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王安石的反对派，我们很容易把苏轼的政治主张简单理解成节流。
当时从节流方向想办法的人占到绝对多数，这并不奇怪，因为谁都看得到北宋政府的浪费现象有多严重。
但苏轼很敏锐地发现：浪费当然是坏事，但问题是，节约的害处很可能比浪费更大。所以节流的办法，必须慎之又慎。
苏轼有一篇史论性质的短文《论养士》，特别值得一读，这一讲，通过这篇文章，我想进一步让你了解，以苏轼思想的深刻性和洞察力，把他看作一个诗人，实在是太委屈他了。
宋代“重兵聚于京师”，虽然有重兵屯集，但这些中央直属的禁军官兵实在好吃懒做、战斗力低下，所以被称为冗兵。
除了兵多之外，官员也太多了。宋代的科举录取率远高于唐代，中举的人多了，政府的规模就大了，所以被称为冗官。闲人实在太多，好歹要给他们安排一点事做，实在无事可做的话，那就只能没事找事了。于是，原本两三个环节就能解决的问题，要走十几个环节才能解决，成本大增，这就产生了冗费。
冗兵、冗官、冗费，合称“三冗”。
任凭北宋政府再怎么有钱，也架不住这样的开销，而“三冗”一经成型，就开始生根发芽，把财政负担搞得越来越重，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政府怕要破产了。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中国人的老办法就是节约。
既然是“冗”，那就精简体制嘛，这是两宋士大夫的主流意见。这种意见，第一符合常识，第二符合直觉，第三符合农耕经济的生活模式。
但苏轼的文章，从战国时代的养士风气说起：那个时代里，诸侯也好，贵族也好，争相延揽人才。
这些所谓人才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但只要做了诸侯或贵族的门客，天天都可以好吃好喝，也不用做什么事。单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每位公子供养的门客都有几千人之多。
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吃白食的蛀虫，给国家和普通劳动者增加了好大的负担。既然是蛀虫，当然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奸人了。
应该怎样对待奸人呢？苏轼讲出了一个反常识的观点：国家有奸人，就像鸟类里边有老鹰，野兽里边有猛虎，昆虫里边有蝎子一样，无论喜不喜欢，都是免不了的，只要让奸人和老鹰、猛虎、蝎子一样各安其位也就是了，如果非要斩尽杀绝，那就大错特错了。
考察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六国虽然打不过秦国，但存续了很长时间，秦国虽然统一了六国，但只传了两代就亡国了。之所以会有这种区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国让奸人各安其位，秦国对奸人斩尽杀绝。
苏轼归纳出来，社会上有智、勇、辩、力四种人，也就是聪明人、勇士、口才好的人和武力值高的人，他们天生就比普通人强，不会甘心去做普通劳动者，也不甘心过一辈子穷日子，所以聪明的统治者会把富贵拿出来和这四种人共享。他们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做，但只要安安稳稳地满足于吃白食，整个社会就能太平无事。
这四种人虽然各有特点，但统治者会用单一的方法来安置他们。战国时代，这个方法是门客制度；魏晋时代，这个方法是九品中正制；从隋唐到宋代，这个方法就是科举制。
这样做的好处，只要看看战国和秦朝的历史就能知道：战国的国君虐待百姓，残酷的程度并不比秦始皇轻，但百姓从来不会反叛，这正是因为百姓当中那些出众的人才都已经做了门客，被好好供养起来了，剩下那些资质平平的人，就算想反叛，也没人可以带头，所以六国才可以在秦国的重压下延续很长时间。
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国家不但不养门客了，还大搞法治建设，认为人才不重要，官吏只要会照章办事就足够了。这样一来，智、勇、辩、力这四种人就只能种田去了，但他们真能这样苦熬一辈子吗？这样的安排，就像把上百万的猛虎、豺狼放归山林，却不让它们吃饱喝足一样，它们迟早会翻回头来吃人。
苏轼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见解，首先因为他很有务实精神，并不会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满怀感动地把科举制度单纯理解成儒生与皇帝共治天下。
其次是因为他有“近人情”的态度，对统治者也能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理解，心里很清楚帝王治理国家，本质上就是富家翁管理家业，好的政治并不真的是让帝王成为圣人，断绝私心，全心全意为天下万民谋福利，而是争取使帝王利益和万民利益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让所有人可以共赢。
再其次，还是因为他的哲学高度，他把一个核心的哲学概念“一”理解为“整体性”而不是“统一性”，所以才能看到“局部的恶”正是“全体的善”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样的哲学观念很接近古罗马哲学里的斯多葛主义，马可·奥勒留皇帝的名著《沉思录》就是以这套观念为核心的。我觉得，苏轼研究易学，对“一”的理解和斯多葛主义高度相似。
在中国哲学里，很多重要概念其实都很模糊，“一”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人对“一”有特殊的偏爱：国家要统一，政权要大一统，皇帝必须“天无二日、民无二君”，连风俗都必须整齐划一。这样的“一”，就是“统一性”的“一”。
统一性里边，留给多样性的余地有常规和极限两种：常规的余地就是“君子不党”，最大的余地就是“君子和而不同”。
这两句都是孔子的意见。所谓“君子不党”，“党”的意思是利益集团。君子操守意味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有小人才会组成利益集团。所以君子提出的任何意见，只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人。
今天的“党派意识”这个词是舶来品，没什么贬义，但在古代中国，“党”是个贬义词，凡是组成党的，只有“奸党”，并没有对应的“忠党”，和“结党”搭配的词就是“营私”。在苏轼和王安石的对立当中，彼此互称新党、旧党，这都是泼脏水的标签。
即便是明朝著名的东林党，也不是东林党人的自称，而是政敌给他们的贬义称谓。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想说明君子也可以结党，但这篇文章毕竟没能转变主流观念。在主流观念里，结党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叫作“同”，所以才有“党同伐异”这个成语。
“同”是小人的特质，至于君子，必须“和而不同”，苏轼在万言书里有两句话：“和如和羹，同如济水。”
意思是说，“和”就像做菜，酱油、醋、盐、糖、料酒，各有各的味道，经过组合搭配，形成菜肴的美味，“同”就像划龙舟，所有人的动作整齐划一，就像一个人一样。
在苏轼看来，王安石搞的就是“同”的一套，把小人属性暴露得淋漓尽致。可见王安石理解的“一”，就是极端的统一性。
苏轼理解的“一”，比“和”更进一步。
在“和”的概念里，如果做一道菜，菜谱绝对不会像下面这样：酱油50克，料酒30克，味精少许，砒霜少许。而在苏轼的作为整体性的“一”的概念里，砒霜绝对占据着一席之地。
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如果非要把假恶丑斩尽杀绝，那就会像秦始皇那样，让智、勇、辩、力四种人得不到安定的归宿，只要法网稍有松动，这些人就会兴风作浪。
难道就该把他们供起来，让他们吃白食吗？从正当性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应该，但只要务实一点来看，这就属于“必要的恶”，虽恶但有必要。
接纳“必要的恶”固然不好，但问题是，剔除“必要的恶”只会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