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历史从来都带有某种“原罪”，比如人们在内心深处会有着一定质疑，我们今天看到历史真的就是当年的真相么？而且大部分历史作品因为体例所限，内容形式不免枯燥，与读者有着天然的距离。上述情况或者说瓶颈也同样适用于艺术史，加之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的专业性给艺术史的传播带来更多障碍，突破这种瓶颈对于艺术史自身而言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拉迪米尔•斯穆贾和女儿伊万娜•斯穆贾一同创作了一部叫做《疯狂艺术史》的漫画，以欧洲漫画特有的幽默诙谐的腔调演绎出一部非常轻松的历史作品，这对儿父女起初的意图也许很简单——其实艺术史可以很好看。
当然，要实现这种“好看”并不简单，《疯狂艺术史》作为一部另类的历史作品，必须实现形式、内容和思想的某种平衡，其前提是首先要做到史料的丰盛翔实。这部别开生面的艺术史用漫画的形式，以少女鲁娜和一只名叫文森特的猫作为线索人物，将读者带入欧美艺术史的长河，从拉斯科洞穴到西斯廷教堂，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到巴洛克时期的阿姆斯特丹，从路易十四的宫廷到江户时期的日本，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到“二战”时期的西班牙……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丢勒、布吕盖尔、鲁本斯、委拉斯凯兹、埃尔•格列柯、伦勃朗、维米尔、戈雅、莫奈、梵高、蒙克、毕加索……这些艺术史上地标式的大师逐一登场，不曾错漏，客观地说，从史料的丰盛程度来说，斯穆贾父女做的已经非常到位了。
然而，这还远未结束，斯穆贾父女在具体叙事中对历史上的大师们是完全“零距离”的，他们让鲁娜和文森特穿越到当年，就来到大师们的身边，直接参与到那些艺术史的“大事件”中，向读者揭示他们创作才能背后的玄机，揭示那些旷世名作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样的叙事格调和方式方法不由让人想起金庸老先生的《鹿鼎记》，那是金庸武侠的封刀之作，如果说《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开辟的新武侠时代的滥觞，那么《鹿鼎记》便标志那个时代的终结。在很多人看来，金庸先生以《鹿鼎记》“封刀”实在匪夷所思，至少在文本风格上让人很难接受，金庸先生原本可以借《鹿鼎记》中康熙盛世的宏大史料背景，不设定韦小宝那样的反侠者角色和与《疯狂艺术史》一样的叙事腔调，写成一部严肃的《鹿鼎英雄传》，从而与《书剑恩仇录》的风格对接，为自己的小说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只是，金庸先生并没有那样做。
在某种程度上，格拉迪米尔•斯穆贾所处的情况与金庸先生是类似的。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艺术家生于前南斯拉夫，1982年离开祖国迁居瑞士，正式成为画家，涉猎十分广泛，在油画、素描、漫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一生都对艺术抱有无尽的热情。这样一位对绘画艺术充满着虔诚的画家，在其人生的后半程，也同样想用一部充满颠覆感的《疯狂艺术史》实现自己在艺术追求和哲思方面的某种顿悟。这种颠覆或者顿悟首先就表现在将以往高高在上的大师们拉下神坛，用完全私人化的视角重新对其进行解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被誉为史上最著名的女神之一，然而当鲁娜和文森特穿越至达芬奇身边，却发现这位蒙娜丽莎原来是达芬奇的女仆，而且很有些“女汉子”味道，她动辄就拿达芬奇的笔记生火，会把两只大脚支在达芬奇精心制作的模型上，丝毫不以为意……伦勃朗是一位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画痴”，他把自己那座带阁楼和地下室的四层楼只卖了四个弗罗林；双耳失聪的戈雅实际上是一位严重的精神分裂者，深受自己的幻视和幻听的折磨；毕加索也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玩世不恭，反而更像是充满着激情的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
