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孔子认为，《诗经》是由西周时期一个名叫尹吉甫的乐府官员，从民间采集、编辑、整理而成的，其中所收录诗歌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

孔子得到这部诗歌经典后，又对其加以修订，最终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

《诗经》里共有305首从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诗歌，里面的内容从草木鸟兽、男女情爱，到田园牧歌、人世百态，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就仿佛一卷恣意烂漫的文化地图，在长达3000年的漫长岁月里，不断滋养着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诗经》诞生的那个时代，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也相继发展出了各自的文明。但在所有文明古国里，能把古老的血脉传承至今的，只有我们中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经》等文化古籍赋予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因此，通过解读《诗经》，我们可以了解植根于我们血脉深处的一些东西，从而破译让华夏文明延续至今的文明密码。

孔子实在爱极了《诗经》，他曾对弟子们曰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还觉得不过瘾，又单独对儿子孔鲤曰了一次：“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好好诵读《诗经》，以后出门一说话，别人就能听出你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然而，燕京大学毕业生，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李辰冬却在自己的著作《诗经通释》中，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

《诗经》并非诗歌总集，而是那位西周乐府官员尹吉甫一人之作！孔子将原版《诗经》修订成《风》《雅》《颂》三篇，这一举动才是后人理解诗义的最大障碍！而所谓的“诗三百”，完全可以重新编排！

这一结论虽然惊世骇俗，但却是李辰冬一字一句读通之后，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

李辰冬彻底跳出了前人的窠臼，他把《诗经》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立足于《诗经》本身，去寻求其内部的规律，进而归纳出数条研究法则。随后，李辰冬运用这些法则，对每一篇诗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并从历代文献中，追究《诗经》中出现的所有地名、时间、人名、事件、名物、制度、风俗，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最终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全新发现。

李辰冬将同一个字贯通来解释，同一句诗贯通来解释，同一个地名贯通来解释，同一个人名贯通来解释，同一个名物贯通来解释，同一件史事贯通来解释，篇与篇贯通来解释，最后以尹吉甫一个人的事迹贯通来解释，故谓之“通释”。

通过这种前所未有的《诗经》研究方法，最终，李辰冬的种种发现连缀成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通晓，《诗经》中不仅包含着一部周宣王复兴史与周幽王亡国史，同时也是尹吉甫的自传。

李辰冬用严谨的考据，向我们一点点阐述了这位被埋藏了两千多年的诗人，是怎样用一部《诗经》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

尹吉甫是卫国人，周宣王二年时，他被卫国国君赏识，出任良人一职，负责主持礼乐。宣王三年时，尹吉甫随卫武公的次子孙子仲出征陈国和宋国，凯旋归来后，与孙子仲的女儿订立婚约，《诗经》中很多缠绵悱恻的爱情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如《召南·小星》《郑风·子衿》等。

宣王四年，尹吉甫奉命到陕西韩城把韩侯迎接到镐京，朝见宣王后，又把韩侯护送到位于河北固安的新韩城。在此期间，尹吉甫作了大量歌颂韩侯的诗篇，如《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等。

宣王五年初春，尹吉甫随卫国国君赴镐京勤王，合力西征蛮夷。宣王六年初春，他又随宣王南征徐戎，八月间，又随方叔征伐蛮荆。一路逢山祭山，逢水祭水，写了很多歌功颂德的诗篇。如《商颂》《兮甲盘铭》等。

宣王七年春，尹吉甫随申伯到谢国赴任，同时安定申国、甫国与许国。在此期间，他与新婚妻子仲氏在许国一带四处游玩，留下许多美妙的诗篇，如《王风·扬之水》《秦风·蒹葭》等。

宣王七年春，尹吉甫随仲山甫到齐国迎娶庄姜，并把她护送回卫国。宣王八年到十年间，尹吉甫又领命东征，恢复鲁国的土地。结果等他回来时，父母不喜欢仲氏，又给他娶了一个新妻子，把仲氏赶走了。这让尹吉甫非常悲愤，写下了《邶风·日月》《邶风·匏有苦叶》等一系列充满伤感和离愁的诗篇。

宣王十六年，卫武公即位，尹吉甫写了一些歌颂的诗篇。宣王二十五年大旱，尹吉甫的父母也死在这场天灾中，《云汉》与《蓼莪》就是作于这一时期。

周幽王四年，西戎作乱，侵至犬丘，镐京危急。尹吉甫随伯氏西征，结果伯氏刚愎自用，导致惨败，还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尹吉甫身上。此后，尹吉甫被逐出卫国，在自己的故乡南燕郁郁而终。《王风·黍离》《小雅·谷风》便是作于这一时期。

总而言之，在李辰冬看来，《诗经》是一部有个性的作品，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也是一个人荡气回肠的自传。他的所有结论，都是从《诗经》本身出发，每一个证据，都源于《诗经》最深层的内核。他对《诗经》的解释，从古到今，独此一家，让人读后颇有收获。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李辰冬因离经叛道的思想和观点，在学术界招致了许多冷眼。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得到了梁实秋、田培林、巴壶天、李曰刚、徐高阮、虞君质、穆中南、赵友培、王德昭等一众文化大师的支持和力挺。

其实，世人之所以不敢相信李辰冬的见解，是由于普罗大众受《诗谱》《毛序》《毛传》《郑笺》《诗集传》的束缚太深，不肯轻易走出自己认知的舒适圈，去接受一番思辨的洗礼。

但若是我们敢于打破前人思想的束缚，就能从《诗经》本身发现许多原理和法则，到那个时候，一个新世界、一个新境界就显现在我们眼前了。这便是李辰冬撰写这本《诗经通释》的本意，正如香港文学大师黄国彬所说的那样：

到了李辰冬先生的《诗经通释》，两千年来笼罩着《诗经》的翳障才全被扫清，千百年来的问题诗篇才有了明确合理的诠释。在《诗经》研究史上，如果郑玄、朱熹是牛顿，马瑞辰和姚际恒是普朗克，那么，李辰冬就是爱因斯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