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
“形式指示”（die formale Anzeige）是海德格尔发明的一个方法论概念，被人称为海德格尔早期“方法论的秘密武器”。[2]海德格尔早年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很大的影响，现象学要求回到事情本身，如事情本身向意识呈现的那样来描述事情。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于胡塞尔来说，“回到事情本身”只是回到意识本身，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回到事情本身”应该是回到生命本身，回到我们事实的生命（faktisches Leben），即生活在特殊、有限的时间和处境中的个体生命。迄今为止形而上学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个理论的态度，即把它当做一个理论反思的对象。
对此弊病，当时的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都有所认识，它们都把哲学作为元科学（Urwissenschaft）来追求。所谓“元科学”，就是前理论的科学。作为前理论的科学的哲学，毫无疑问应该非对象化地对待事物，尤其是事实的生命，即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作为反思对象的死板的抽象物。但胡塞尔的现象学却无法做到，它仍然是一种理论，仍然用传统的理论态度来对待所处理的事情，即把某种对象化加于事情，而现象学究其本意关心的是非对象性的事情。现象学的方法基本还离不开理论反思，现象学的描述实际是一种“反思的描述”，[3]反思总是会将某种完整的生命之流静止化和碎片化，使活生生的东西变成僵死的东西。 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那托普（Von Paul Natorp）就因此向现象学提出两个质疑。一、 在反思中我们不再正经历着生命，而是在静观它。我们从外面来说明生命经历，把它从当下的生命经历中挖出，就好像挖进汹涌澎湃的生命经历（Erleben），从中多少掏出一点东西。那托普说这是要“让生命之流静止”。[4]．那托普的第二个质疑是，现象学声称只是描述它看到的东西，但描述总是将事情纳入一般概念，使之归属某种抽象。这样，有待描述的具体的当下的东西就通过这描述进入了抽象的语境中。没有直接描述这样的事，因为任何语言表达都要把事情一般化和对象化。[5]因此，哲学要真正成为前理论的元科学，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处理和表达流变不居的生命的事实性，或者说事实的生命？ “形式指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而提出的，它为海德格尔提供了解决这个似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的方法论武器。如上所述，这个难题的症结在于： 如何使现象在被描述和表达时不失去其鲜活性。在1919—1920年冬季学期的课程《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6]海德格尔开始讨论前理论的元科学如何接近它的研究领域，使得生命本身不至于被从生命之流中“掏出来”，失去了其活生生的经验结构。在那里，他第一次提到，他是以形式指示的方式来源始地使用“生命”这个概念的。他这么做，是要反对一种物化的哲学。[7]他又说，像“生命、生命经历、我、宾格的我（mich）、自我”这些概念不能把它们单义地固定下来，“它们只是暗示某些现象，它们指入一个具体领域，因此，它们有一种纯粹形式的特征（‘形式指示’的意义）”。[8]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并不表示事物的共相、普遍特征、本质或意义，不是事物的一般化或抽象，而只是一个索引，从形式上指示一个具体的生命领域，它们的意义有待具体的生命经验不断来充实。
读02:形式指引、指月、概念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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