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清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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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清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是《周颂》的首篇,即所谓“颂之始”。现代学者多以为此诗是洛邑告成时,周公率诸侯群臣告祭周文王、致政周成王的乐歌,通过对告祭致政祀典的礼赞,表达了对周人祖先功德的感谢和企盼德业永继的愿望,强化了周人天命王权的神圣理念,标志着周代立子立嫡宗法制的最后确立。全诗一章,共八句,既是赞美周文王功德的颂歌,也是西周王朝举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动通用的舞曲。
作品名称:周颂·清庙
作品别名:清庙
作者:周公旦(存疑)
创作年代:西周
作品出处:《诗经》
作品原文
周颂⑴·清庙⑵
於穆清庙⑶,肃雍显相⑷。
济济多士⑸,秉文之德⑹。
对越在天⑺,骏奔走在庙⑻。
不显不承⑼,无射于人斯⑽![1]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周颂:《诗经》中“颂”部分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颂是祭祀宗庙的乐歌,不仅配乐,而且还有舞蹈。周颂部分今存三十一篇。
⑵清庙:清静、清明的宗庙。
⑶於(wū):赞叹词,犹如现代汉语的“啊”。穆:庄严、壮美。
⑷肃雝(yōng):庄重而和顺的样子。显:高贵显赫。相:助祭的人,此指助祭的公卿诸侯。
⑸济济:众多。多士:指祭祀时承担各种职事的官吏。
⑹秉:秉承,操持。文之德:周文王的德行。
⑺对越:犹“对扬”,对是报答,扬是颂扬。在天:指周文王的在天之灵。
⑻骏:敏捷、迅速。奔走:疾行。
⑼不:通“丕”,大。承(zhēng):借为“烝”,美盛。
⑽射(yì):借为“斁”,厌弃。斯:语气词。[2][3][4][5][6]
白话译文
美哉清静宗庙中,助祭高贵又雍容。
众士祭祀排成行,文王美德记心中。
遥对文王在天灵,奔走在庙步不停。
光辉显耀后人承,仰慕之情永无穷。[3]
创作背景
关于《周颂·清庙》的背景,《毛诗序》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也。”郑玄认为此诗作于周公摄政五年。《郑笺》云:“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成洛邑,居摄五年时。”但对此历代学者尚有争论。有人认为此诗作于周成王七年,也有人认为作于周昭王时期;有人说是周公所作,也有人说是周武王所作,还有说是周成王所作的。[2][3][4]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全诗只有八句,不分章,又无韵。开头两句只写宗庙的'庄严、清静和助祭公卿的庄重、显赫,中间的四句也只写其他与祭官吏们为了秉承文王的德操,为了报答、颂扬文王的在天之灵而在宗庙里奔跑忙碌。直到最后两句才颂扬文王的盛德显赫、美好,使后人永远铭记。全诗并非具体细致而是抽象简括地歌颂、赞美文王。而此诗的特点,或者说它的艺术手法也正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可谓匠心独运,专门采用侧面描述和侧面衬托的手法,使笔墨集中在助祭者、与祭者身上做文章。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是“肃雝”的,是“骏奔走”的,是“秉文之德”的,而又虔诚地“对越在天”,于是通过他们,使文王之德得到了更生动、更具体的表现。这种表现方法,比起正面的述说,反而显得更精要、更高明一些。
一般说来,《大雅》《颂》中的语言大都比较板滞、臃肿或枯燥,缺乏鲜明、生动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此篇,由于作者具体写了人,写了助祭者和与祭者,所以语言虽少而内容反使人感到既丰富又含蓄,字里行间也充溢着比较真切的感情。[3]
名家点评
周代孔丘《孔子论诗》:“(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
汉代伏生《尚书大传》:“古者帝王升歌《清庙》……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苟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焉。”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祀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始。”
宋代朱熹《诗集传》:“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乐歌。言:於!穆哉!此清静之庙!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执事之人又无不执行文王之德。既对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骏奔走其在庙之士。如此,则是文王之德,岂不显乎?岂不承乎?信乎,其无有厌射于人也!”
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愚谓此正善于形容文王之德也。使从正面描写,虽千言万语,何能穷尽?文章虚实之妙,不于此可悟哉?”[1][2][3]
参考资料
[1] 朱 熹.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2
[2] 李山 解读.诗经(节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357-358
[3] 姜亮夫 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44-646
[4] 王秀梅 译注.诗经(下):雅颂.北京:中华书局.2015:742-743
[5] 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499-500
[6] 周明初等 注释.诗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