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如何定义，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我所理解与认知，现代国学起源可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经济战争，而不是政治战争，工业革命使西方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暴增，而受国土资源的局限又制约了其生产力发展。于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迫切需要一种基于全球化的经济模式，而清政府奉行的闭关锁国的保守主义治国方略，对外向型经济抵触的，排斥的。开放是一种进步的必然，如果不被内需拉动，就必然被外力胁迫。
于是，西方工业革命造就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清政府在异族刺刀的逼迫下敞开国门。创新、开放，与以儒家思想主导的保守主义治国方略产生激烈碰撞，西风东渐，新思想新观念不断冲击着淤积沉淀了千年的中华文明，于是有志之士提出“师夷人之长以制夷”，希望通过学习借鉴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来对抗文明入侵。在此过程中，有人将西方学术思想统称为“西学”，与其相对应，就出现了“中学”一词，这也是中国近代史对“国学”的第一次定位。
想我泱泱大国，祖宗文明浩如烟海，堂堂“国学”却以西方学术来命名，确乎是有失颜面的，于是有人提出以“国故”来定位国学。所谓国故，就是祖宗遗留下的，曾经存在过的文明沉淀。问题是国故一词过于笼统，自上古以来中华文明历经千年，不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有精华就必有糟粕，如何来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呢？
于是学术界提出第三个阶段的认知，将中华文明划分为国故与国粹，优秀的精华的称之为国粹，陈腐的糟粕的称之为国故，如今称为国粹的京剧不过百年历史而已，远远不能涵盖中华文明之万一。国粹一词，好则好矣，却依旧失之笼统，围绕何为“国粹”，何为“正统”，如何甄别界定国故与国粹的内容，从政治界、学术界与民间争论不休，百家言论之争甚嚣尘上，无法达成理论共识。
解放之后，学术界依旧对“国学”含糊模糊，限于当时国力衰微，政治运动频繁，饿着肚子争论学术问题毫无意义，于是传统文化被搁置冷落。这一阶段，有人提出“国术”一词，将中华文明，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圈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学术纳入视野，扩大了国学的外延，也使正统国学之争陷入泥潭。
近现代，西方汉学兴起。所谓汉学，就是西方研究中华文字、语言、文化、习俗的一门显学。史学界有“宋以后再无大汉论”，意思是宋朝被元所灭，而元乃外族入侵，发源自西周时期的正统汉文化脉络就此断裂。明朝虽为汉人统治，却沿袭了元朝礼制，几百年时间，汉文化破碎飘零，及至清军入关，又遭一轮外族践踏蹂躏，至此奄奄一息。直到新中国建国之后，有心重建而无力回天，当时国内文化研究陷入低潮，学术界一时间哀鸿遍野，西方汉学甚至鼓吹“中国大陆无国学论”，认为中华文明正统在当下中国之外的韩国、日本及台湾。
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民文化文明逐渐自醒而恢复自信，对中华文明重新审视与梳理，依据《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出国学定义乃“治国平天下之学”，拨云见日，正本清源，让中华国学从此进入全新高度。
中华国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根脉，以百家学说为枝干，以中华各民族文明为花叶的一株大树。自此，中华国学有了字正腔圆，扬眉吐气的精准定义，摧枯拉朽，涤荡尘埃，重现我中华文明之正大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