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缕冷风钻进被窝,一丝凉意把我从梦中搅醒。睁眼一看,屋内漆黑一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蛐蛐的叫声。透过叫声似乎有什么响动,沙,沙,沙……。再仔细一听,啊下雨了,这细微的雨声和蛐蛐的叫声,使我的睡意荡然无存。
现在秋播刚刚结束,这雨无疑将会对发芽和生长有益。明年的小麦可能又是个大丰收。
想到此,在农村插队时的风风雨雨,便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
在延安北部有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那里山峦层叠,沟壑纵横。一个小小的村庄,俨然屹立在高山之上。这就是我生活了将近三年的稍墕村。村里全部耕地都在山上,连生活用水都要赶着毛驴到山下去驮。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天吃饭。
这个村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很有名,陕北省委、西北工委曾经在这里驻扎。陕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26军和红27军在这里开了祝捷大会。这也是他们会师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大型总结会议。
那年农历二月底的一天晚上,在人们临睡前,稀稀拉拉的下起了小雨,这是开春以来的第一场雨,雨下了多长时间,降雨量是多少,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清晨,雨后的山区格外的晴朗。奇怪的是老队长马占山并没有安排春耕生产。
几天后真相大白,老队长那天早上一出家门,见到一位社员,担着一担黄土向村里走来。便问:“雨下饱墒了没有?”“只淋湿了地皮。”老队长没有进一步调查,安排了当天的生产。
其实这次雨下的并不少,近有三指(湿土),大约四、五十毫米。那位社员是在一个雨水很少淋到的墙根铲的土,因为天未大亮,造成了这一失误。
这里是沙粘土,那天中午又起了风,不到两天地就被耗干了。
天好像偏偏和人们做对,一连十几天没下一滴雨。眼看再不播种就要误了农时,一个荒年在威胁着这个村庄。
第一次春雨被轻易放过了,而现在社员们又是何等急切盼望着春雨的降临。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人们在无意中失去某一有利时机时,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价值,但是在尔后的生活中非常需要它,而又无法实现时,便会有多么迫切的愿望啊……。
在社员会上一位五十多岁的女社员杨国兰,很有见地的说:“天迟下(雨)的(话)早 不(会)下,人(能)等的天不(会)等。我们还是抢先播种,天迟早(都)会下雨的。”这一意见很快得到社员们的赞同,并且确定了抗旱播种的生产方案。
原来所谓的抗旱播种,就是在撒种子的社员后面,增加一个人踩土,这样就不会使刚翻出的鲜土很快被风耗干。
随着干旱的推移,土地越来越硬,犁出的土块也越来越大,到后来土块竟有大碗口一样大,用镢头敲也敲不碎。社员们的脚踝都被土块碰的青一块紫一块。要把土块敲散磨细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播种快结束时,绵绵细雨洒落在干旱的土地上,飞起了一层尘土。慢慢的土地吸饱了水分,变的松软了。也许是社员们抗旱播种的精神感动了“上帝,”这场雨下了整整两天两夜,结果种上的庄稼全部捉了苗。
在社员们辛勤的努力下,秋天获得了好收成。我看到社员们丰收的喜悦,感慨万千,如果没有社员们“抢先播种”的思想,没有抗旱播种的措施,没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就不会有这样的收成。
我们刚插队时,不懂任何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就安排和妇女们一起修梯田。不要小瞧这些妇女,稍墕的十几座山上的梯田,都是她们的杰作。特别是妇女队长南桂花、社员史秀云特别能干,很多男社员修梯田都比不过她们。
农忙期间就把我们安排去送粪,就是赶着十五、六匹马和毛驴,用羊毛线口袋装上粪,放到牲口背上,送到田间地头。一口袋粪有一百多斤,社员们先用力把装满粪的口袋抗到自己肩上,再用力摔到牲口背上。我个子高,力气也大,用一只手抓着口袋上面,一只手抠着口袋下面一角,两臂用力,直接就放到马背上。一天送好几趟,近百口袋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繁重的体力活,对我来说就轻松多了。所以我就成了送粪的专职社员了。
后来我也成了队干部,所以田间地头的工作都得体验。并且还让我包了一块地。就是种什么、怎样管理都由你来决定,秋后还要核算。
给我承包的一块地在一个山沟里,正当我不知道种什么好时,有个艾克祥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种谷子。在队干部的眼里艾克祥就是个落后分子,不好好干活还爱说杂话。但是我和他的关系很好。
当谷苗长了十公分时,山坡上面塌方了,溜下来的土把地埋掉三分之一。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时,艾克祥又给我出主意:补种土豆,他说溜下来的土虚,种土豆时多上一些粪,一定有个好收成。
秋收时,经过核算土豆的亩产达到了六千多斤。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承包任务。
同年秋播小麦期间,经常缺雨干旱的陕北,竟一反常态阴云密布秋雨连绵。这给播种带来了不少困难。也使我们的送粪工作变的十分艰难。
乌黑的云层缓缓从东驰来,又向西天荡去,雨时而密密麻麻,时而断断续续,我们的衣服淋湿了,又被身躯烤干,又被淋湿……,山路泥泞不堪,稍不留心便摔个跟头。盛粪的口袋吸满了水份,里里外外粘上了土粪。我们的身上到处都是泥粪。
就这样整整半个月的秋播都在阴雨天气中进行,直到播种完小麦天才慢慢放晴。
稍墕大队多年被树为县上学大寨先进大队,这和他们辛勤的劳做分不开的,也与他们先进的田间管理有关。在那样的山区小麦产量达到二百斤以上。但是他们的生活也是很艰苦的,很多人家粮食不够吃。
并不是他们打的粮食少,而是因为当时的各种因素决定的。因为是先进,上面来的干部多,各种会议也多,来的人都得接待。其中有一次将近二百来人的会议,开了三天。干部还能象征性的交点钱,交点粮票。参加会议的农村干部就什么也不交,这都得生产队补添。我们大队有七八个小队,主要还是我们这个小队搞的好。全村连我们知情一共173人,大队书记和副书记常年累月不在队里。他们出去的开消都的队里出,所以村里的负担很重。
其实那些来参观的、学习的 、开会的都是走马观花,并没有总结和学到什么东西,说实在话,都是混日子的。所以并没有把先进生产经验推广,反而给被学习的对象造成了负担。
我们知情的粮食是不存在问题的,因为都是单身,挣得公分也多,到是不少社员欠我们很多粮食。
离开那里已经十年了,我真想再到那里去看看。我只知道现在的陕北农村变了,每个村庄都盖起了不少新砖窑洞。农民都有了余粮,粗粮逐渐由细粮取代。不是那里的环境变了,也不是现在风调雨顺了的结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转变,是有了更加滋润、更加辽阔的小雨。
风吹着雨水拍打到窗户上,冲去了玻璃上的尘土,屋子里渐渐的明亮起来。
1985年10月10日于宝鸡