这种对“大人物”性格甚至隐私的揭示，是一种对历史严肃性的消解，从而一下子拉近了历史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这样的情况在《鹿鼎记》中表现的极为突出，千古一帝康熙爷变成了有着常人喜怒哀乐的“小玄子”，收复台湾的千古功臣施琅却也有向韦小宝行贿求官的一面，而建宁公主却是一个有点心理变态的施虐狂兼受虐狂……但仅仅如此，《鹿鼎记》式的历史演绎也绝不可能成为让无数读者深深沉思的经典，更为重要的是《鹿鼎记》在基本史实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了一种对历史的再创作。康熙智擒鳌拜、吴三桂的最终反叛、台湾郑氏的复明斗争与失败、中俄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之事，而金庸先生只是将其中的过程进行了一种幽默的演绎——让韦小宝成为现场的历史见证者甚至是创作者。
这一点在《疯狂艺术史》全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是这部另类艺术史最明显的文本特征和成功之处。穿越时空的少女鲁娜和猫咪文森特见证了雅克-路易•大卫是如何在1793年创作了《马拉之死》；也见证了法国最重要的浪漫主义画家之一的欧仁•德拉克罗瓦是如何创作了《自由引导人民》；看到了荷兰最伟大的油画和版画家伦勃朗是如何在1641年完成了最高艺术成就——《夜巡》；鲁娜与饱受焦虑症折磨的爱德华•蒙克同处一室，亲眼看到这位天才画家如何被自己《呐喊》中扭曲的人像所折磨；倾听了附于樱花树的葛饰北斋经历了怎样的苦痛折磨，才创作出了日本近代艺术的代表——《神奈川冲浪里》；鲁娜甚至去当了两回伟大的荷兰画家扬•维米尔的模特，却成为旷世名作《倒牛奶的女仆》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原型。
是什么促成了《疯狂艺术史》这种“现场感”十足的精彩，这就又回到开篇我们曾提到的那个问题，人们为何总爱揪着历史的真实性不放，那是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绝大部分历史的结果，却无法得知其中的具体细节，而这反倒给《鹿鼎记》和《疯狂艺术史》留下了完全展开演绎翅膀的机会和空间。比如，康熙智擒鳌拜本是历史,算得是康熙临朝之初的一件大事,连正史都有记载，可在《鹿鼎记》中是完全演绎化的：先是韦小宝与康熙的巧遇和练武，然后是康熙与韦小宝合谋以12小太监与鳌拜戏斗,想以此法擒捕鳌拜，但满洲第一勇士力大无穷，危急时还是韦小宝撒香灰、砸香炉，才算把鳌拜制服。但是，读者在读到此类情节的时候绝不会对这种大胆的演绎嗤之以鼻，只会大呼过瘾，因为正史只是记录了鳌拜被擒的结果，其中的过程如何谁也不曾亲见，可以说《鹿鼎记》式的演绎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合情合理”的历史想象。
而斯穆贾父女的《疯狂艺术史》也正是用这种《鹿鼎记》式的演绎，给自己留足了对艺术史大胆想象的叙事空间。世人皆震撼于巴洛克时期的大画家委拉斯凯兹的《宫娥》，因为在那幅画中空间技巧登峰造极，画家与国王夫妇一同入画，国王夫妇好像置身在旁观者的微妙位置，而在斯穆贾父女的演绎下，这仅仅是因为画家是照着眼前镜子中的影像进行绘画的效果。而成为一个时代象征的《自由引导人民》，其创作过程更是很有些“无厘头”，德拉克洛瓦找来一群“群众演员”，却因为自己的肺病大热天也不让开窗，最后搞得“群众演员”们不欢而散。与此同时，在不停漏水的楼上，另一幅不朽的名作《梅杜莎之筏》正在“紧张”地创作中，德拉克洛瓦的铁哥们儿泰奥多尔•热里科却完全沉浸在画作的滔天海浪世界中迷失了自己。
