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创作似乎比较节制，他不算是一个高产的作家。莫言说，余华的作品少我一半，影响力多我一半。影响力不谈，产量少一半是真的。

我几乎买了余华早期的所有作品，那时我很穷，所幸他的作品也不多。我现在还记得在21岁那年第一次读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那种震撼。他是典型的“出道即巅峰”，后续他的书，我看得少了，不敢评论他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是否超越过去的巅峰，如果不能，我也不会苛责，因为他的巅峰已经足够高了。

在2018年，《活着》单本销量突破200万册，是当年中国头号畅销小说，要知道，这本书在1993年首次出版，至今长销不衰，累计销量破2000万册，有力证明了经典的生命力，当然，也为余华带来了丰厚的版税收入。余华可以靠《活着》活着了。

余华的风格质朴简洁而有力，直抵人心。不过，不是人人都喜欢这种风格，韩寒就认为他的小说缺乏文采。余华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剖析自己：“我在文革中读完中小学，没好好学习也没上大学就开始写作。多年后有人赞扬我的叙述语言简洁，我说：那是因为我认识的汉字不多。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一位美国教授说我的语言很像海明威，我说：海明威认识的单词可能也不多。人生很奇怪，有时候从短处出发会走出长处来。”

对于《活着》这本书而言，文采不再重要。在动荡粗粝的大时代里，一个幸运的底层百姓，活着就已经足够艰难，更何况本书的主人翁徐福贵是一个被幸运抛弃，还被不幸追穷不舍的人，他和他的家人苦苦挣扎，各种致命打击接踵而至。生活的不堪，命运的狰狞，让文采在本书中显得多余。

徐福贵先后经历了内战、建国、三年自然灾害、三反五反，大跃进等重大社会变革，社会形态的巨变和家庭的巨变交织着进行，越来越衰老，却偏偏长寿的小人物，不得不面对，也不得不接受每一次的不知所措与悲痛。这是史诗般的境遇，但没有诗意可言。这本书名叫《活着》，其实，是一本死亡之书。作者冷静地展现了徐福贵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过程，昭示了死亡也是活着的一部分，尽管那是最残酷的一部分。

死亡的阴霾挥之不去，读起来，却并不会让人觉得透不气来，一方面余华很好地掌握了分寸感，把不幸的遭遇，融入到琐碎的日常生活中，降低了苦难的惨烈程度，另一方面徐福贵也有普通人的幸福时刻，尽管短暂，天伦之乐还是享有过。比如他娶妻；家珍给他生孩子；他的女儿凤霞出嫁等等。

个人的悲剧放到在大时代背景下演绎，反而显得不悲，我们看到了讽刺、荒诞和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那一代人的整体的不易。小说的脉络并复杂，以一个旁边者的视角，记述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的老人回顾自己倒霉的一生。我不想在这里讲述故事的梗概，没有细节的叙述，会大大损坏小说原有的魅力，也可能会让没有读过此书的读者丧失好奇心。

不过有一段戏剧化的情节可以说一下。一开始，徐福贵是个地主少爷，有房有地有钱，还娶了漂亮媳妇，他却嗜赌如命，输光了家底儿。没过多长时间，解放战争爆发，随后建立新中国，开展起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原先那个一穷二白的龙二，赢了福贵的田产房产，家资丰厚了，成为被打击对象，他不舍，生事，结果被枪毙。福贵却因为穷困，躲过灾祸，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分得几亩田地，一家人得以存活下去。这样的妙笔像是编造，而了解那个时代背景之后，就反而觉得无比真实，因为这样的事情可不止发生在徐福贵一个人身上。

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里这样写道：“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徐子东教授在一档文化节目中，谈到《活着》这本书，他说：书中只有厄运，没有恶人，主角很苦很善良，苦让人们产生了共鸣，善良又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话说的很平淡，却深刻地揭示了人们面对苦难时的双重心态，一方面要忍受着困境，另一方面又不放弃对可能的美好生活抱有些许的期待。也许作者想毁灭这种期待给我们看，但活着本身就值得期待，哪怕是悲惨地活着。

徐福贵的结局并没有特别之处，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只剩下一头同样年迈的老黄牛相伴。万千普通人的结局都是如此，丧失一切心爱的人和物之后，认命了，最后，独自悄然离开人世。徐福贵的一生真正印证了那句话：有人仅仅是活着就已经用尽了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