰还要命干嘛？”山本权兵卫觉得也是那么回事，但是最后议会还是同意拨了款，西乡从道和山本权兵卫也免了切腹之灾。但由此可见，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擅自主张、无视政府法令与权威的疯狂。这些疯狂人物无疑也都是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而像后来的九一八事变，都是日本军方在当时日本政府明确不允许的情况下发动的，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政府虽多次想与国民党政府谋求和解，但事实上已经不是日本政府可以说了算的事了。所以，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上，虽然早期取得了许多军事成果，但却谈不上有任何战略可言。当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熟悉美国国情的军队指挥官山本五十六对战胜美国的前景也并不乐观而把它看成是一场豪赌。而重庆政府在听闻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也终于有了抗战的底气，已经把它当成是一场重大的胜利而庆祝了，并且决定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4年后才向日本正式宣战。

纵观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的整个作为，从大久保利通到东条英机，每一任日本首相都无法摆脱军方的影响，无法做到自主。仿佛是被一个疯子牵着鼻子向前走，而稍微比较理智的一些上层官僚也总是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疲于应付。甚至是二战前的日本首相死于刺杀都是司空见惯的，像大久保利通、原敬、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等等首相与前首相人物都是死于军国主义分子刺杀的。

日本的军队以“武士道”精神而著称，而武士道最注重“忠、勇”二字，而自日本战国时期以来，却一直有“下克上”的传统，这看似很矛盾，一方面表现的极其忠勇、上级让破腹的话，二话不说，拿起刀子就往自己的肚子上捅。另一方面，又怎么表现的那么桀骜不驯、经常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情来呢？这个要归结到日本武士的层层效忠的传统，幕府时期的各藩的武士也只效忠於各藩的藩主，而并不直接效忠於最高的领导将军或天皇。就如军阀的部队只认军阀的头子一样，对军阀的头目而言，那是既忠且勇的，对除军阀头子以外的其他政府高层来说那就有点对不住了也就无疑是下克上了。

明治维新以来，虽然军队名义上得到了统一，但是这个传统却没有多大改变，日本的部队编制依旧是按照之前的藩县而编制的。而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那些人很多也都是过去的各藩的藩士，尽管他们的官位已经很高，但是按过去的出身地位来说，他们的出身地位并不高，也不是那些狂热军国主义分子的过去的旧主，行刺他们并不违背他们的所谓的“忠义”。相反，如果军国主义狂热分子认为这些人违背了他们所谓的民意，那么在这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看来行刺个像政府首相这帮高层人物来说简直就如同行刺个猪狗那般轻易，而他们的行刺之举也往往能被认为是“义举”。

在二战后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上，将东条英机列为日本法西斯的罪魁祸首，认为其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的法西斯三大头目。这个实际上是太抬举东条英机了，东条英机何德何能能掀起战争的波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就公然藐视东条英机，称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东条英机在审判法庭上也尽力地为自己开脱，甚至企图将发动战争的罪责引向日本的裕仁天皇，但美国出於自身的利益考虑，就此打住，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罪责，而让东条英机承担了首恶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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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份罪责应该由日本的整个军方的中下层以及更广泛的基层民众的承担，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变革以来，日本的上层武士阶级陆续地成为了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方方面面的资源与利益，而中下层武士阶级却陆续破产，成为明治维新改革的受害者，他们以及比他们更贫困的平民阶层迫切的渴望通过对外战争而改善自身的处境。由于上层武士阶级是明治维新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本身其实并不愿意冒太多的风险而发动对外战争，反而会更理性一点。曾经有一个日本教授感慨道，要是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前收手的话，日本就可以保住已获得的成果了。殊不知，整个日本的中下基层的民意就如同一条发了疯的牛，在这条疯牛筋疲力尽之前，任何人都是牵它不住的。

有人认为日本天皇应该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其实即便是日本天皇也不能阻止日本民意发动侵略战争的述求，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便是证明，二战期间，日本的军队宣称是为了天皇而战。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自身的欲求而战，二战期间，天皇是神，说是为了天皇而战；而在长达六、七百年的幕府时期，日本天皇也同样是神，可是却没有人拿天皇这个神当作一回事。近代日本天皇走向前台原本就是日本的中下层武士抬出来的，而日本的中下层武士却并没有从明治维新的变革中受益反而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如果他们的利益述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很难说这些中下层武士不会把日本天皇再拉下神坛。

而现今日本法西斯的余毒之所以未清，仍然有许多政府高层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因为有广泛的民意在背后支持，他们至今也是从心底认可当初发动侵略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是视他们为英雄的，是代表他们的民意的而非强奸了他们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