毫无疑问，这种尺度相当大的演绎和想象确实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感，斯穆贾父女将自己的这部艺术史以“疯狂”命名也算名至实归。然而，读者在阅读这些桥段后，并未因为这些看似荒诞的想象而觉得愤怒，其原因正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是一种《鹿鼎记》式的历史演绎，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种循着规则的舞蹈。比如，斯穆贾父女将大画家戈雅演绎成与魔鬼签订了契约之人，甚至精神开始分裂，想象虽然不免大胆，但这与戈雅双耳失聪后开始逐渐探索一个充满幻觉与怪诞异象的内在世界是吻合的；将毕加索演绎成为仿佛充满着激情的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也和其在名作《格尔尼卡》中对法西斯表现的出离愤怒联系得十分自然；蒙克确实有着精神疾病，但其到底为何备受折磨是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因此将其演绎成被自己《呐喊》中扭曲的人像所折磨也是可以接受的。
格拉迪米尔•斯穆贾在谈到自己的这种演绎时说道：“我坚信历史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往事的谜团：面对历史的未解之谜，我试图通过想象之旅来探索它们的真相。”如果这可以作为《疯狂艺术史》诙谐幽默、想象大胆的创作缘起，那么要实现一种《鹿鼎记》式的演绎则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一点斯穆贾在创作《疯狂艺术史》的时候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践行。因为仅仅是在尊重历史大事件基本结果的基础上，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历史过程的演绎，《鹿鼎记》是不会也不应有着如今如此之高的文学地位的，更为重要的是，金庸先生将自己对历史的哲思融进了小说中。
在这部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封刀之作”中，对侠者形象的颠覆就像《疯狂艺术史》中对很多艺术大师形象的颠覆一样，然而真正奠定这两者文本价值高度的却是其对历史和艺术进行思索的深度。在《鹿鼎记》中，顺治要康熙对百姓“永不加赋”,并告诫他“能给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 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出家后的顺治是否真的这样说过，早已无从查验，这只是金庸先生传达的自己的历史哲思。而在《疯狂艺术史》开篇不久，斯穆贾就借达芬奇之口说出了自己一生艺术实践的所得，表述了自己对于艺术实质的深刻理解：
“艺术是在人类认知与想象之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一场旅行。只有不怕失去理性的人，才能找到揭示所有奥秘的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疯狂艺术史》有一个很突出的情节设计，就是鲁娜和文森特的艺术史穿越一直是在一根红线的“牵引”下完成的。从鲁娜被这根红线绊倒，与文森特一起跌入拉斯科洞穴开始，一直伴随着全书始终，鲁娜自觉和不自觉地顺着红线前行，找到了一位又一位名垂艺术史的大师。显然，这是一种相对生硬的情节串联手法，但确实非常有效，让人联想到《鹿鼎记》中忽隐忽现的《四十二章经》。然而，向全书更深处探索，我们不难发现如果红线的出现是一种情节发展的硬性需要的话，那么由达芬奇之口说出的那段话才是全书聚合各类内容的真正核心，是隐藏的另一条红线。
由此看来，正是达芬奇所说的“揭示所有奥秘的线索”，让无数大师名家为此无所畏惧，甚至甘心飞蛾扑火般投入一场场“认知与想象之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旅行。那是米开朗基罗仰望圣彼得大教堂穹顶时的如痴如醉，那是布鲁盖尔创作《巴别塔》时的全心投入，那是饱受折磨的格列柯扭曲的呐喊，那是一生坎坷的梵高不为人知的善良……艺术每每伴随着疯狂，所谓“不疯魔不成活”，无数大师就像金庸先生选择《鹿鼎记》“封刀”一般让很多人无法理解。因为大部分人总喜欢顺着显性的“红线”追求所谓“合理”的逻辑，他们自然不能明白，其实在大师们的内心，还有着另外一根若隐若现的“红线”，那是精神更高处，那是灵魂最深层，那才是他们生命的浣沙溪。
乞与安仁凉鬓霜，不须红线小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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