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只有旱季和雨季的国家呆了几年，回国后，我再一次对四季感到茫然，尤其是广东的四季，它好像已经从四季浓缩成了两季。夏天和秋天勾搭在一起生下阴晴不定的热天，冬天和春天鬼混得难分难解产下反复无常的冷天。这两个天都完美地继承了各自父母的优缺点，并不约而同地往变幻莫测的方向发展。

　　热天还好，为着那各种口味的冰淇淋，我可以原谅凶神恶煞的烈日对我白皙的皮肤犯下的种种丧心病狂的罪行。

　　而对冷天我实在喜欢不来，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无特色的要数我讨厌下雨。

　　起床和雨天出门绝对是冷天最痛苦的两件事情。

　　在看到梁力那一脸无聊至极，生无可恋的呆滞表情时，我突然觉得雨天出不了门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在广东，如果你想无病无痛地度过一个冷天，必须留意天气预报。

　　在我苟延残喘的那点记忆里，小时候的广东冷天还是挺正常的，它非常专一地一冷到底，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上一秒热情如火，下一秒冷若寒霜，再下下一秒又温柔似水，完全是古时候千金小姐任性乖张的性格表现，其反复无常的变脸程度表明这个千金小姐很可能已经进入了更年晚期。

　　对广东的冷天同样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的人从来都不止我一个。

　　例如梁力，例如诺哥。

　　自从一个星期前从田里烤完红薯回来，就一直断断续续地下雨，气温降到了七度。

　　我发誓我已经很多年没被这样低的气温迫害过了。

　　经过那天后，梁力被汉堡包和薯条收复了十多年的美国胃口，突然就对只见过一次的叫花鸡举起了白旗宣告投降。

　　从此梁力跟我日常聊得最多的话题也从追问他的被揍史转为了什么时候再烤一次叫花鸡。

　　聊起只有过一面之缘却从此魂牵梦萦的叫花鸡，梁力那厮眼中春意盎然，笑得一脸淫贱，致使他问我“什么时候再烤一次叫花鸡”的时候，我听成了“什么时候再去喝一次花酒”。

　　同为被伍女士的霸道厨艺折磨得一到饭点就食欲全无的可怜人，我对他这种情况表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毕竟我的被折磨历史比他的要漫长，随便一写就堪比一部民族血泪史。

　　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古时候的男人总放着家里正儿八经的发妻不顾，非要到外面拈花惹草，除了男人骨子里面的风流因子在作怪，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其发妻太古板无趣，这种缺乏灵活性的性格短期内无伤大雅，时间一长就会让伴侣觉得乏味无聊。

　　例如伍女士做的菜，完完全全就是上面的发妻品质，不仅无趣，而且无味。

　　所以逼得我和梁力双双出逃去拈薯惹鸡了。我还好，毕竟在广东长大，早被广东林林总总的街头美食训练得即使心似狂潮也能面如止水的境界，像梁力那样轻而易举就被一只平平常常的叫花鸡俘虏了的事情，我是绝对干不出来的，这对广东人来说绝对是彻头彻尾的耻辱。幸好这厮是美国长大的，要丢也是丢美籍广东人的脸。

　　作为一个资深黑暗料理专家，我真的没有底气去回答梁力提出的“什么时候再去烤一次叫花鸡”的问题，这比“什么时候再去喝一次花酒”的问题更讲究专业知识和天时地利人和。

　　于是我把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抛给了有厨师证诺哥。

　　诺哥信誓旦旦地回复，“明天再去占领一片田地。”

　　可惜二月的老天爷毫无成人之美的自觉性，当天夜里就下起了大雨。

　　翌日醒来雨还在下，出门一看，梁力差点没嚎啕大哭起来，村前的田地已被雨水浸没了大半。

　　“我靠！我的叫花鸡啊！”梁力哀嚎了一声，用英文飙了几句粗口，就差没对老天爷竖起中指。

　　吃不到的叫花鸡就成了梁力腿上一截患了风湿的关节，一到雨天就疼，暴雨时期尤其疼。

　　雨一连下了好几天，梁力的腿也疼了好几天。

　　对叫花鸡的执念促使他跟老天扛上了，这厮搬了两张椅子跟诺哥一左一右坐在门前，如哼哈二将，手中烟没停，偶尔对天骂两声。梁力死死地盯着远处的水田，目中凶光令我觉得他一定是把自己代入成一架抽水机，认为只要死盯着水田就能凭意念把田里的水抽干。

　　直到一个雨后的早晨，轰隆隆的打田机在远远近近的水田出没，梁力没见过这种机器，但似乎预感到不好的事情，顿时一脸紧张地问我，“姐，他们这是在干啥？”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打田啊！很快就播秧插田了。”

　　“可是我的叫花鸡还没吃着啊！”他白痴地说。

　　“吃不上了，地里起码有几个月的时间都是水田状态。”几个月后，新肺大概已经结束，这娃飞回老美的怀抱继续挥霍年华，估计一下就能忘了中国某名不见经传的农村那只吃不到的叫花鸡给他造成的伤痛。

　　“天啊！”梁力仰天大叫了一声，惊起了竹林中一群鸟。

　　大概知道与心心念念着的叫花鸡再无相见之日，他终于也放弃了骂天，现在提起“鸡”字也能平心静气，只是偶尔的一脸怅然若失，像极了在思春期恋爱未遂的少年。

　　这个时候，我特么想揍诺哥一顿，谁说叫花鸡非得在冬日的干田上才能烤？没吃过叫花鸡，难道还没看过武侠小说吗？梁力与叫花鸡之间差着的仅仅是一本武侠小说的距离好吗？

      偏偏只有那小子不知道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