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时很喜欢读董桥的 《英华沉浮录》。记得里面有这么一段：

《时代》杂志已故集团总编辑 Hedley Donovan 谈传媒操守与责任，要求的是 warmth without sloppiness; sharpness and snap without cruelty; worldliness without vulgarity﹙温馨而不伤感﹔尖锐而不凉薄﹔入世而不低俗﹚。 这是优质媒体的晨钟暮鼓。

物换星移，人人皆可发声的 Twitter 时代，民主是民主了，可是传媒的总体品质却殊难保证在一定水准。注意力稀缺的年代，媒体对新闻报道的处理手法似乎是越来越倾向于敏感、刺激、煽情，以夺人注意力。 温柔敦厚的 “温馨而不伤感﹔尖锐而不凉薄﹔入世而不低俗” 也还是有，但是有可能埋在一堆肤浅浮躁甚至癫狂的声音下面，相对比例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不知何时起几乎已成一种古典韵味。

如果只是行文风格，修辞手法，甚至思维方式的庸俗化，充其量也不过是 matter of taste，还不至于上升到 “操守” 的层面。 最近读 Helmut Schmdit 的 Außer Dienst: Eine Bilanz，里面多处谈到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倒是值得 outline 一下（译文有参考许文敏小姐的译本，我有精简句子，不少地方根据德语原文，按我自己的理解译出）。

*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是既对立又并存的。 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存在。可是他们彼此没有好感，而且潜意识中互相猜忌。 但他们至少在两点上具有共性： 首先, 他们今日所言所写的观点或者事件因果，是他们明天甚至后天才能透彻了解的； 其次，他们都负有这样的使命： 尽力吸引自己的受众，尽可能令他们信服。 双方是以使出浑身解数，争取选民的支持，或者争取发行量和读者关注。这两种职业都属政治类别，网罗的人员从职业政客到犯罪分子。
….
我在国内外都认识了许多这样的记者，他们基于社会责任感，对于手中所握的某些消息，保持沉默而不立即公开。譬如，1969 年底我刚刚当上联邦德国国防部长时，发现了一个正在准备的军事计划：修建一条横穿德国的核地雷带， 一些地雷孔都已经钻好了。 军方想阻止外界对其核防卫能力的政治监控，所以有关计划甚至对联邦议会都保密。有几个记者获悉了这些核地雷的消息，但都保持沉默。他们后来得知，我与美国国防部长 Melvin Laird 悄悄地停止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并宣布撤销这些计划，还罢免了有关军方领导，此时，这些知情的记者依然保持了沉默。如果这些计划当时被曝光的话，那不仅在德国会引发民众的恐慌和骚乱，而且会恶化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正是基于社会责任感，没有哪一位记者在大众媒体中披露此事。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从东德监狱买犯人的事。这是一项经联邦政府审批，由最年轻的内阁部长一手策划并长期进行的一项秘密计划。一些记者知道了这个秘密。如果他们把这件事公之于众，那么 Erich Honecker 会尴尬难做，而这项计划肯定就此夭折。第三个例子就是，派遣德国反恐部队去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机场的事，也被少数记者偶然获悉。如果他们立刻在报纸上披露消息，那么营救行动就有可能失败，许多人有可能丧生。

有些记者出于虚荣心或者为了增大发行量，喜欢越界，爆人隐私，也因此经常伤及个人。尤其是有些大众媒体热衷于把一些小道消息随意夸大，制造所谓轰动性丑闻。人们也许还记得，2005 年，一些记者（也有一些政界人士）如何炒作刚刚离职的施罗德加入俄国能源公司 Gazprom 董事会这件事。也许，施罗德应该先等上一两年。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舆论如此炒作有些过头。*

一方面，公众知情权圣神不可侵犯。而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过分相信公众理性。在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从长远看，大多数人的选择或者判断未必是当时的最优选择。所有人都参加的讨论，并不一定辩出一个更好的结果。 是不是留给小部分更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内里乾坤的专业人士更大空间， 让他们安静地做出更为理性更符合历史逻辑的决定？涉及重大政治事件时，传媒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什么都说？就是说，怎样说？个人以为需要深厚的修养，经验和良心去判断。说还是不说，以及怎样说，这才是对 “操守” 的考验。

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这是个人人被观察被报道，同时也是人人都可做 big brother 的言论空前民主的时代。开一个网志或者 Twitter， 人人都可以是 “传媒” 工作人员，而相应的专业修养和训练又不可能人人都具备。所以，哗众取宠，或者煽风点火以夺人眼球的事越来越普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如果真如施密特先生所说，政治和传媒是个唇齿相依的关系，在今天空前民主的传媒就是这么个现状和发展趋势，那么政治 （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政治） 的渐渐去精英化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是福是祸，恐怕大家也是要等到 “明天甚至后天才能透彻了解”。

（原文写于 2013 年 10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